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五代时期对失眠病证的认识

两晋至隋唐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在医疗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在疾病的认识、医方的创制、新药的发现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进步，临证医学日趋专科化，并有许多专科著作问世。特别是大批方书的出现，形成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主要特色，与此相比在诊断及基本理论方面则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

魏晋以来，玄学逐渐兴起。玄，即玄妙、深奥之意，时人将《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并以此为根据专门讨论一些抽象玄虚的问题。他们所谈的内容称为“玄学”，进行论辩的形式称为“清谈”，这种风气日益弥漫，他们提倡“通脱”，蔑视礼节，把嗜酒放荡看作是最崇高的表现。就是在这种空气里，又流行起一种“服石”的怪癖来，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疾病，《诸病源候论》就专门用了一卷书讨论了26种这类疾病，所谓《解寒食散方》一类的著作也大量出现，形成了这一时期医学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宗教思想也盛极一时，佛教和道教都得到了极大发展。士人多沉迷其中，连当时一些著名的医学家如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也都信道或信佛，热衷于养生、炼丹、采药、求仙等。也正因如此，这一时期关于养生、炼丹、服食甚至房中术这类的著作大量出现，《隋书·经籍志》中所载这方面的著作就达60多部300多卷，此外还有所谓《食经》一类的著作200多卷［88］。

据今之学者考证［79、89］，六朝时期出现了脏热腑寒理论，这种“热则应脏，寒则应腑”理论的形成，当与六朝时期服石之风有关，当时世人服用的多是一种名为“五石散”的石性药方，以石钟乳、硫磺、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等热性药物为主，服后常致耗阴伤脏而生热，这也是晋唐医学发展的独特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兵燹战祸不断，朝代更迭频繁，社会生活动荡不堪，非常不利于科学文化的传播。如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曾涌现过大量方书，有释智斌的《解寒食散方》2卷、李当之《药方》1卷、皇甫谧的《曹歙论寒食散方》2卷与《依托方撰》1卷、殷仲堪的《荆州要方》1卷、葛洪的《肘后备急方》8卷与《玉函方》100卷、范汪的《范东阳方》150卷、秦承祖的《秦氏药方》40卷、陈延之的《小品方》、僧深的《僧深方》、胡洽的《胡氏百病方》2卷、褚澄的《杂药方》20卷、徐嗣伯的《风眩方》与《徐氏落年方》3卷、姚僧垣的《集验方》12卷与《姚大夫单方》12卷、徐之才的《徐王方》5卷与《徐王八世家传效验方》10卷、陶弘景的《陶氏方》3卷与《青囊秘方》2卷等［90］，其中仅《肘后备急方》得以传世，近年又在日本发现了《小品方》残卷，其余大多散佚不见，所幸部分文书内容保存于唐代《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中，今人又据此辑复了《小品方》和《集验方》。因此，六朝时医学文献的散佚较其他历史时期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