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为教育受委屈

“我实在理解学生。他们为什么学不好？有的老师稀里糊涂说一通，学生怎么感兴趣，怎么学得好？”

陈校长是一所薄弱学校的校长。在连续听了几个月的课后，他对学校的课堂教学很不满意。

在他看来，许多课简直是“误人子弟”。他打算在改进课堂教学方面做点什么，就前来听听我的意见。

我没和他谈课堂改进或者课改的大道理。我只是提醒他，作为校长，当你决定要为教育改进做点事情的时候，要准备好忍受委屈，甚至责难。

他有些意外。听了我校的一些历程后，才明白我的意思。

这些年，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大凡要在教育上认真做点事情，要做成点事情，总要受些委屈的。

2015年11月9日上午，当我接到教育局电话，得知学校获得了宁波市义务段课改样本学校认定的时候，心潮翻涌，眼眶一下子湿润了。

当时，我正在开班子会议，我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班子成员，我能感受到自己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激动的颤抖。

时隔几天，11月底，我应教育局安排参加济南市市中区和镇海区义务段课改联合论坛，并作发言。走上讲台时，回想课改的一路历程，依然感慨万千，一时语哽。作为本次活动嘉宾和点评专家的全国知名“另类校长”郑杰教授，会后主动找到我，送了我一本他的著作，并肯定我们的积极探索很有意义、给人启发并希望和我们多交流。2016年3月，我校的任务型生本课堂实践与探索又幸运地被浙江省教育厅列为义务段课程改革先行学校典型经验。

近几年，我校做了一些在我们看来毫不出格且有利于学生的事情，却一度招致许多质疑、非议甚至嘲笑和阻拦。我们班子和教职工，承受了许多委屈。

就拿课改来说吧。我校在2011年建校之初，政府领导就把我校作为全区唯一一所小班化试点学校，并把我校定位为“改革先行学校”，要求我们大胆开展小班化实践和教育教学改革，为全区义务段教育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建校不久，我们分批带领教师到温州、杭州、南京、上海、大连等地去学习小班化经验，积极开展讨论，并在各学科中，让部分年轻教师先行先试，探索小班化经验。我们邀请张丰、林良富、马骉等省内外著名课改专家前来学校讲座，并指导实践。而其间，镇海区教育局也提出了实行生本课堂实践的指导性要求，这些要求与我们的小班化实践不谋而合。

2013年，在总结过去两年试点探索的基础上，我们全面开展了小班化背景下的任务型生本课堂实践，倡导把课堂还给学生，以学定教，任务驱动，让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我们一边实践，一边学习，一边请专家指导，一边不断进行校内的经验交流。我们的努力当时也得到了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领导和教师进修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肯定，但还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压力。有来自校内的，也有来自校外的；有来自教育系统内部的，也有来自系统外部的。

我们的一些教师，本来对课改充满信心，可是遇到一次次的冷嘲热讽或批判否定后，不禁备感挫折，怀疑自己是否南辕北辙，走错了路。

更不幸的是，在外出考察课改学校返回的途中，校车侧翻，十多位同事遭遇车祸，都住进了医院，有的甚至落下残疾。尽管是谁都无法预料、也不愿见到的意外事故，但作为校长，我至今为此深感痛惜。

因为是在课改学习的路上出的事，我校的课堂探索因此特别沾染了浓厚的悲剧色彩。一些人因此指责学校“折腾”“多事”“惹事”“瞎搞”，甚至有人在校园里散布谣言，说开学初的校门改造破坏了“风水”，招致车祸。

那些日子，我们一边忙着在各大医院四处奔走，看望和照顾受伤的同事，一边忍受着众多的指责和误解。有位课改方面深有研究的朋友，获悉车祸消息，发短信来鼓励我，其中有一句，至今令我特别感动：“为有壮志多磨难，课改路上愿同行。珍重，珍重。”读完短信，我早已泪流满面。

那段时间，无数个夜晚，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断自问：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究竟为了什么？教育上做点真诚的探索为何如此艰难？……

我把这个问题交给班子讨论，又召集部分教师代表座谈。令我感动的是，班子和教师代表的态度比我更坚定：坚持最初的信念，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健康成长，继续前行。

课改，原本就不是为了个人名利，甚至也断不是为了学校名利，而是为了每个学生！我们的首要目的就是改变过去“重尖子，轻后进”“重灌输，轻学习”“重成绩，轻成长”的功利性课堂，让每个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主动而快乐地学习。

课改坚持近两年后，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我们的教学质量各项指标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步。而这期间，省教育厅连续出台多个文件，号召在全省义务段学校推行课改；镇海区教育局也连续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校加大推进义务段课改的力度，并让我校在全区课改论坛上把先行先试的经验与大家一起交流，还把我校评为镇海区义务段课改A类项目学校（我校是初中学校中唯一获此荣誉的）。

此后，多批省级骨干校长班前来蹲点考察，省内外一些学校纷纷前来交流结对。当地越来越多的领导和校长队伍中的有识之士对我们的努力予以热情的支持，有的也开始和我们一起参与到课改实践中来。我们的探索得到了广大同行的认可，那些质疑和非议这才逐渐烟消云散。

当然，委屈，远不止来自课改。

2011年，我校在新建之初，作为校长，我和班子讨论后，提出了“以德立校，以德促教，以德树人”的办学理念；我们组织全体师生讨论广东小悦悦事件，并因此确定了学校“世界因我更美好”的校训和“守护良心”的校风；我们在教师岗位聘任上努力真正体现“绩效优先，兼顾资历”，率先打破了众多学校简单论资排辈的做法；在中层干部聘任上试行了竞聘制度等等。

我们的这些做法，在有的人看来，是“标新立异”，同样招致了一些争议甚至非议。

有人对我们的“守护良心”的校风一度质疑，认为这个要求太低、太俗了。他们不知道，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亲笔为该校题写了校训：“不做假账”。或许，在他们看来，这要求也一定太低、太俗了，不够高大上。

有位校长对我们的办学理念很不认同。他坦言：你是做德育出身的，对教学可能不大了解，对学校来说，教学是最重要的，以德立校，是站不住脚的。在他看来，以德立校，有些不务正业，或者说喧宾夺主。在他看来，教学和德育，不仅是截然分开的，而且是彼此对立的。甚至凡是德育做得较好的人，好像就是不懂教学的。他认为，只要你重视德育，就一定是影响教学的。这位校长的观点，其实很有市场，我就从另一些校长那里多次听到过类似的质疑。

直到后来，十八大提出了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那些曾经质疑过的人才开始明白，我们的理念和做法并没有偏离正确的方向。遗憾的是，一些人因此就认为我们理念“超前”了，居然走在了领导的前面。其实，这哪里是超前，我们只是认认真真研究教育，老老实实做教育罢了，而党和国家的文件也只是更求真更务实，努力让教育更像教育自身罢了。

在一些人看来，只有政府开始倡导了，领导发文要求做了，你做才是对的；否则，自己做了，或者你居然先做了，就是出风头，就是瞎折腾。他们不知道，对教育者而言，遵照教育规律办事，做真正的教育，是不需要等待领导来“吩咐”和“指示”的，更不需要等三令五申的文件来敦促。

不独学校层面，在教师个人层面，那些凡是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乐于探索的教师，总是最容易受一些委屈的。

我们曾经因为师资困难，找一位老师担任两个班级的班主任。他毫不犹豫地接过重担。不想，招致了许多非议。有人说他爱出风头，有人说他不要命，有人怀疑他另有所图。当他向我倾诉苦闷后，我送给他魏书生的话：“能够忍受多少委屈，就能有多大作为。”我告诉他，想在教育上做出点事情，不经受些委屈是不行的。他深以为然，发奋努力，两个班级的面貌迅速改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后来，又有一位年轻教师中途接班，担任两个班级的班主任，同样也成效明显。此后，不再有类似的怀疑和非议。

流言止于智者，更止于事实。

这些年，我们做的许多事，并不是创新，只是通过学习和思考，借鉴了国内外一些先行者的经验而已。即便如此，在一些人看来，也仿佛是要翻天覆地闹革命了。于是不解，于是紧张，于是非议，于是反对，于是冷嘲热讽，于是幸灾乐祸。直到后来发现，不是我们太先进了，而是他们太落后了，不是我们太开放了，而是他们太闭塞了。

自从当了校长后，我越来越体会到做一个真诚的教育者不易。这些年来，我们走过一些弯路，受过一些委屈，但是，我们也获得了信心、智慧和定力。

在那些最艰难的时候，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事，始终不断地重复着这样一些话：做教育，本来就是要受委屈的。我们所做的事情越有价值，可能引起的争议和误解就会更多，当然我们所受的委屈也会越多。挺住，挺一挺，就过去了。

在世俗文化中，率真常被视作幼稚，认真常被视为死板，勇敢常被看成鲁莽，远见常被看作痴语，理想常被当作浮夸，激情常被说成癫狂——只有世故总是最好的，只有保守总是最安全的，只有迎合总是最受欢迎的。

但是，教育不能太世故，不能太保守，不能只是迎合。教育需要与时俱进，甚至有时候需要走在时代的前面。因为教育是立足当下且面向未来的，我们的学生是未来的成人，我们不仅为学生的当下服务，还要帮助他们学会在未来的世界中生存和生活。

那些在教育上稍有激情的人，稍有理想的人，稍有远见的人，稍勇敢的人，稍率真的人，稍认真的人，更容易受些委屈。不能忍受委屈，就无法在教育之路上坚定而虔诚地走下去。这一点，看看魏书生，看看李吉林，看看李希贵，一定更可以获得印证。

的确，挺一挺，就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