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政治思想探究

曹顺仙　王国聘^[1]

摘　要：袁振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对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和马列主义传播做出过贡献的特殊人物。他曾经在政治上接受无政府主义，并一度成为无治主义的“急先锋”；他信仰共产主义，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马列主义的传播者、共产主义的“马前卒”；他不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抗拒和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主义，但又对自由主义保持了一份执著；他追求成为一个纯正的马列主义者，坚持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的政治底线，但至死未加入共产党。袁振英的政治思想是多元的、随社会变动而发展的。

关键词：政治思想；多元；变化

袁振英（1894—1979）是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者和参与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他在《再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中承认：自己曾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马前卒”。但是，当亲朋好友认为他是共产党员时，他却很坦白地说自己既没有加入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他明确地承认自己是一个无治主义者，并在后半生不停地挖掘无治主义的思想根源。然而，他在1921年8月离开共产党组织后，在思想上又不停地追求马列主义化。那么，他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怎么会如此矛盾？是不是可以归属于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或马列主义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袁振英的政治思想是多元的、发展变化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自由、开放、民主、科学、法治、人权等时代精神是其政治思想发展不竭的源泉。我们生活在一个更加开放和多元的时代背景下，人的政治思想的复杂性、交互性等生动地反映在每一个“以头立地”的社会成员身上。因此，如何以人为本地开拓党史人物的政治思想研究的新视野，准确把握人的政治思想发展的规律，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是历史和现实赋予我们的时代课题。

袁振英，1894年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温塘乡，逝世于“文化大文革”结束之初的1979年。他历经的85个风雨春秋，赶上了戊戌变法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全面转型的重大变革时期。社会变动是其政治思想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动因。就思想演进的基本脉络而言，袁振英的政治思想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政治行为可初步归纳为四种方式。

一、无治主义的“急先锋”

1894年7月—1920年7月是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三种教育及其成长环境对他政治意识的萌发和无治主义思想的确立产生了深刻影响，他成长为无治主义的“急先锋”。

首先，家庭教育催生了他的政治意识。他从5岁便随父读书。约6年的传统文化学习对他的政治思想的萌芽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父亲的种族意识和对清政府的不满，使少年时代的袁振英就厌恶清朝的统治，并对先祖袁崇焕抗清的英雄事迹和高尚品格由衷钦佩。正如他自己在晚年回忆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常常想起祖宗袁崇焕督师，忠义便油然而生了。”[1]（7）他的民族忠义之心和排斥清政府统治的思想还因他堂兄袁郯英和大哥袁拔英的言传身教而加深。堂兄袁郯英暗中煽动反清，在广东高等师范读书的大哥袁拔英则经常带《民报》、《中国日报》等进步报刊以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救苦救难》等描述满族人入关时屠杀汉人暴行的书籍给袁振英等人阅读。这样的家庭教育不仅使袁振英的民族意识较早地觉醒，而且也陶冶了他关心国事和政治的品性。

其次，系统的港式西方教育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初步形成。1905年袁振英随父赴港学习，直至1915年6月，共约10年时间。完整而系统的港式教育不仅让他熟练地掌握了英语等课程，为日后在新文化运动中译介和传播西方文化奠定了基础，而且使他的民族意识由传统转向现代。他对英国殖民者的狂妄深恶痛绝，对外国人欺凌中国同胞更是“万分愤恨。”[1]（13）

他开始关注国内的民主主义革命。他既为自己因年少没有能够直接参加1911年的广州起义而惋惜，更为辛亥革命的成功而兴奋不已；既为新的中华民国面临内忧外患而揪心，更为蒙古活佛哲布尊巴丹在沙俄的操纵下宣布“独立”而愤慨，他和同学们一起成立抗议组织，决心卧薪尝胆，为国效力。

他涉猎新的政治思潮，并先入为主地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辛亥革命以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国内广为流传。由于刘师复等人的广泛宣传和活动，广东成为无政府主义活跃的省份。1912年7月，刘师复等在广州成立了国内最早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心社”，他们以“破除现社会的伪道德以及恶制度而以人的良心上的新道德代替之”为宗旨，主张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不用仆役、不坐人力车轿、不婚姻、不称族姓、不入政党、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不做海陆军人、不奉宗教。在1913年8月心社被查封后，刘师复等人又在广州成立“晦鸣学舍”，并创办《悔鸣录》（后改名为《民声》杂志），继续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不久，晦鸣学舍被查封。刘师复逃至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在广州成立秘密机构。[1]（15）刘师复所提倡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了袁振英。心社成立不到半年，袁振英也在香港皇仁书院与同学杜彬庆、钟达民等组织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大同社”。大同社主张无家庭、无国家，提倡世界大同，与当时广州的心社遥相呼应。对于无政府主义主张，袁振英说“我当时在香港也觉得很赞成，所以同几个同学，如广州海港局医生钟子晋兄弟、达文等，组织了一个‘大同社’。所以我在这个时候便受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因为当时没有其他各种主义宣传，只有这一种罢了。”[1]（15）从此，无政府主义成为影响袁振英一生的政治思想。

最后，北大的新文化教育和各种社会思潮的激荡，让他成长为无治主义的“急先锋”。1915年，袁振英从皇仁书院毕业，民族意识和政治觉悟使他视殖民者为敌寇，不愿以自己所学为殖民者服务。“我要离开这种殖民地，终身不为敌用！”[1]（16）他返回内地，投考了国立北京大学。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三年的大学学习赶上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狂飙突起的时期。北大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北京则是中国新旧政治文化冲突、交汇的中心。思想活跃、敢为人先的袁振英发展成为无治主义的“急先锋”。这主要表现在：

（1）他正式确立了无治主义思想。在北大期间，他接受了高一涵教授关于“无治主义”的译释。他说：“我认为‘无治主义’之译更为恰当，意思就是‘无治主义’不仅主张‘无政府’，而且主张无强权、无宗教、无姓氏、无民族、无婚姻、无家庭、提倡自由恋爱等。”“‘无治主义’认为，一切治人的机关都要消灭，政府是统治人民的机关，家庭也是一个统治人的机关，宗教则是一个统治人民灵魂的机关，因而都要消灭。”“我们赞成无政府主义，以为‘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斯为下矣！’这完全是一种高超的理想，当然是有些乌托邦和唯心主义的。”“我主张不婚主义、无治主义。”他还认为毛泽东、周恩来、吴玉章、陈延年和陈乔年等原本都信仰或赞成无政府主义。[1]（30）

（2）通过参与创建“实社”、编辑《自由录》等活动进一步发展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1915年7月，他在北京大学同赵畸（太倬，后任青岛大学校长）、黄凌霜、竟成（亡清满洲子爵）等学生一起创建“实社”，其宗旨是“于政治上则蕲无政府之组织，于经济上则主张共产之真理，而希其实现”。[2]（349）实社的成员研究和宣传以无政府主义为代表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通过编辑、出版无政府主义读物《自由录》等使无政府主义在北京大学的校内外迅速传播。袁振英作为实社的发起者之一，他不仅在总共出版了两集的《自由录》上大显身手，以不同的笔名先后发表了《实社意趣书》、《生活革命之大潮流》、《答贵鸿君》、《万恶之源》、《自由恋爱》、《婚姻与恋爱》（高曼著）、托尔斯泰的《爱国主义与政府》、Alexunder Ber km an的《暴动与无政府主义》等作品，而且思想变得更为激进。他在作品中，提倡不婚主义、独身主义，反对无恋爱的婚姻，赞成无婚姻的恋爱。他建议蔡元培校长在进德会的要求中增加“不婚”一条，还向校长提议取消考试制度等。

实社成员的活跃和激进，使他们很快成为政府缉查的对象。1919年5月初郑佩刚被捕。6月27日，国务院根据曹锟的密电通令查禁《民声丛刻》与《实社自由录》。电文称：“此种邪说传播，易滋煽惑。希饬所属切实查察。遇有此项印刷品立即检集销毁，以遏乱萌为要。”[3]（32）北大及校长也因此受到牵连，无政府主义的通信机关不得不转移。1920年12月出版的无政府主义刊物《自由》第一期有明确记载：“实社是北京大学内一部分学生发起的，其发起人为凌霜、震英、太侔。它印了两期小册，名叫自由录。后来因受北京政府的干涉，通信机关也迁到南方去了。”[4]（502）正是在回忆起这段激情往事时，袁振英说“我们在这里就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1]（49）。这时的袁振英无疑是名副其实的无治主义者。

如果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那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五四”运动有两方面含义，一是作为政治运动的“五四”运动，这时还没有发生；二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五四”运动发生于1915年，它的先驱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鲁迅等。1919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因此，确切地说，当时的袁振英应该是无治主义的“急先锋”。

二、共产主义的“马前卒”

1920年8月—1921年7月是第二阶段。一场划时代的运动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的新局面，催生了政治革命的新力量，也造就了一个共产主义的“马前卒”。

我们说袁振英成了无治主义者，并不意味着说他就是彻头彻尾的、纯粹的一元主义者。思想是人的思维活动对客观存在作出反应的过程和结果。因此，袁振英的政治思想也是随客观存在的变化而发展的。袁振英的无治主义思想之所以很快发生了改变，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他遭遇了“五四”运动这个中国思想文化空前开放和繁荣的时代。“无政府主义广泛传播，‘三民主义’成为系统的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初露锋芒，民主主义的社会改良主张和文化民族主义的新儒学思想，使‘五四’文化获得了新的内容、新的活力和新的博大。《新青年》所发起的‘五四’文化革新，既是近代文化中西融汇、新旧化育的必然结果，也为‘五四’以来思想解放、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提供了更高的精神尺度。”[5]（214）因此，袁振英作为“五四”青年，其思想不能不打上时代烙印。他的思想是开放的、多元的。他自己也说“当时我们认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就是无政府主义的世界，就是大同世界。无政府主义就是到达共产主义。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各取所值是集产主义；个人主义是独产主义，纯正的个人主义是主张‘个人为全体’、‘全体为个人’。认为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殊途同归’”[1]（110）。也就是说，在“五四”前后，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民生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在他的思想中并没有明确的界线。因此，信奉无政府主义并不意味着他在思想上就排斥了其他主义。

其次，袁振英对“主义”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主义是一种工具，拿来利用，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不是宗教迷信和盲从，不是一种升官发财的工具”；他主张“革命者向左转，不革命或反革命者向右转”；他追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反对“各尽所能，各取所值”[1]（110）；他把无政府主义看作是共产主义的同道，所以又同时信仰共产主义，认为在改造中国问题上两者可以殊途同归，甚至自称：化了灰也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者。[6]（34）也就是说，在他的无治主义思想体系里也包含着一定的共产主义思想。这为他转变为共产主义的“马前卒”提供了可能。

最后，历史际遇。当袁振英到广东、菲律宾及我国香港工作两年再来到上海时，历史给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想解放平台。一是新文化运动已发生了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并开始与工人阶级运动相结合。二是无政府主义遭到沉重打击。一方面，在思想界遭到了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者的批判，并经历着各种新思潮的挑战；另一方面，在实践中，一些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遭到了曹锟、卢永祥、内务部等的查捕，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因为生活糜烂而遭到社会的指责和唾弃。三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增强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四是上海已经取代北京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共产主义的组织正在酝酿中。因此，当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时，陈独秀要他帮忙的一切不同以往，主要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联络苏俄和国内革命力量等。这对坚持爱国、追求进步、思想开放的袁振英而言并无多大的思想障碍。恰恰相反，他把提倡共产主义看成了自己的一份责任。[1]（85）

于是，他留在了上海，在陈独秀的领导和安排下开展各项工作，在协助陈独秀创建党的早期组织，联络共产国际代表和南方革命力量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独特作用。1920年8月，他加入了中共上海发起组，成为在中国共产党“一大”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参加了一系列建党的工作，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同年，他还参与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团结进步青年，培养早期党员作出了积极贡献。与此同时，从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他义无反顾地为创办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译介马列主义著作，宣传苏俄十月革命等不遗余力地工作。在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的《苏维埃俄罗斯研究》中，不断发表译介列宁主义及其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的作品，成为宣传马列主义，服务于党的早期组织建设的共产主义“马前卒”。袁振英坦言：“自从‘民九’，我已由一个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可查‘新青年’等杂志，便明了了！大革命时代，在‘中大’由‘民十三’、‘民十六’，再又广州到武汉，由民十五到民十六，我差不多完全是同一的主张”。[6]33

三、执教育之“中”，守马列之“道”

1921年8月—1949年是第三阶段。主义与现实的冲突，使他选择了执“中”而守“一”。即执政治与教育分离之“中”，守马列主义之“道”。

袁振英在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间，除了三年在法国学习，还有约三年从事其他职业外，其余的时间都在学校或军队中从事教育。他先后在中山大学、广东省立法官学校、武汉中央军校、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广东勷勤大学、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广东大学、江南汽车工程学校、雁声中学等10所学校执教。他之所以如此执著于教育，除了家族传统和养家糊口所迫等因素外，其思想原因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执著于政治与教育分离的思想，以守住自己的信仰和政治品格。袁振英和其他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从民国初年开始就提倡政治与教育分离。他说：“我们曾提倡‘政教分离’，打击了腐败的政府，像欧洲宗教改造时期主张‘政教分离’一般。不过他们是主张‘政治’与‘宗教’分离，我们是主张‘政治’与‘教育’分离。他们主张‘政治’不要做‘宗教’的奴隶，主张独立！我们觉得国民党的政治太过腐败了。腐化了教育，所以主张‘教育’脱离‘政治’而独立！”[7]政治与宗教分离既是无政府主义“无宗教”思想的发展，也是袁振英自己的体悟，他在实践中认识到“好政治一定要配合教育，并驾齐驱！”因此，他愿意为中国有好的政治而献身教育。

（2）不崇拜三民主义。1924年从法国留学回来的袁振英需要直面的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他赞成和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联合一切“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奋斗”的政策，但绝不崇拜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坦率地说：“我只崇拜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绝不崇拜他的三民主义！因为民族主义是窃西洋的国家主义，所以他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便说：纳逊（Nation）就是国家，民族。狮子狗腿李璜等也如此说。民权主义是窃卢梭等的法国学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所以三民主义绝不是孙中山所创造的！”[1]（127）显然，袁振英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颇多误解，不过，他不崇拜三民主义的态度是鲜明的。

（3）抗拒和排斥法西斯主义。“民十六”即1927年后，面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他从思想到行动都以自己个性化的方式表示着抗拒、排斥和反对。在行动上，沉默、弃职、潜逃、回避等。“自从一九二七年，（民十六），大革命以后，我竟直没有做过什么文章，因为国民党的专制，言论不自由，无病呻吟，言不及物，又有什么用处，不如不讲为愈！所以除了革命以前数十种译著，后来连在大学里也不愿编讲义。”[7]从1927年至1949年他五次反蒋。“我在‘民十六’武汉时代第一次反蒋，武汉革命政府塌台，我便逃回广州，在陈匪济棠部下航空处，作第二次的反蒋。非常会议，我们由南京逃回，参加非常会议宣布总司令部，是第三次的反蒋！前年，我不肯到台湾任伪教育部特约编纂委员（‘北大’同学傅斯年，伪台湾大学校长要我去），是第五次的反蒋。”[8]1934年，即民国廿三年，“蒋匪密电我到庐山，担任南昌航空委员会编译科长（蒋匪兼委员长），我看见他任用了墨索里尼的数十个法西斯的顾问团（经费由庚子赔款维持），我便弃职潜逃，到上海方辞职，回到广东省立勷勤大学”。[1]（184）在思想上，他以孙中山三民主义之矛去攻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主义之盾，指责国民党反对苏联是“忘记了孙中山的联俄联共的本旨，结果就想把中华民国出卖给美帝一般”；认为蒋介石“虽然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不但不能利用，反而藉以行恶”；批判蒋介石、国民党把“‘民生主义’变为了‘民死主义’”；认定“蒋匪不亡，是无天理”！因此，他在几十年中，对于国民党坚持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因为觉得它越弄越糟！竟直全无希望。[7]

对很多人趋之若鹜的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袁振英都不信。那么，他信什么？是守了共产主义之义？还是无治主义之道？袁振英在发掘自己的无治主义思想根源时，肯定“自从‘民九’，我已由一个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变为一个宣传‘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可查‘新青年’等杂志，便明了了！大革命时代，在‘中大’由‘民十三’‘民十六’，再又广州到武汉，由民十五到民十六，我差不多完全是同一的主张”。[1]（220-221）也就是说，从1920年（即“民九”）至1927年（即“民十六”），袁振英都没有改变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选择。那么1927年以后又如何？袁振英认定自己“回来勷勤大学教书！所以我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为人民服务”[1]（225）。也就是说，1934年后他一直未改变自己的政治选择。与此同时，我们虽然无法全面了解他在教育中都倡导的政治思想，但也有可窥一斑的例子。比如，他在中山大学向学生传授他自己在德、法期间发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十大纲领，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剩余价值、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等思想理论[1]（200-201）。他“所担任的功课都是对于革命很重要的，如帝国主义（主任教官恽代英笑我是‘帝国主义教员’），群众运动，群众心理，群众领导，社会主义，社会哲学，社会问题，劳工运动，劳工哲学，工团主义等”。[1]（129）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在这28年中主要守的是马克思主义之道、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之道。

四、努力成为“一个纯正的马列主义者”

1949年—1979年是第四阶段。这是袁振英马列主义思想继续发展的阶段。虽然晚年的工作和生活并不尽如人意，但作为一个长期重视学习和思考的学者，袁振英始终没有懈怠于追求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进步。随着自己从一名教员转变为一个人民政府的干部，他认为自己“应该变为一个纯正的马列主义者，不要挂羊头，卖狗肉，自欺欺人！”[1]（225）

首先，袁振英讲的“纯正”是什么含义？

袁振英在谈到对宗教、社会和民主政治的认识时曾用过“纯正”二字。①1920年11月14日，袁振英在《劳动界》第14期发表的《无工无食》一文中写到自己的社会观时，他表述道：“平等的社会，哪是应该治人的？和哪是应该被治的？治人的不对，被治的也不对。纯正的社会，人人应该劳心，也应该劳力。一方面要做工，一方面要读书。做工是补助身体的强壮，读书是补助知识的增长。偏于一方面，便不算是完人。”[1]（44）也就是说，“纯正”和“平等”是袁振英追求的新社会的两个基本特征。他的“纯正”的社会为人人是统治者，人人是劳动者，人人都身心协调发展的平等社会。所以，这里的“纯正”有纯朴、公正之意。②在1924年反对基督教的公开辩论中，他认为是人造上帝而非上帝造人。耶稣只是神话而不是人。“因为没有一种纯正的历史是讲及耶稣生平，只有神话。”[1]（187）其中，“纯正”显然具有“正统”、“正宗”的意义。③袁振英在晚年谈论到共产党执政的政治情况时，说共产党“只主张纯正的民主政治”，这种“纯正的民主政治”不主张一党专政、党外无党，不允许那些腐败分子走进党内，“共产党要严肃地改造一切腐败分子，不容许他们再有作恶的余地！”[9]那么，“纯正”意味着“纯洁”、“真正”之义。

因此，按照袁振英的思维逻辑，他所说的“纯正的马列主义者”应该是纯洁的或正宗的或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这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追求的政治思想境界！

其次，袁振英作为一个党外人士为什么在“望六”之年还要提出更高的思想目标呢？

考察袁振英主客观两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

（1）袁振英的家庭和社会角色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家中儿女已经长大，用他自己的话说终于可以自由地生活了；另一方面，自己从一名教员变成了人民政府的处级干部、广东省政协列席委员。因此，虽然年老了，反倒有时间、有精力、有机会去尽力为人民服务，努力去做一个“光荣的老干部”，一个“光荣的委员”了。

（2）党和政府为他安排了工作，使他不用再为失业而忧心，终身都有收入保障。对于这一点，袁振英心存感激，所以，纵然是“望六”之人，还愿意“像一个‘五四’运动的‘急先锋’和一个共产主义的‘马前卒’（‘民九’！）做到老，学到老！做到死，学到死！”[9]于是，他十多年如一日，“订了早报、晚报、人民日报和各国的马列主义的机关报到烈士陵园来阅读，以增加我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水平”。[10]

（3）在政治心态上，一方面仍然保持着“五四”时“与平民为伍”、“与劳动为伍”，终身愿为平民和劳动牺牲的健康的政治心态。“虽以‘望六’之年，应不敢自暴自弃！还是持着‘五四’母校‘北大’传统的精神，再为人民服务！”[1]（224）另一方面，在“左”倾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他也急于让理想变为现实。认为“我几十年的理想现在已经初步实现了！我只希望‘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尽量缩短，早日达到共产主义，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给我亲眼看见！”[8]

主客观情况的变化和需求，促使袁振英从主张无政府到加入人民政府的干部行列，从无治主义者渐变为争做“纯正的马列主义者”。他加紧思想改造，提高觉悟，更加自觉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

但是，他追求成为“纯正的马列主义者”之路是曲折的。在极“左”思潮和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他又从干部变成了被帮助教育的对象，两度被安排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度被关押并判处死刑。纵然死里逃生，可还是被戴上“一个思想顽固的旧知识分子”[1]（175）的帽子。正是理想和现实的严重背离，使他迷茫、激愤，甚至不惜一切代价要向上级申诉。

综上所述，袁振英的政治思想既拥有鲜明的个性发展轨迹，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其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但又遵循了思想形成中激变与渐变是对立统一的规律。他在各种思潮空前激荡的“五四”时期，思想的激变曾使他主要成为无治主义的“急先锋”、共产主义的“马前卒”，又在持久的民族民主革命中执著于教育，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底线，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渐变为追求马列主义型的学者。

他的思想是多元的，这表现在其思想源于无治主义，再源于共产主义；表现在不同时期其无论是作为无治主义者或是作为马列主义者，其思想不像我们理解的那么纯粹；还表现在他追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又对自由主义保持着一份执著。因而，无论是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代，还是热情高涨的建设时期，他既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加入共产党或民主党派，受不了组织的纲纪约束。

作为一个学者型的党史人物，他长期坚持了无产阶级立场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底线，因此，他才会问心无愧地自己盖棺论定：“我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1]（176）

通过对袁振英政治思想的研究，我们有这样的两点感悟：一是在多元和开放的时代，无论哪种主义获得了优势，都应该给其他主义必要的尊重和谅解，真正做到以人为本，胸怀宽广，态度宽容，气氛宽松，政策宽大。正所谓上善若水，有容乃大！二是一个人政治思想的实现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但只要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贡献我们都应该缅怀，这不仅是要弘扬“五四”以来进步的中国人追求民主与科学精神的需要，更是希望在新世纪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提倡一种更加兼容、博大、协和万邦的政治文化上的雅量。

参考文献

[1]李继锋，郭彬，陈立平.袁振英传[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

[2]黄凌霜.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3]国务院密电稿.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

[4]支那的无政府主义运动.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5]李良玉.一百六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J].李良玉.思想启蒙与文化重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6]陈立平.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新时期的作用[J].广东党史，2001（4）.

[7]袁振英.四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广东省统战部档案室藏，1953.

[8]袁振英.再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广东省统战部档案室藏，1953.

[9]袁振英.五次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根源.广东省统战部档案室藏，1953.

[10]袁振英.自传补充材料.广东省文史馆藏，1969.

【注释】

[1]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07SJD710022）；江苏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SGSY2009YB039）。
曹顺仙（1963—），女，江苏宜兴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政治、生态思想史研究；王国聘（1958—），男，河南南阳人，南京林业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技哲学和社会生态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