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的医学和医疗状况

（一）古代东方的医学和医疗状况

1.埃及的医疗状况　公元前4000—前3000年，埃及形成了奴隶社会，已有了相当发达的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提高，医学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医生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渐渐出现。生活在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名医伊姆霍泰普（Imhotep），被认为是古埃及职业医生形成的标志。医生的行医受特殊法规的约束，倘若医生按照圣书条文医治而病人死亡，任凭控诉仍可无罪；若违背圣书条文，则可处死。

古埃及人崇拜许多神，万神殿里的诸神分别主宰着人体的不同部位。医生的专业分工也与此相关，分为眼医、鼻医、上呼吸道医、胃医、秃发医、肛门医等十几个专科。其对疾病的治疗，既有医生的合理用药，也有祭祀、祈祷、咒语和驱魔术等巫术性的方法。巫术方法补充着医药的疗效，医药的疗效又支撑着巫术的灵验。他们为了驱逐身体内的鬼怪，使用了催吐、下泄、利尿、发汗等方法，并已知灌肠法。古埃及人相信人死后能在另一世界继续生活，因而将死者遗体永久保存，约自公元前3000年已实行尸体干化法，用香料药品涂抹尸体，是为“木乃伊”。这对于人体构造的认识有很大的帮助，而且成为现代研究古代病理学的宝贵材料。由此积累了大量的人体生理和解剖知识，这些知识无疑为医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古埃及医生能做外科手术，能治眼疾、牙痛、腹泻、肺病以及妇科的许多疾病。他们用各种植物、动物和矿物配制药物。古埃及的医药学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些知识后来通过古希腊人对西方的医药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埃及古代用纸草文写成的医书，现存五六种。有名的是英国考古学家F.皮特里于1888—1890年在埃及发现的卡汗纸草书，写于公元前2000—前1800年，主要是妇科；史密斯氏纸草书约写于公元前1700年，主要是外科；埃伯斯氏纸草书约写于公元前1550年，主要是医学通论。

2.巴比伦的医疗状况　古巴比伦职业医生的出现约在公元前19世纪，公元前19世纪的《汉谟拉比法典》的记述中已明确认为医生是一种专门职业，并且记有此种职业医生（特别是外科医生）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若医生给奴隶做大手术，将他治死，应赔偿主人一个奴隶；若是毁坏了眼，则应赔偿奴隶的半价。若医生治好了一个骨病或脏器的病，收费5银币。

据巴比伦的医学泥版书记载，人体疾病可以按照患病的部位进行分类，其对中风、黄病、眼病、耳病、风湿病、皮肤病及性病的记述已相当细致。关于疾病的原因，则认为是由外来的魔鬼侵入人体所致。其对疾病的治疗，是以巫术、占卜、驱魔术为主要手段，同时辅以按摩、冷敷、热敷、灌肠和药物治疗。

3.印度的医疗状况　古印度医学的基本文献是《妙闻集》,记载了印度医生的诊病方法，除望诊、叩诊和听诊以外，还有闻声和尝味法。治疗方法的基础是饮食法，常用的方剂有吐剂、泻剂、冲洗剂、油灌肠、喷嚏剂。给药途径有口服法、含漱法、滴入法、尿道注入法。印度的整形外科较为发达，尤以鼻成形术较为完善，这可能与古印度的刑法典有关。按照《摩奴法典》，通奸者要被判以削鼻，受到处罚的人总会想方设法请求医生给予整治或再造鼻子。

《阿达婆吠陀》记载，纪元前就有了专门的职业医生，除了婆罗门医生以外还有一种医疗者阶层。印度的主医神是德罕温塔里（Dhanvantari）,它是众神的医生。《妙文集》称他为神医，得《寿命吠陀》与婆罗门，并传给妙闻和他的六个同事。至今，印度仍然存在着原始人的医疗。在印度的城市和乡村，到处可见门上悬挂着写有医生名氏的牌匾。这些医生坐在诊棚里，诊疗来来往往的病人。大多方法遵守古代妙闻的经书，仅有很小的进步。

（二）古代西方的医学和医疗状况

1.希腊的医学和医疗状况　自荷马时代开始，医生属于游走的手艺人，也不需要培训，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开业行医，政府不颁发任何执照，医生完全凭良心行医。医疗被认为是一种急切的需要，而不是什么崇高的活动，责任感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识和行为。因此，医生也没有什么义不容辞的义务，也没有其他的个人品德要求。

（1）神庙医学：希腊人也崇拜医神，与医学关系最密切的神是阿波罗神，是医术的发明者。后来，经开隆神又把医术传给了阿波罗的儿子阿斯克来皮斯神。他渐渐地成为最受人们尊崇的医神。人们在海边建立起阿斯克来皮斯神庙，一些僧侣、祭司在神庙里为人治病。凡来就医者，必先向医神行祭拜礼，祭司则从旁做暗示性祷告。然后让病人在神像的脚下过夜，辅以草药治疗。

（2）哲学医学：公元前7世纪，希腊涌现出一大批自然哲学家。其中一些人对医学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有的人同时又是医生，史称“哲学家医生”。他们非常渴望了解自然界的现象、原因及其本质，尤其渴望了解人体的生命、健康和疾病，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辨加以解释，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观点和学说。毕达格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80—前500年）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都是数，数的原则统御着世界上的一切现象。一切数都从一开始，一产生二，再从一和二中产生各种数。从数产生出点，从点产生出线，从线产生出面，从平面产生出立体，从立体产生出水、火、气、土四种元素，再从这四种元素中产生出万事万物。生命也是由水、火、气、土四种元素组成的，这四种元素又分别与冷、热、干、湿四种特质配合形成身体的四种体液：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的协调与平衡决定着人体的体质和健康。阿尔克迈恩（Alcmaeon，约公元前500年）提出医学研究应该结合哲学理论，认为健康就是一种完全和谐的状态，疾病只不过是和谐遭到破坏的表现，而治疗就是使混乱的状态恢复到和谐。他较早认识到解剖学的重要性，认为没有足够的解剖学知识，有效的医学就不可能存在。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公元前460—前360年）被马克思称誉为第一个博学多才的希腊人，他的原子论认为人体是由物质构成的，而物质又是由一大群非常微小、不可分割的微粒在一定的虚空中按照一定的秩序编织而成的。这些微粒就是原子，原子的运动状态决定着人体的健康和疾病。

（3）经验医学：古希腊职业医生的出现，据荷马史诗记载，公元前9世纪就有了专门给人治病的职业医生，医生很受人尊重，被认为是“比其他任何人都有价值的人”。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涌现出许多民间医生，他们由师徒传授或由家传，在家中设小型诊室或游走各方为人治病。有产婆实行接生或堕胎，还有专门的“切根人”协助医生收集和调剂药物。许多市镇还出现了由官方付酬的专职医生。到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的科学和文化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医学领域名医辈出，并且形成了一些颇负盛名的学派。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科斯的希波克拉底学派。

希波克拉底（Hippcrates,公元前460—前377年）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助产士。他自幼随父学医，长大后在科斯岛上的医学校就学，其后又到埃及游学。回国后，漫游希腊全国各地行医，还曾到小亚细亚和黑海沿岸游历行医。多次的游学，以及对当时各个学派思想的兼收并蓄，他所治愈的病人，使他成为希腊全国最著名的医生。人们永远铭记着他伟大的人性美德、精湛的医术、出色的见解、高尚的职业道德观念和模范的品性。希波克拉底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他观察到人体疾病有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且用四体液学说加以解释，提出了他的医学思想的核心：疾病是一个自然过程，症状是身体对疾病的反映，医生的作用是帮助体内的“自然痊愈能力”（亦称自然疗能），至少不应该损害它。他积多年行医之经验，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了解病人是什么样的人，或许比了解病人患的是什么病更为重要。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心理和社会因素对疾病和医疗活动的影响。

希波克拉底医学特别重视预测和判断疾病的预后，并把这一点作为衡量医生医术水平高低的一种尺度，认为只有知道怎样做出正确预后的医生才能得到病人的信任。他十分理解人类的疾苦以及人类对医术的迫切需要，在最完满的人文主义的意义上，以理性和经验去研究生命、健康和疾病的奥秘，并以纯真的心地为病人服务。他代表了当时最具智慧的哲学思想以及医生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学派乃至后人。他大力倡导医德修养，《希波克拉底誓词》阐述了师徒之间、医患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强调医生要尽一切可能为病家谋幸福，表现出他的仁爱精神。在《论医生》中他指出，对医生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具有良好的仪表和充分的营养。医生应当懂得怎样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并且生活应当正常有规律，因为这对医生的名誉很有关系。医生的行为应当诚实，在诚实的人面前应当温和容忍。医生的动作不得冲动，也不可轻率，须保持镇静，态度要平和，永远不应当发脾气。医生还应当具有优秀哲学家的一切品质，即利他主义，热心、谦虚、高贵的外表，沉着、果断、严肃冷静的判断，纯洁的生活，简朴的习惯，对生活有用而必要的知识，摒弃恶习，无猜忌心。医生进入病人的房间时，应当注意自己的举止言行。医生的衣着应当整齐，态度要沉静，对病人要非常关心，以沉静回答异议，不可发怒，在困难面前要保持镇静。最重要的是应反复检查，以免错误。爱人与爱技术是平行的。如果是由于缺乏经验，不能明辨病情，就应当找别的医生会诊，经过共同研究，把病情弄清楚了，对医生也是有好处的。而被请来会诊的医生，永远不应作尖刻的争辩，也不应当彼此嘲笑。这些基于长期经验和深思熟虑而提出的建议和要求，至今仍有实际意义。后世的医学家把他誉为“西方医学之父”，足见对他的卓越贡献的肯定和对他本人的敬仰。

2.罗马的医学和医疗状况　早期罗马的医疗状况比较混乱，医生的社会地位非常低下，行医被看作是不高尚的职业。随着大批希腊医生的涌入，他们以其较高的医术逐渐赢得了信任，恺撒大帝于公元前46年宣布对给予移居罗马的外国医生以公民权。此后，医生的地位逐步提高。

到罗马帝国时代，医学兼容并蓄、名医辈出、学派林立、逐渐繁荣，在这一时代，罗马帝国存在着不同行医特点的医生，从专为奴隶治病的医生到法庭的，再到地位最高的宫廷御医，还有由政府雇用的专为穷人治病的医生以及为军队和角斗士服务的医生。与此相连，也开设了分别为奴隶、运动员、角斗士以及为军队服务的医院。罗马帝国末期，已经有了公共医学教育并开始实行医生行医许可证制度。朱理安（Julian）规定，凡是要行医的人，必须有学院证明和最高级的医生的证明才能得到行医许可证。随着罗马帝国的衰退，医生的地位更趋提高，日益受人尊敬，医学教育也变得系统化。罗马帝国时期还形成了医生行业管理的组织——医生行会，其作用在于保护医生的自身利益、协调师徒关系以便于行业管理。在医生行会中，职业道德教育和医疗技术教育受到同样的重视。14世纪后，医生加入行会必须有大学学位，还需通过医生行会会议的考试。

古罗马职业医生高峰——盖仑（Galenus，公元129—200年），生于学术和医学中心帕加蒙，17岁开始学习医学，28岁担任角斗场的医生，33岁到罗马行医。他以一个热诚且医术精湛的医生、多产作家和学识渊博的学者而声名显赫，再加上他善于结交社会名流，很快就被任命为奥里略皇帝的御医。他继承了希波克拉底敏于观察、重视分析病史的传统，并认为每一功能的变化都与某一器官的损害相关，器官的每一损害都使功能发生改变。盖仑以其卓越的解剖学研究、杰出的生理学实验、富于逻辑的辩才、精湛的医术和80多卷医学著作赢得了人们的尊崇，被后人尊为西方医学之王。

3.中世纪欧洲的医学和医疗状况　中世纪的欧洲，迅速崛起的基督教占据了思想和科学文化的统治地位，垄断了各种文化和科学知识。一切不符合宗教教义的思想都遭到禁止，反对宗教教条的各种学说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加以惩处，医学也未能例外。但由于医学所具有的特殊社会功能，盖仑医学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和宗教倾向，特别是他的三级灵气学说，适合了宗教的需要，成为宗教教义的科学基础。盖仑也因而成为欧洲的医学权威，他的医学著作成为欧洲各医学院校的教科书。任何对盖仑的不恭敬或对其著作的怀疑，都被视为渎圣行为而受到严厉的惩罚。人们对盖仑如此崇拜，却把盖仑重视解剖、实验和医疗实践的学术传统给遗忘了。

几次传染病（腺鼠疫、伤寒、麻风病、天花）的大流行，对其医疗状况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面对由这些传染病而致的死亡的威胁，当时的医生及其治疗措施却无有效的方法。宗教救赎人的特点自然而然的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客观上纵容了迷信的风俗习惯。祈祷、行按手礼、涂圣油、放血术，成了重要的治疗方法。基督教提倡人们要兄弟般的平等与慈爱，使得基督信徒以自己的牺牲去减轻他人的痛苦，这种人道观念是正当的和有价值的。在传染病流行期间，许多基督教徒不顾自己的生死去照顾患病的人，其精神令人敬佩。

公元6世纪，西欧一些国家出现了“医院”。公元542年在法国里昂，首先在修道院附近建立起兼做旅店的医院，收容患病的教徒、旅客，为他们提供护理、医疗和洗净灵魂方面的帮助，由此渐渐地形成了近代医院的雏形。医院的形成，不仅提供了医疗活动的集中场所，为医学的延续、传承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组织形式。这一时期的医院，主要是一种慈善机构，为部分穷人和老年人提供慈善性质的保健照护，医疗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三）中国的医疗状况

1.职业医生的出现　中国职业医生出现于周朝时期，据史料记载，西周（约公元前1046—前771年）时已出现专职医生，当时秦国已有医和、医缓等著名的专职医生出现，并有了专为君主服务的宫廷医生和民间医生的区别。《周礼》中巫和医的官职已截然分开，把巫列于“春官大宗伯”职官中，而医生则属于“天官冢宰”之内，说明从医疗体制上医与巫已分别成为两个组织系统。

春秋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发生了重要的变革。那时，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100多个，为争夺霸主地位展开了激烈的战争。经过300多年的兼并战，诸侯国的数量大为减少，强国更强了，弱国更弱了。社会经济也破旧立新，生产力得到发展，贵族独占土地的制度逐渐被打破，普通百姓得到了私有土地。科学技术也有明显的进步，人们使用铁制的农具开荒种地兴修水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医学也有了重要的发展。这便是医学开始逐渐摆脱巫术的束缚，一步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专职医生出现在民间，负责宫廷医疗的高水平的医生也不乏其人。

2.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医疗活动　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在经济文化和学术思想大发展的影响下，巫医日趋没落，职业医生更加活跃，望、闻、问、切四诊已广泛应用于诊断过程，医疗经验的总结和交流使人们对疾病有了更加细致和完整的认识，推动临证医学不断进步。出现于战国、完成于西汉的《黄帝内经》分《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是对中国古代医学经验知识的总结，标志着中医学理论的奠基。《黄帝内经》强调人体是一个整体，人体的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器官与功能相关联，机体与情志相关联，人体的变化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相关联。《黄帝内经》认为脏腑之间有特定的经络相连，局部的病变可以影响全身，全身的状况又可以影响局部。体表的色、脉、神、形则反映着脏腑的状况，从而为中医诊断上的“四诊合参”提供了客观依据。《黄帝内经》还注意到社会环境因素与人体健康和疾病的关系，指出人的生活起居、社会地位、精神面貌及周围环境都会对健康和疾病产生一定影响，提出医生要入乡问俗、入家问讳、上堂问礼、临病人问所便。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年轻时跟随长桑君习医，学成之后长期在民间行医，足迹遍及当时的齐、赵、卫、郑、秦诸国。扁鹊精通望、闻、问、切四诊，尤以望诊和切脉著称，内、外、妇、儿各科兼长，且能根据各地群众的需要行医。为了与巫医和庸医区分，扁鹊总结自己的行医经验提出了“六不治”原则：信巫不信医，骄恣不论于理，轻身重财，衣食不能适，病情严重到“形羸不能服药、藏气不定”等。这是他治病的信条，由此也反映出他高尚的医疗品德。

3.临证医学的发展及医疗活动　至隋唐时期，中医临证各科进一步完善，诊疗技术有了显著提高。医事管理和医学教育制度也日趋完善，对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也逐渐受到重视。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篇提出了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医德规范体系：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只如鸡卵一物，以其混沌未分，必有大段要急之处，不得已隐忍而用之。能不用者，斯为大哲亦所不及也。其有患疮痍下痢，臭秽不可瞻视，人所恶见者，但发惭愧、凄怜、忧恤之意，不得起一念蒂芥之心，是吾之志也。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兼陈，看有若无。所以尔者，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衔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已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老君曰：人行阳德，人自报之；人行阴德，鬼神报之。人行阳恶，人自报之；人行阴恶，鬼神害之。寻此二途，阴阳报施岂诬也哉。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于其运道中，自感多福者耳。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炫功能，谅非忠恕之道。志存救济，故亦曲碎论之，学者不可耻言之鄙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