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尖创新人才研究的相关研究

“拔尖创新人才”一词与教育的结合，最早出现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高晓明，2011）^[1]。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此后，2003年第一次全国人才工作会议、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再次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这一教育目标予以确认。如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已成为教育界探讨的热点问题之一。

对于什么是拔尖创新人才？学者们在不同的语境下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进行了常识性的阐释，但理解、释义各不相同，如郝克明（2004）^[2]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是“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科学、技术和管理领域，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有创造精神和能力，为国家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在我国特别是在世界领先的带头人和杰出人才”。杨叔子（2005）^[3]指出“知识越高深越渊博，思维越精邃越奇妙，方法越有效越卓越，精神越向上越高尚，文化就越先进越精湛，有这一文化而教育而培养而造就出的人才，其素质、其层次就越高，其品位、其格调就越醇，其影响、其作用就越大。显然，我们所要培养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就应该是这样的拔尖创新人才”。

我们也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对“拔尖创新人才”的概念进行必要的解析。首先什么是“人才”，《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显然判断是否为人才的基本标准是能否对社会做出贡献。“创新”一词，一般认为与心理学中的“创造力”同义，林崇德认为，创造力是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切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的产品的智力品质，这里的产品是指以某种形式存在的思维成果，既可以是一种新概念、新设想、新理论，也可以是一项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林崇德，2009）^[4]。而拔尖，其本意是超出一般，在次序、等级、成就、价值等方面位于最前面，居领先地位，是一个相对概念，需要有一个参考系或比较对象（如个人自己、同一个集体内、同领域内甚至整个人类社会）。联系到考夫曼（Kaufman）和贝葛多（Beghetto）的创造性4C模型，该模型将创造力划分为微创造力（mini-C）、小创造力（little-C）、专业创造力（Pro-C）和杰出创造力（Big-C），这构成了创造力的四种发展水平或层次。拔尖创新人才是在领域内做出公认的杰出成就的人，他们拥有创造力的最高发展水平——杰出创造力。这与高晓明拔尖创新人才的观点是一致的。他认为拔尖创新人才是一个概念模型，并非特别某一种特殊的人。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拔尖创新人才的标准不是他的学历，不是他的聪明才智，更不是他的头衔光环，而是他对社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纵观创造性心理学的研究历史，研究者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往往是多元化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谈了“研究取向”就是多元的研究方法。从研究思路看，横断研究主要通过对杰出创造性人才和普通人的研究，寻找不同创造性个体在认知、人格等方面具有的共性和差异，以及影响创造力相关的因素等；纵向研究主要集中于创造潜能的获得、创造潜能的实现以及创造性的发展阶段（张景焕，林崇德，金盛华，2007）^[5]。从创造性的研究方法看，主要有我们第一章所指出的心理测量法、实验法、传记法、生物学法、计算机模拟、社会情境法和访谈法等。鉴于杰出创造性人才的稀缺性、宝贵性以及创造过程的复杂性等特点，对杰出创造性人才的研究过程中主要采用的方法有心理测量法、访谈法和传记法。

如前所述，心理测量法是指通过恰当的测量工具对个体创造性活动过程或产品进行量化的方法，其潜在的假设是：创造性是一种可以量化的心理特质。该法始于吉尔福特的发散思维测验，之后研究者基于创造性的不同研究视角，开发了各种用于测量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的工具。该方法常用于比较高低不同创造者在心理特质上的差异，且标准化程度较高，缺点是预测效度低，而且杰出创造性人群取样比较困难。

访谈法是通过与创造性人物进行口头交流来了解他们的创造性特征及其相关因素的一种方法。访谈法常用于了解创造性人物的创造性过程、创造性人格以及创造性观念；比较不同领域创造者、高低不同水平的创造者的创造性特征；探索不同因素对创造性人物的影响作用等。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奇克森特米哈里伊（Csikszentmihalyi，1996）^[6]对高创造性人物的访谈研究。访谈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研究创造性动机、情感、观念等问题，更加广泛地探索创造性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与周围环境的动态关系；更灵活、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创造性资料的收集工作，如可根据情况进行追问或请其详细解释说明等。访谈法能从创造性人物身上获得更多、更有价值、更深层的信息，但访谈法在设计、实施和数据分析方面比较复杂，标准化程度低，而且研究结果容易受到研究者和访谈者的影响。

我们已经谈过传记法，它是将创造性的产生和发展视为人与生活事件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考察创造性人物的生活轨迹理解创造性，包括个案研究法和历史测量法。个案研究法是通过对杰出创造性人物的成长历程和生活事件进行多层次、综合性分析来研究创造性的，资料收集可通过访谈、自传、新闻报道等多种方法进行。历史测量法是运用量化方法分析创造性人物的有关资料，从而考察其成长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方法，西蒙顿（D.K.Simonton，1997）^[7]是采用该方法研究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的杰出代表。传记法能为研究提供丰富、真实的资料，有较高的生态效度，但由于影响创造性的不可控因素太多，很难得出普适性的创造性理论。

总之，创造性是认知因素、人格因素、社会环境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是个体现象，也是社会和文化现象。对杰出创造性人物的研究，无论是样本取样、研究过程以及结果分析都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都需要研究者们不断在探索中前行。

创造性人才的核心素质包括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人格。因此，关于创造性人才成长规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创造性人才的认知和人格特点、成长历程及其影响因素等方面。

在创造性认知和人格特点方面，主要是采用传记或访谈法等对杰出创造性人才的特征进行描述和概括。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们就试图找出杰出创造性人才的典型特征，以期为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提供科学依据。我们在第四章已经介绍了吉尔福特和斯腾伯格关于创造性人格的组成因素，吉尔福特曾提出创造性人格有8个方面构成，斯腾伯格认为创造性人格由7个因素组成，吉尔福特和斯腾伯格（T.Z.Tardif & R.J.Sternberg，1998）^[8]将不同心理学家关于创造性人格特点概括为19个方面：甘愿理智冒险和面对反对意见；坚持不懈；好奇心；对新的经验保持开放；严格要求自己，热衷于所从事的工作；内部动机强；精力集中；精神自由，拒绝外部强加的限制；自我组织和管理能力强，从众心理低；愿意面对挑战；善于影响周围的人；忍耐模糊；兴趣广泛；善于产生奇特的想法；不因循守旧；情感体验深刻；寻找有趣的情形；乐观；在自我批评和自信之间有一定程度的冲突。麦金农（Mackinnon）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人格评估与研究协会（Institute of Personality Assessment and Research，IPAR）对高创造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高创造个体聪明、认知灵活，具有独创性，独立，开放，好奇心强，乐于学习，经验开放；富于知觉，有强烈的理论和审美兴趣；有强烈的掌握自己命运的感觉，对自己的创造性努力充满信心。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有1990—1995年奇克森特米哈里伊（Csikszentmihalyi）等对91名科学、艺术、商业、政府等领域的创造性人物的访谈研究（Csikszentmihalyi，1996）^[9]。他们认为创造性人物具有10种看似相反的“复合”人格：①精力充沛但又能沉静自如；②聪明又天真；③好玩又自律；④在想象、幻想和现实中灵活转换；⑤兼具内外向相反性格；⑥兼具谦虚与自豪感；⑦兼具男性化和女性化两种倾向；⑧叛逆又独立；⑨对工作充满热情，但又保持客观；⑩开放性和敏感性并存。另外，菲斯特（Feist）对188项创造性艺术家和科学家的研究做元分析，结果显示：他们都具有高度的离群性，即内向、独立、敌意和自负；具有高内驱动力、自信、对经验的开放性、思维灵活性和想象的跳跃性等人格特征。

创造性人才的发展是一个受到各种因素制约的动态发展过程。研究者从认知、情绪、动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对创造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得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结论（林崇德，胡卫平，2012）^[10]。在认知方面，除了从传统的智力、知识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者还尝试从认知抑制和创造性关系的角度探索高创造者是认知抑制能力更高、抗干扰能力更强（Burch，Hemsley，& Pavelis，et al.，2006）^[11]还是认知抑制能力较低，表现出认知去抑制的特点（Carson，Peterson，& Higgins，2003）^[12]。在情绪方面，研究者的观点从“只有正性情绪促进创造性”转向“正性情绪和负性情绪都有助于创造性”，但其促进作用都是有条件的。例如，双通道模型认为积极情绪通过提高认知的灵活性和包容性而促进创造性，消极情绪则通过提高认知坚持性而促进创造性（de Dreu，Baas，& Nijstad，2008）^[13]。动机作为个体行为的重要动力源泉，与创造性的关系也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在内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上，一般认为内部动机能够促进创造性的发展。而外部动机与创造性的关系研究存在较大分歧。以往动机与创造性关系的研究，主要从产生创造性产品的角度考察动机的影响。近年来，研究者开始考虑动机对创造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影响。但到目前为止理论观点并不一致，也没有确凿的实证结论。

环境方面，如我们第一章所讲的，家庭环境是影响个体创造性最早、最直接、最具体的微观环境，研究者主要考察家庭的客观环境（如子女数量及出生顺序、家庭结构、父母受教育水平和职业等硬环境）和主观环境（如家庭文化、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面等软环境）。例如，费尔德曼（Feldman）认为，安全、自由、温馨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创造性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虽然少数杰出人才来自破碎、有问题的家庭，但多数杰出人物还是生活在美满且积极向上的家庭中（孙汉银，2016）^[14]。学校是最主要的环境因素之一，教师作为学校环境的重要创设者、学校课程的开发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其创造性观念、创造性教学策略、师生关系等都对学生创造性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同时，学校的创新氛围、同伴关系、课堂气氛、物理环境等也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学生的创造性。社会环境，主要是指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等。每个历史阶段的高创造性作品的迸发都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当时政府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如文艺复兴时期科学和艺术的巨大发展，得益于当时政治的民主和思想的自由。其中，文化与创造性的关系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有研究者指出，文化会通过影响价值观、思维方式以及语言来影响创造性。这些文化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创造性概念的理解不同和不同文化下创造性的表达方式不同等（Rudowicz & Ng，2003）^[15]。

与此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认识到个体创造性成就的取得，不仅依赖天赋、个体努力、内部动机、人格特质等个体因素，同时还要考虑到环境各要素之间以及环境各要素与个体因素之间的影响。例如，创造性是儿童和父母双向影响的过程或结果，也是家庭背景、父母教养方式、儿童在家庭中的独特特征、家庭事件等各种因素互相交织在一起、彼此影响的结果，而且这些因素也可能影响儿童与学校和邻里之间的互动，进而影响创造性。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重视将创造性的各种因素汇合在一起，并提出不同的理论观点，运用系统的观点综合考虑影响创造性的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彼此互动的性质。比较突出的汇合理论有：阿玛贝尔的创造性成分理论（componential model of creativity）、斯腾伯格和鲁伯特的创造性投资理论（the investment theory of creativity）、西蒙顿的修正和完善的“创造性的盲目变化和选择性保留理论（blind variation and selective retention theory of creativity）、格鲁伯（Gruber）等提出的创造性的系统进化观（evolving systems approach）、奇克森特米哈伊创造性系统观和和叶（Yeh）的创造性生态系统模型等。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优秀的历史，也培养和孕育了无数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政治家、科学家、文人学者以及巨贾商人等，他们很多人做出了极富创造性的杰出成就。然而，在中华文化范围内，以中国人作为研究对象，针对特定领域的创造性人才进行研究的不多。根据我们的文献搜索结果，找到相关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张庆林、谢光辉（1993）^[16]从国家科委发明评审委员会公布的1985年、1986年、1988年科技发明奖的名单中选取25名创造者，邀请他们填写《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结果表明，他们在低乐群性、高稳定性、低兴奋性、高有恒性、低情绪性、低妄想性、低忧虑性、高实验性、高独立性和高自律性10个方面有别于一般科技人员。

甘自恒（2005）^[17]对《走近科学家》一书中的23位著名科学家传记和其他著名科学家传记、文献进行研究，概括出中国科学家创造性人格的10种基本素质：高尚的理想和志向；爱国主义精神；善于合作的精神；善于提出和讨论问题的精神；善于综合、勇于创新的精神；甘于奉献、敢冒风险的精神；求实严谨的治学精神；逆境发愤、老当益壮的精神；尊敬师长、关爱晚辈的精神；争创一流、再创辉煌的精神。

白春礼（2007）^[18]主编的《杰出科技人才的成长历程：中国科学院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研究》借助科学社会学研究方法，对中国科学院系统内的“两院”院士、“百人计划”人选者、国家“973计划”和“863计划”重大项目负责人等杰出专家人群的成长历程进行分析认为，“所谓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就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科技人才成长所表现出来的一般特征。这些特征是在科技人才自身素质与环境条件的相互作用中表达出来的”。此研究提供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①少年时代家庭稳定的经济条件与良好的学习传统支持和激励科技人才成长；②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有助于成才；③留学对科技人才成长具有重要作用；④传统优势学科更易汇集科技人才；⑤年长一代主要根据国家需要决定自己的职业，年轻一代则主要依据知识兴趣选择科研职业。此研究认为影响科技人才成长的主要问题是：①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影响青年科技人才的快速成长；②岗位结构不合理，既影响人才的成长，也影响科研产出；③激励手段和激励导向不合理，影响科技人才创造力的发挥；④过高的压力影响优秀科技人才的稳定，不完善的环境因素影响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⑤单一的学术背景影响科技人才创新思维的产生。

刘少雪（2009）^[19]对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将创新人才的成长分为素质养成、专业能力形成、创新能力激发和完型等几个阶段进行考察发现：科学技术领域创新人才的成长具有优势累加效应；通常出身名门，来自学术历史悠久名牌大学；本科和研究生阶段的教育对他们的成长贡献很大；通常就职于名牌大学中，创新人才与名牌大学之间彼此相依、关系密切。

台湾学者陈昭仪（2003）^[20]以六位杰出表演艺术家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深度访谈和搜集相关文件资料的方法了解杰出表演艺术家的创作历程。她将艺术家的创作历程分为六个阶段：素材积累、主题构想与刺激连接、内容的构思、具体化空间化和舞台呈现的可能性、修正作品的可能性和团队的配合、作品的呈现以及观众的反馈支持。影响艺术家历程的主要因素有：家庭环境、艺术工作的养成教育、从事艺术工作的历程、生命中“贵人”的引导以及时代背景等因素。另外，陈昭仪（2007）^[21]以台湾四位杰出音乐家为研究对象发现音乐家的人格特质可归纳为五个方面：音乐是最大的兴趣，且多才多艺；动静皆宜且理性与感性兼具；广纳意见但有自我的格调；崇尚理想且具使命感；坚持到底的执着与毅力。

谷传华博士采用历史测量学研究和个案研究对中国近现代30位社会创造性人物（如周恩来总理）的人格发展特点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既考察了社会创造性人格的终生发展特点，又从一般性与特殊性、普遍性与个别性两个层次上更好地描绘社会创造性人格的发展轨迹。部分相关研究结果“中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早期的家庭环境与父母教养方式”已正式发表，该结果表明 30位中国近现代社会创造性人物的早期家庭环境在控制性、组织性、亲密度、独立性、道德宗教观等维度上的平均得分较高，而在矛盾性上的平均得分较低；其家庭环境特点主要表现在家庭的价值观和人际关系、家庭秩序性与家庭活跃性三个方面（谷传华，陈会昌，许晶晶，2003）^[22]。

王帆、郭洪林、张冉（2015）^[23]考察了268位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所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及客观环境，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成长过程中存在一些共性：人文社会科学领军人才成长周期较长，成才较晚；大多数人才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求学名校，师从名师；接受严格的科研训练，追逐学术前沿；人才分布不均衡，地区差异较大；“向上”流动为主，人才流动频繁；成长速度较快，破格晋升较多；行政任职和学术兼职普遍。老一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经历丰富，学术生涯起步较晚，却凭借自身努力实现成长成才。但是，从宏观背景来说，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仍然不够。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更大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广泛重视、平等对待的社会环境。

尹继东（1999）^[24]对62家在中国市场经济中崛起的成功企业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中国企业家的成长道路一般都经历了闯市场、找市场、做市场、驾驭市场4个成长阶段；他们成长的精神特点有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危机意识的创新精神、把握机遇的冒险精神、寻求优势的超前精神。

李志、罗章利、张庆林（2008）^[25]对30名国内外杰出企业家的传记资料进行分析，并对企业家传记文献中人格形容词频数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杰出企业家的人格特征由诚信责任、战略沉稳、敏锐创新、勤奋进取、坚韧务实、合作尽职六大因素构成。

李枫（2016）^[26]通过对21 位成功的科技型企业家以及中国和世界 6 位杰出的科技型企业家的案例分析研究发现，要成为成功的科技型企业家，必须具备行业知识、市场悟性、创造激情、沟通特质四种核心素质；法律、文化、市场等与企业家的成长没有明确的关系，最重要的客观条件是产业机会和社会网络；科技型企业家成长发展经历素质孕育、角色定位和持续发展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相应的成功助推因素。

纵观国内外关于拔尖创新人才的研究，涉及自然科学、社科与艺术、商业等各个领域，但也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研究要么关注创造性人格特征，要么关注成长历程，而没有将其很好地综合起来整体对不同领域的人才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多数都立足于历史测量学的角度，以对被试已有作品、档案等资料的分析作为主要研究方法，采用深度访谈法的相对较少。虽然现有研究已有部分的研究论证，但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具有的特征，创新人才的成长历程和影响因素，都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因此，我们选取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人文社科和艺术领域的高创造者，以及商业领域的创业型民营企业家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探讨他们具备的特征以及影响因素，以期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管理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