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化轴心期的形成

第一节　中国现代文化轴心期的形成

还在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就敏锐地感觉到近代社会变化是“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1]。张之洞在其《劝学篇》的序中说：“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语其祸，则共工之狂，辛有之痛不足喻也。”^[2]就当时的情形来说，张之洞确实意识到了西学对中国社会的冲击给中国社会带来的不同于过去的变化，并且预见到了中国社会即将发生的巨变。中国现代文化轴心期在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酝酿，但直到“五四”时期才真正形成。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以及稍后的维新变法运动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和体制，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及价值观的根基，是后来更为深入的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前提。

中国现代文化轴心期形成的文化明显不同于古代文化轴心期所形成的文化。中国现代文化轴心期的形成与西方殖民扩张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主动强迫性交流对话有直接关系。那么中国现代文化轴心期又是怎样形成的呢？从过程上看，中国在近现代是如何变化及变化到什么程度，西方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的文化以及影响到何种程度，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

最早对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过程进行性质划分的是王国维。1905年，他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一文中提出了“术学”—“科学”—“哲学”三阶段学说^[3]。1922年，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哲学·绪论》中也谈到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是经由器物、制度到文化的过程。1923年，梁启超受梁漱溟观点影响，在其著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开始较系统地论述了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过程及发展历程。他提出“三期”说：“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但这一期内，思想受到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技书。”“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著了一个霹雳，因想到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天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4]这种分期后来长期被沿用，但也有人提出异议。有人说最初的西学是“宗教”，“器物”不过是传教的附带物。而且“器物”阶段有文化，“文化”阶段有器物和制度，“西学东渐”从没有单纯的“器物”或者“制度”或者“文化”。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但从中国对西方文化接受的宏观现象说，梁启超的这种划分是准确而符合史实的。

从学理上看，器物与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但它们与文化意识之间是一种很复杂的关系，并非一种递进关系，一种器物体制也未必只有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意识与之相应，社会制度和文化体制之间也未必是一种“相约”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洋务运动的失败的确与中国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体系以及深层的文化意识有极大关系，但这种具体历史因果关系不能抽象来看，原因是它不一定就具有普适性。以中国近现代社会和文化变化来说，戊戌变法作为社会体制的变革，有其内在的欲求，未必完全归因于洋务运动以及以洋务运动为背景的中日战争的失败；新文化运动也有它的内在规律和必然性，同样不能简单地把原因完全归结为维新变法的失败。但历史的逻辑却是：鸦片战争，中国彻底失败了，失败最直接的原因是武器不如人。基于这样的原因，“师夷”意识开始出现，魏源首先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5]，曾国藩以他的亲身观察和体验而得出“师夷智”^[6]的结论。李鸿章则以他一贯的务实态度强调“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7]。于是有了富有生气的洋务运动。李鸿章惨淡经营的北洋水师可以说是洋务运动成绩的代表和象征。但甲午海战一役，中国惨败，这迫使有识之士对洋务运动进行痛苦的反思，于是便有了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短短百日便宣告失败，于是便有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省中国历史这一变化过程，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历史逻辑本身来看，这种进程都不一定是合理的。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中法战争的失败，武器不如人当然是一个而且是很重要的因素，但肯定不是唯一的因素。武器只是表面现象，腐败的体制则是更为深层的原因。其实，体制问题当时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也已经被感觉到了，关于“中西体用”的激烈论争就充分说明了这点。戊戌变法的失败则在于其想要“变”的制度本身及其所变实质上的不统一性。后来共和体制在孙中山领导的同仁努力下实现了，可又走了样，其原因就是新的体制缺少一种文化的依托，缺少具有相应素质或相应文化意识的国民的支撑。“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是在已有的基础上改变国民传统文化意识，寻求一种更彻底的文化救国道路。

因此，中国文化在近代至“五四”的变化不是一般性质的变化，而是又一个新的文化轴心期的再构及至重新形成的过程。历史上只有古代文化轴心期即殷周至先秦时段可与它相提并论。中国现代文化是在西方从政治到军事的全方位冲击下发生的，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一种被迫性的挑战和回应，也是中国被迫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其文化意识体系核心主体是从西方移植而来，因此它具有强烈的西化意识特征。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背离的关系，它不是从传统文化蜕化而来，也不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变化；但在另一方面它毕竟是中国文化，它不得不处处受制于传统文化意识，无法割断与传统之间的血脉关系，在方方面面与中国传统文化意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它又是一种传统化了的西方文化，具有中国性、民族性、本土性。因此新文化轴心形成后的中国现代文化既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化，又不同于西方文化，而是一种新的中国现代文化。它既是中国古代文化意识在20世纪一定程度的背离，又是这一意识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它既是现代的因而是世界的，又是中国的因而是民族的。当然民族性不是“古代性”，古代是民族的，但民族的并不都是古代的。民族不一定非要从古代产生不可，西方文化为中国所接受融合，成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稳定性，它也成了中华民族的。

中国现代文化轴心期的形成从近代就开始了酝酿，但直至“五四”才完成。“五四”之后不再是现代文化轴心期，而是围绕现代文化轴心期的建设期。“五四”之前的文化从根本上来看还是古代文化性质。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虽然动摇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并且为以后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轴心期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心理基础，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本身并没有导致现代文化意识的形成。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一书中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这既是对愈演愈烈的西学的一种反应，也是对当时中国文化现状比较准确的一种定位。因为在当时，的确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论是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西方器物的广泛运用，还是以政治体制为主的社会制度变革，它们都没有从根本上破坏中国文化的基础，传统文化意识仍然主导着此时的中国文化。孔孟学说、儒家的地位虽然被动摇，但还没有被颠覆。戊戌变法主要是从政治体制上进行社会变革，其根本性质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从实际情况来看，它也在深度上涉及文化变革的问题，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内核，因而没有颠覆中国传统文化根基。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便是从孔子学说中寻找根据，以孔子为“素王”，尊“孔教”为国教，都充分说明了戊戌变法的文化意识性质。冯桂芬所谓“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葛富强之术”^[8]，既是一种主张，也概括了当时的文化状况。

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全面地、彻底地反传统文化，破坏、动摇乃至摧毁传统社会基础。被传统称为“本”“体”和“道”的诸如“仁”“礼”“孝”“君臣父子”等纲常伦理意识全部遭到猛烈抨击，文化标准被整体地移换。中华“元典”和传统经籍不再是尺度和依据，不再是渊薮，代之而起的是西方的科学、民主、自由、理性、人权等新价值标准。鲁迅坚决反对青年人读古书，其深层的理由也在这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化的本位整体性发生了位移，不再是张之洞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恰恰相反，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孙中山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思想界空前之变动”。“五四”时期，西方的价值标准完全主宰中国文化精神，一切传统的价值只有在经过西方标准的过滤、阐释、观照、“现代性转化”后才有价值。胡适后来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字方针，其实就是用西方标准即“输入”的“学理”对传统文化进行评论、阐释，挖掘能为现代所用的价值。所谓“再造文明”其实就是按照西方的“学理”即价值标准重铸或再构中国文明。这种文明是中国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但它是经过西方价值标准筛选和过滤的文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典型地体现了他这种“整理国故”和“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意识。他在这本书的《导言》中说：“我们今日的学术思想，有这两个大源头：一方面是汉学家传给我们的古书；一方面是西洋的新旧学说。”^[9]这里，中国的“古书”其实不具根本性，它实际上是一种反观材料，笼罩在西方新旧学说中。中国本无“哲学”，所谓“中国哲学史”，其实是按照西方“哲学”概念把中国思想史上与此相关或相近的材料按照历史顺序拢在一起而已，中国哲学史实际上是“表述”和阐释的历史。

文化意识是文化构成的深层基础。文化轴心期的形成最终可归结为文化意识体系的形成。中国现代文化轴心期的形成可以从文化意识体系的形成中看得更清楚，更深刻。古代文化意识是古代文化的深刻基础。文化意识在思想层面上作为体系形成正代表着文化轴心期的形成。在思想层面上，思维思想即意识，即世界观；意识体系即思想文化体系。所谓价值观、伦理观、宗教观本质上都是文化意识问题。人的思想思维和世界观在一种宏观的范围内被个体的文化意识体系所监督、控制和导引着。历史文化积淀在人意识中，不自觉地影响着人的思想和行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并非学习历史才会受历史上观念和思想的影响，意识本身就深藏着丰富的历史思想和观念。诸如“礼”“仁”“道”“君臣父子”构成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概念和范畴，其内在的文化意识是在中国古代轴心期形成的，之后两千多年古代文化建设期中这些概念和范畴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且一直是中国文化意识的主体，主宰着中国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文化从殷周至“五四”前是一个性质，构成这一性质的深层基础是作为体系的古代文化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外在动力上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一样，仍然缘于民族生存危机、外国势力入侵、自强运动等社会因素，其结果却最终导致了中国古代文化内核的变化，并形成新的轴心期。同样的原因却是不同的结果，笔者认为，作为内在动因的文化意识的转变在这里起了决定作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意识变革最早可追溯到明代的王夫之和李贽。李贽反对“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提出“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10]。王夫之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11]，否定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观念。清代从龚自珍、黄遵宪、谭嗣同到梁启超，思想意识的变化更为清晰明了。晚清的思想革命之所以没有成功，其因素当然很多，内在的原因是没有从文化意识上进行根本性的转变，当然不可能取得成功。文化意识像一张无形的网，以一种无形但强大的力量限制、控制、束缚着人的思想趋向。晚清的思想反抗与叛逆实际上是在文化意识内的左冲右突。对于人来说，如果失去了文化意识，世界就失去了人的依托，人不可以没有文化意识，但人不能超越文化意识。对于思想来说，文化意识是一个界限，是思想的基础。清末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试图冲破封建罗网，但他们学理基础的阿基米德点不是在罗网外而是在罗网内，他们以一种旧的思维反抗旧的思维本身，最终还是脱离不了它们。因此，用旧的文化意识反抗旧的文化意识体系本身，最终还是在旧的文化意识体系内打转。所以作为一种文化心理构成的文化意识体系从根本上限制了明末至晚清的思想变革，文化意识规定了他们的思想不可能走得比他们已有传统文化意识的界限更远，因为失去了传统文化意识，他们便失去了依托。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有选择语言的自由，但没有选择文化意识的自由，特别是没有选择通过种族遗传下来潜藏于无意识深处的文化意识的自由。有什么样的文化意识与没有什么样的文化意识，这不是个体所能决定的，它最终取决于个体所生存的社会环境、所属的民族等，因此个体乃至群体的思想其实有某种宿命。在这一意义上，明末至清末的思想变革的失败其实是无可奈何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不同，它的动力虽然来自于外部，但却是通过内因实现的。它的哲学理论支点是西方的价值标准，它实际上就是新思想取代旧思想，新思维取代旧思维，新术语概念范畴取代旧的术语概念范畴，从根本上是新的文化意识体系取代旧的文化意识体系。从发生学上说现代文化意识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就形成了，现代文化的现代性从根本上可以归结为文化意识的现代性。

追本溯源，文化轴心期的形成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影响有极大的关系。中国古代文化在形成时期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具有决定作用，它的性质就是在这种交流对话中相互激荡、吸收、融合后而确立，最终可以归结为古代文化意识体系的形成。事实上，现代文化意识正是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五四”时期，中西文化大交汇，中西文化意识激烈冲突，中国被迫向西方学习，从而在文化意识上有所改变。现在学术界流行所谓“话语中心”“话语霸权”之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似乎广泛为中国学者所认可。其实中国古代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具有一种“霸权”和“中心”的意味，中国人长期的“天朝”意识，自我中心观念是与“夷”“蛮”这些意识有关的，当西洋人打进家门，还在辩论“夷夏”还是“大防”。

所以，现代文化意识的形成在根本上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在中国古代，秦汉统一后，中国文化意识体系随大一统进一步稳定下来。有人说，中国古代社会是一种“超稳定结构”，那么古代文化意识体系则是这种“超稳定结构”的深层基础，中国社会文化的超稳定性是由文化意识的超稳定性决定的。陈晓明说：“毫无疑问，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会产生世纪性的转折，西学冲击是关键因素。”^[12]罗荣渠说：“中国走上通向现代社会之路的大变革是由外力推动的，这是它不同于历史上变革之根本特征。”“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外族入侵’，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张运动，由于这一全新的外部因素的介入，中国被卷入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根本打破了中国自身的王朝循环，这样，中国社会演变的格局从渐进的积累性变迁改变为急剧的传导性变迁，这就是中国出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所在。”^[13]晚清的“经世致用”勉强可以算作是从体制内部兴起的思想意识变革运动，但它在本质上是在不动摇传统根基基础上的一种观念转变。它的作用是为后来的西方科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做了伦理上和心理上的准备，但研“经”是不可能使中国文化发生现代性转变的。

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化轴心期的形成正是在一方面破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引入西方文化的双重力量下完成的。这从新文化运动领导人陈独秀等人的主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陈独秀说：“欲建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非谓孔教一无可取。惟以其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相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孔教之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和两存之余地。”“我们现在认定只有两位先生（即德、赛两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黑暗。”^[14]陈独秀提倡的“科学”本质上是文化概念和范畴，而不是器物意义上的科学，它不是以知识为目的。西洋的“科学”作为技术和物质力量，对中国的冲击是巨大的，但“科学”作为思想文化和精神力量，从作为塑造国民人生观的重器来说，对中国现代社会的建立则具根本性。吴虞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这个口号实际是颠覆纲常意识、颠覆礼教、破坏“儒家”等传统文化意识，输入新的西方文化意识。

从思想层面来说，“五四”之后形成的文化意识体系本质上是欧化的文化体系。就拿“五四”白话来说，史华慈就认为：“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的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它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更远离大众的语言。”^[15]

“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中国现代文化，即深受西方文化影响，根本上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化又流淌着西方文化血液的新文化。当今，人们多按一种比较粗疏的、带有倾向性的分类方法把“五四”之后的中国文化划分为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派。无论是内在，还是外表，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都非常明显地以西方意识为主体。保守主义则相对复杂些，“五四”之后我们通常称之为“保守主义”的诸如学衡派、甲寅派以及现代新儒家，本质上是现代性的。它们作为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过度张扬导致中国文化的失范。它们在时间上不与激进主义和自由主义错位，它们的“交锋”就证明了它们有共同的话语基础。学衡派主要以白璧德的保守主义理论为理论基础，梁漱溟的文化哲学以叔本华的“意欲”为核心范畴，这都说明了保守主义本质上是现代理论而不是古代理论，它不同于封建顽固派，不是用老一套反对新文化，而是用西方的保守主义理论反对西方激进主义，本质上是西方理论，是理性的，只不过在观念上相反而已。这也充分说明“五四”及之后的文化是一种现代文化，是一种具有西化色彩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