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普通教育体系的最早实施者

洋务运动时期，郑观应等人即有仿行西方近代三级学制设学的倡议，然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未能予以实施。1895年盛宣怀主持制订捐设新式学堂规划，拟设大学堂（含二等、头等学堂两级）、小学堂各若干所，基本形成三级学制的规划。当年即行开办的北洋大学堂，分设二等、头等学堂两级，首次在一校内实行分层设学，被周予同称为“两级学制之理论的实际创始者”。（注：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印行，第76页。）

南洋公学开办后，设立了由外院、中院、上院三个教育层次组成的正规学校教育系统，另设师范院培养师资，组成四院教学制度。这种按三级办学的做法，与西方近代学校教育体系大体一致，由此正式形成了我国最早分层设学、相互衔接的学校教育体系。《清史稿》述及晚清学校组织时说，南洋公学“学制分为三等，已寓普通学校及预备教育之意旨”，“中国教育有系统之组织，此其见端焉”。（注：赵尔巽：《清史稿》（志八十二选举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125页。）周予同指出：“三级学制之实际的实行，当首推这年（1897年——引者注）二月盛宣怀在上海所创办的南洋公学。”（注：周予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4年印行，第77页。）孟宪承亦称：“南洋公学是最早具有初等、中等、高等三阶级教育的雏形的。”（注：孟宪承：《新中华教育史》（高级中学师范科用），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17页。）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对南、北洋学堂在学制史上的地位予以较高评价：

这两所学校最早采取西方近代学校体系的形式，分初、中、高等级，相互衔接，并按年级逐年递升，具有近代三级学制的雏形，因而事实上将早期改良派学制思想付诸了实践。虽为洋务派人物创办，但维新观念已寓于其中。（注：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修订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9页。）

南洋公学实施的三级学制在当时具有示范作用。稍后成立的京师大学堂即沿用公学办法，“‘当于大学堂兼寓中学堂、小学堂之意，就中分别班次，循级而升，别立一师范斋，以养成教习之才。’这是盛宣怀在南洋公学合设四院的办法。”（注：孟宪承：《新中华教育史》（高级中学师范科用），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17页。）稍后各地建立新式学堂时，定名三等学堂、二等学堂者在所不少，如上海的三等公学堂、养仁中西三等公学堂，无锡的三等公学堂，安庆的二等学堂，均取法南、北洋两学堂设置，并与之相衔接。盛宣怀对于近代学制的成功实践，真正起到了示范作用，为1902年和1904年两次全国性学制的颁布提供了正规教育办学形式的成功实例。诚如孟宪承的评价称：“李（端棻）、张（之洞）的议论，和盛宣怀的事业，并为后来国定学制的先声。”（注：孟宪承：《新中华教育史》（高级中学师范科用），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19页。）因此，盛宣怀堪称是我国近代普通教育体系的最早实施者。

盛宣怀在近代教育早期发展史上的贡献与影响是多方面的，以上所举为荦荦大者，此外，其教育思想与实践的某些特定方面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比如，盛宣怀关于实业与教育紧密结合的办学模式与实践，为清末民初的实业教育思想、建教合作的部门办学模式提供了参考样本；其主张选派中学以上毕业生赴欧美专习实学的留学教育理念与实践，在20世纪初年前后，也是富有远见的，留学效果也很显著。再比如，其主张学堂教育与留学教育、译书、图书设施并举，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并举的办学模式也是切合时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