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落实的实践精神

综观盛宣怀教育思想的各个方面，无一不是得益于自身办学活动，是他参与主持各类学堂过程中实际经验的积累。由办学经验提升形成的教育思想，更多地具有一种自觉性的认识，更能贴近现实需要，具体可行。

教育思想来源于实践，再加上盛宣怀具有较强的实施能力，所以他能够结合自身和社会现实需求，很容易地将思想转化为实际的办学行动。甲午之后，盛宣怀的教育理论逐渐趋于定型，尽管大部分教育观念，如学制思想、西政教育观、办学指导思想等并非其首倡，也欠系统完整。但是一旦形成某方面的理念，他便会利用自身权势予以落实，并非仅流于观念，或作上下奔走的倡议。对于自强要政，他表示“办不动，亦要办；来不及，只好赶紧办”。（注：盛宣怀：《奏对自记》（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日，1899年10月6日），北京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编：《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7页。）他深知“凡属创举，空言易，实行难；立法易，收效难”，但“树人如树木，学堂迟设一年，则人才迟起一年”。（注：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95年9月19日），《皇朝经世文新编》第6册《学校》上，第25页。）于是先后创设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率先实践分层设学、艺政兼备的办学设想，并拟以此作为兴学计划的试验田，甚至希望在全国范围内充当模范作用，掀起兴办新式学堂的热潮。他陈述北洋头等学堂时说：“现拟在天津开设一处，以为规式”，对于基础教育性质的二等学堂更是如此：“现拟先在天津开设一处，以后由各省会推而至于各郡县，由通商口岸推而至各镇市，官绅商富皆可仿照集资开办，轻而易举。”（注：盛宣怀：《二等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一年七月，1895年9月），转引自《盛宣怀年谱长编》上册，第495页。）1896年10月，盛宣怀呈奏《条陈自强大计折》，建议清廷“宜令各省先设省学堂一所，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之学，而以法律、政治、商税为要”。其中“天算、舆地、格致、制造”等是北洋大学堂开设的学科，而“法律、政治、商税”正是筹备中的南洋公学所设专业。盛宣怀实际上是倡议清廷和地方，仿效“北洋”“南洋”的办理模式，普遍兴办新式高等教育，实现各类高层次人才的自我培养。

再比如，盛宣怀办理南洋公学时，产生了“译书尤为兴学之基址”的思想，遂于1898年奏准在南洋公学设立译书院。试办至1901年，盛宣怀鉴于清政府推行新政、推广学校急需大量西方法政、教育用书，又奏请将各省官书局改为译印书局，分别翻印东西文政学新理之书，并表示自己愿意独任商务类图书的翻译。奏准后，他随即扩充译书院，添设东文学堂，培植译才。可见，盛宣怀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之间的步调基本保持一致，不仅作理论上的阐发，而且能够很快地予以实施，他希望通过率先落实以达到身先垂范的示范效应。

盛宣怀创开新式教育时，必精心设计，反复考订，取宏用精，以使办学方案落实时具有可操作性，尤以筹划创办北洋、南洋两学堂最为精详。办北洋时，曾与丁家立“考究再三”，酌拟出“切近而易成”的办学章程与功课。（注：盛宣怀：《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一日，1895年9月19日），《皇朝经世文新编》第6册《学校》上，第25页。）章程与功课初定后，又主动征求罗丰禄、伍廷芳等人的意见。办南洋时，他与何嗣焜、张焕纶、钟天纬、赵元益等人广为搜求各国章程，“详晰推究”，制订出“大致亦已详尽”的《南洋公学纲领》。（注：盛宣怀：《致谢家福函》（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七日，1896），盛档：044272-2。）如此，他对于两校的总体规划与设计、经费的筹定，对于设学目标、专业设置、学制安排、教职员选聘、校址设施等，都有比较切实的考虑。这些规划成为两所学堂发展过程中的指导性文件，保证了它们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办学活动，也使盛宣怀的教育理念基本得以施行。

近人曾将我国新式教育萌芽时期发展态势比喻成一位“胆怯之浴水孺子”：

身方入水，忽而跃起，涉涯逸归，未敢被诱于易溺之水也。见旁有老于浴水者，恣意嬉戏，时没时出，水势湍急，泰然处之。虽中怀嫉妒，莫如之何，以为岂可轻于一试。此状初行教育时则然。（注：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16年版，第56页。）

这个时期所指大致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1905年废科举，或至少在1901年行新政、广兴学之前。此期正是盛宣怀从事教育活动的主要时期，他是新式教育最早的浴水者之一，然并非是持观望态度的胆怯者，而是一位善学习、勤思考，勇于反复尝试的践行者。尽管他的教育思想不够系统、不够成熟，以此指导下的新式教育多带有试验的特点，然正如孔子所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注：转引自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91页。）又如舒新城所言：“各种教育思想是解决当前教育问题的工具。”（注：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瞿葆奎、郑金洲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之一），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盛宣怀的教育思想尤其具有这样的特点，他能将来自办学实践的教育理论，利用各种条件积极地予以落实，在“见之于行事”中去检验、丰富，使之具有极强的实践性特征。

盛宣怀之所以能投身实践，取得丰硕的办学成果，除了他自身能调动办学资源的天然优势，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圆熟地选择了一条现实主义的操作路线。盛宣怀一生亦官亦商，是体制之内的人物，所经营众多的官督商办企业、文教事业多属创举，成败难料，利弊丛生，企业又属利薮所在，易招致弹劾倾轧，而其政治地位并非显赫，必借重于李鸿章、张之洞等权高位重者的庇护扶植。此种情势之下，盛宣怀更多地采行较为稳妥、务实的现实主义路线，创始经办各事时，反复权衡，谨小慎微，将之限制在各种现实条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在规划设想与社会现实特别是政治环境之间出现冲突时，或变换策略，或调整方向，或放弃主张，总之，一切都不超越体制范围。第四章通过对南洋公学校名变更、经费来源、办学方向等的细致分析，考察了盛宣怀办学思想与活动的具体演变形态与内涵，其中处处体现出他的现实主义色彩。比如，原拟定校名为南洋大学堂，为不与清廷办学意旨相违，又不为地方政府所制约，遂另定名南洋公学；当清廷不同意他捐办京师、上海两处达成馆，且有意提取捐款时，他巧妙地移转办理南洋公学，放弃了办理达成馆的设想；1903年在一片议停新学的风浪声中，他将公学的办学方向由法政调整为实业，消除了清政府对南洋公学的疑虑，以保存学校得以延续。再比如，1897年经元善筹办女学堂时，盛宣怀赞成并拟予捐助，又致函属下予以支持。但闻得朝中反对，遂改变态度不予支持，更不同意经元善意将女学堂附于南洋公学的要求。尽管他意识到兴办女学的重要性，也有心支持扶助，后来也主张在电报学堂内招收女生，并称“女子心静细，可无错字，薪水亦可轻减”。（注：盛宣怀：《设电报沿革》（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东元：《盛宣怀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56页。）但在办学理想与政治环境发生矛盾时，理想便会让位于社会现实。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盛宣怀思想的保守性，但是设身处地的考虑，若不顾政治环境，一味按照理想行事，恐也难以立足，甚至会危及自身命运。由此来看，既在朝又在野的盛宣怀明于政事，晓于时务，能够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把握处境与理想的分寸，使办学实践更趋于现实的可操作性，属于一位注重现实的稳健教育改良派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