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士”的主体意识，指的是士阶层在面对政统缺失、文化式微、道德衰败的社会秩序时，为维系文化道统所表现出的自觉、独立、担当及不畏强权的品格。“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1]，是他对士的主体意识表达，即超越个体私利、荣辱和生命的担当。因为士以道立命，以道为依归，以天下生民福祉为关怀。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究其实质，孔孟之道，在于建立和维护一种文化道统与政统间平衡的秩序。
“士”的主体意识，指的是士阶层在面对政统缺失、文化式微、道德衰败的社会秩序时，为维系文化道统所表现出的自觉、独立、担当及不畏强权的品格。如面对“天下无道”的社会现实和困境，孔子充分发扬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重拾失落的传统，提出“仁道”的价值观，开创了儒家文化之先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1]，是他对士的主体意识表达，即超越个体私利、荣辱和生命的担当。因为士以道立命，以道为依归，以天下生民福祉为关怀。所以，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22]孟子则言士当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23]的大丈夫人格，当有“天下无道，以身殉道”[24]的献身精神，当有“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25]的浩然正气。究其实质，孔孟之道，在于建立和维护一种文化道统与政统间平衡的秩序。当然，其实现的途径大体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在朝充当帝师、谋士，以“致君尧舜”为己任，希望用道统来规范和影响帝王；而另一种是在野著书立说、讲学布道，通过诉诸文教、舆论来规范社会。正如杜维明所说：“尽管儒家在战国时期（前403—前221）从未跻身少数统治者的决策群体，但是，他们确实成了有力控制文化系统的令人瞩目的社会力量。”[26]其实，无论在朝出仕，或在野修行讲学，士追求的都是“大行其道”。如果遇到政道与道统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则表现出“道不同不与为谋”的独立性主体特征，或士人舍生取义、死而后已的壮举；或如陶潜归依山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如朱熹隐退，矢志为仁，潜心弘扬尧舜之道、孔孟之学，独善其身，以保名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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