虽然何老幼年时候家境殷实，生活富足，但他同样经历过山河破碎、举家飘零的日子。卢沟桥事变后，淞沪战争发生，日本侵略者将战火烧到浙东。何老一家被迫到浙南严州、处州等地避难。几年以后，他们重返浙东时，抗日抗争尚在艰苦阶段，祖国哀鸿遍地，民不聊生，浙南各地除遭敌机轰炸外，疾病流行。诸如天花、鼠疫、疟疾、痢疾、伤寒、副伤寒、肺痨等急慢性传染病和各种杂病随处可见。正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何老深切感受到患者的痛苦和凄凉，在实际工作中克服重重困难，提升自己的医疗技术。
1942～1943年前后，日军毫无人性地使用细菌战，丽水、云和、龙泉除了各种急性传染病流行外，还有鼠疫流行。永康大轰炸后，何老转到龙泉，每天都能听到鼠疫病人死亡的消息。当时他初医不久，明知此病凶险，弄不好自己也将被传染上，但面对如此惨境，怎能袖手旁观？他为此查阅了大量的中西医资料，拟定治疗方法，恭身诊病，与当时驻龙泉的一个二战时国际组织医疗队合作，治好了很多病人。何老遵从清·余伯陶《鼠疫抉微》，认为鼠疫即《诸病源候论》所谓“恶核”。由于疫毒入血，瘀阻不行以致病，据此采用清热解毒、活血化瘀法。先期药用连翘、银花、板蓝根、蒲公英、生甘草、当归、桃仁等加玉枢丹，后期据《金匮要略》阴阳毒病，以升麻鳖甲汤及藏红花化裁，竟多得效验。当时医药条件落后，链霉素等西药是否问世姑且不论，即使已有，民间亦不可能得到。磺胺药亦稀少，且价昂难得。他们全赖中医中药，既能控制，又能治愈，足证中医药对急症重症有一定治疗威力。当时，无名高热不退，头痛类似重型流感等症流行一时，何老创制了治疗这种流行病的经验方“青苏散”，交到当地药铺，按方制作，价廉效高，也治愈了不少病人。
何老倾心为病人，及至退休以后更加如此。他严于律己，对于很多媒体的报道，都能推则推，推不过的则严加审核，坚决不吹嘘。同时，何老对病人默默奉献，答应病人的诺言一定兑现。而且，他爱憎分明，对现实中个别医生的做法直接批评，对一些小辈的懵懂无知则宽容大度，以自己的言传身教感化他们。“文革”期间，何老也受到很大冲击，但是他在事后没有一句怨言，反而在以后对那些曾经诋毁他的后学给予诸多帮助，让人感慨万千。
近年来，何老医术日进，声誉日隆，门诊病人络绎不绝，但他还是保持着谦虚的品格，急病人之急，想病人之想。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医院规定何老每周的门诊量为40人次，但实际数字往往是其两倍，多出来的病人都是远道而来但没有挂到号的，或者其他危重病人。何老诊病，都是亲自问诊、书写脉案和处方，每个病人诊病时间多在10分钟左右，所以从早上七点开始，往往到下午一点还不能收工，期间还不能用餐。有时候病人太多，学生不肯加号，何老知道后，总是用商量的口吻说：“要不，加一个么好叻？”其真挚之情让晚辈既感动，又心疼。
2000年以后，根据浙江医疗市场的实际情况，省中医药管理局、省物价局多次“督促”何老提高诊疗费用，但何老就是压住不提。他多次告诫学生，医生心里不能装太多的东西，病人生病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而且有些病人病程很长，买药的钱都不够，怎么忍心提高诊疗费用呢？何老的处方也是以取效为第一标准，价廉为第二标准，以此身先垂范。病人当中每有心结者，何老多能明察秋毫，在百忙之中耐心听其倾诉，不忍打断；每有重症绝望者，何老亦娓娓而谈，倾心鼓励；每有穷困病家慕名而来，何老多不收诊费，还提供方便。正因为何老医术精湛，医德高尚，很多病人都说：“只要和老先生说上几句话，疾病就好了一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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