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西北军中我党地下组织的革命活动

原西北军中我党地下组织的革命活动_文博耕耘录

原西北军中我党地下组织的革命活动

孙作宾口述何新宇王银彩整理

曾任甘宁青特委书记的孙作宾。

1979年冬，笔者和李牧可老师前往西安采访甘宁青特委书记孙作宾。孙老虽然年过80，但精神很好，思维敏捷，对以往的经历记忆深刻。他对我们说，我把亲身参加和所知道的杨虎城将军领导的原西北军中我党地下组织的建立、发展及其开展革命活动的一些片断，就回忆所及，加以简述。我的简述，本着周恩来同志生前关于撰写文史资料要“存真求实”的教导与陈云、李维汉同志“要立好，立准党史资料”问题的指示精神，力求忠于历史事实。但因事属远年，自有不够确切之处，除请有关同志补正外，仅供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工作者稽核、参考。笔者根据录音和笔记作了初步整理，以后又经文博同仁刘葆的协助整理出此稿，以示对革命家的怀念。

一

1927年初，我在西安省立一中上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一二”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屠杀共产党，镇压了工农群众革命运动，这时的西安也是一片白色恐怖。在组织和同志们的相互启发之下，为了寻找党的组织，参加革命活动，我曾先后在西安中山学院党政训练班和冯玉祥将军在河南郑州举办的豫、陕、甘三省农村组织训练处学习。之后，我又想办法到了杨虎城将军驻郑州办事处即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驻郑州办事处。该处的处长是段象武（河南省章德府人），同村乡党孙之英在这里担任少校参谋，孙钟祥担任上尉参谋。这两个人都是孙蔚如部三边教导队的学兵，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对我来河南郑州寻找党组织是赞助的。

过了不几天，恰逢曹力如、吴岱峰同志由安徽省太和县来郑州办事处找孙之英、孙钟祥商量返陕或另谋出路。孙之英告诉我说：“我想找共产党，他俩（指曹、吴）和我都是在三边教导队的同学，平常与你讲话的意思差不多，可能是共产党员。”于是我就以同乡身份有意识地和曹力如、吴岱峰同志接触。时间不长，我们就谈得很投机，可以说志同道合，无所不谈。我方知他俩在安徽省太和、阜阳县杨虎城的部队中参加党所策动的士兵暴动未成而被追逐出来。他俩都对我说过：“这次在安徽太和、阜阳县发动士兵暴动，魏野畴牺牲了，是很可惜的！我俩都是孙蔚如部队三边教导队的学兵，孙待我们很好，这次在那里参加士兵暴动未成功被清查出来，在部队里站不住脚了，他给我们发了路条和路费后，以追逐之名，放了几排空枪，将我们赶出部队，要我们返陕或到其他地方另谋出路。”关于这件事情，孔从周同志后来曾经告诉我说：“那次党在安徽太和、阜阳县组织发动的兵变，规模是不小的，有数百人参加，因被发觉，兵变未成，都被清查出来。当时有人力主把这些人全部杀掉，或至少也要杀掉几个骨干分子，做几个样子叫共产党看一看。孙蔚如坚持一个不杀，还感慨地说：这些人一是我的乡党，二是我的学生，叫我杀谁呢？我杀了怎么对得起陕西人，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学生，怎么对得起我的朋友呢？为这事，孙蔚如曾和坚持要杀的冯钦哉辩论甚至争吵起来。后来，孙蔚如叫我把这次参加兵变的近三百人，名为武装押送，实为护送出境。”

我听了曹力如、吴岱峰的介绍后，决心赴安徽太和、阜阳县去找杨虎城将军和孙蔚如部队中党的组织。我到太和县后，住在孔从周同志的连部，经孙蔚如的参谋长王一山先生用孙的名义，按我想去黄埔军校学习军事的请求，给于右任先生写了介绍信。我持信到南京见过马青苑（杨虎城派驻南京的办事处处长）后，再去见了于右任先生。于先生说：“现在怕西北来的人中间混有共产党，防得很严，名额已满，难以解决。”我只好悻悻而返，又经孙蔚如介绍到山东单县杨虎城将军办的军事干部学校当学兵。结业后，被分配到第三旅第八团第三营第九连当事务长兼文书，后代理排长。

由于我担任事务长，知道伙食费节余了三四百元，如分掉，每人能分配二元多。就把此事告诉给几位排长、班长，大家强烈要求连长（姓马，名字记不清了，陕西礼泉人）把这三四百元分掉，连长又想独吞，坚持不分，还拿出十元收买我，我没接受，还把此事在全连公开，弄得全连上下乱哄哄的。这个时候我尚年轻幼稚，非常缺乏斗争经验，联想先后随军到山东省的淄博、湖北省的陆安、河南省的邓县和镇坪等地，耳闻目睹军阀混战，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景象，以及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士兵暴动的壮举，就利用九连连长拒不给士兵分伙食节余的事情，秘密联系，计划组织发动兵变。各方面都联系好了，不知排长姓张，名字记不清了是团长段象武的心腹，贸然去动员他一起参加，竟被告发。幸亏营长刘威诚、团部政训员董林哲等地下党员利用合法身份掩护营救，我才脱险，离开九连，被留在团部当副官。

团部政训员董林哲与南汉宸、纪子中、赵莘人等地下党同志有密切联系，是这个团地下党的负责人。我到团部当副官后，他对我说：“你敢于组织发动兵变，有勇气是很好的，就是缺乏经验，冒失！发动兵变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他多次给我讲解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性质和斗争形势，引导我树立坚定的革命信念，不要因搞兵变被告发而灰心。

嗣后，董林哲同志介绍我到南阳《宛南日报》社当记者，要我和报社里的冯翼生（社长，陕西渭南县人）、王璋峰（编辑，又名尚德，陕西渭南县人）、曹鸣九（记者）等同志一起，开展党的秘密工作。

《宛南日报》是杨虎城将军在南阳办的八开小报。由于这张报纸控制在我党地下组织手里，除了主要宣传西北军组织训练、作战和地方的情况外，也揭露一些军阀割据混战的黑暗情形；在刊发国民党消息时，也刊登我党的消息。在报社里，我和曹鸣九同志住在一间房子，既搞刻印又发行，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有工作做。如刻印党的文件、传单，与《宛南日报》卷到一起，交邮差寄发。

此时，党中央（上海）派来了孙永康（西安东关人）同志，专门到杨虎城将军部队中开展党的兵运工作，他向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军队中如何开展党的兵运工作的指示精神，以及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我们听了非常高兴。孙永康同志到《宛南日报》社后，与我住在一间房子里。有一次，当谈到杨虎城将军和孙蔚如办教导队训练培养干部时，他说：“这是个很有利的机会，我们应该设法打进去，建立党的组织，发展党员，‘借他人炉灶，为自己做饭’。”他还一再说服我到孙蔚如身边做工作。他说：“你是党员，又和孙蔚如有这样好的‘近门’关系，对我们党开展工作是很有利的，为什么不利用他掩护我们为党工作呢？”等等。我们还把孙永康同志常给我们讲的“我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我们的领袖是马克思列宁，我们的方法是工农专政，我们的力量是工农大众”四句话，刻印成传单，散发出去，至今我仍记忆犹新。当时董林哲同志也恳切地对我说了同样意思的话。还说，这是党组织的决定，必须服从。说他也要按照组织的分配，到南阳县政府去当收发科长，到那里去开展党的工作，赵莘人也要到南阳教导队去做党的兵运工作。在党组织的启示、引导下，我打消了到孙蔚如那里去工作会引起人们误会和不信任的犹豫心情，接受了党组织的分配。

按照中央代表孙永康同志和董林哲同志布置的任务，为了打进南阳教导队，我离开了《宛南日报》社，到南阳的卧龙岗求见孙蔚如将军。孙蔚如一见到我没有穿军装，劈头就问我为什么没有穿军装而穿便衣呢？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我说没有出什么问题，就是部队里太黑暗了，我所在的第九连连长克扣士兵伙食，节余了三四百元，拒绝分给士兵，想独吞，我实在看不惯，讲了几句主张把这些钱分给士兵的公道话，和连长闹翻了，便离开了九连，现在《宛南日报》社当记者。孙蔚如说：“你还能当记者？”我说：“没有什么办法，混碗饭吃！”孙蔚如又问我：“你今天来找我，打算咋办？”我说：“这几天想来想去，还是到教导队去当学兵，学习军事，深造一下好。”孙蔚如立即答应，并随手取纸笔给教导队的教育长——李文卿（中国共产党的同情者，陕西三原县人）写了“手谕”，交给我说：“你这次到教导队学习，不要站在这山看到那山高，不要再胡跑了，要安分守己，世事你还不太懂呢！”这样，我没有参加考试，就进了教导队学习。

南阳教导大队的组织建制情况是：大队长由杨虎城将军兼任，副大队长是孙蔚如将军，教育长是李文卿，教官有王亮柏（保定军官学校的毕业生）、江伯愚、纪子忠、李振西（甘肃省人）等十多人。在大队之下共编为五个中队，中队之下再分编为三个分队。

第一中队长陈志贤（河北省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第二中队长赵莘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山西省人）；

第三中队长王铭（中国共产党党员，河北省人）；

第四中队长张汉民（中国共产党党员，山西省人）；

第五中队长（姓名记不清了，在印象中这个中队很可能就是个宪兵连）。

我被编入第一中队学习，全队共有一百二十多人，其中有地下党员十三四个人，设有秘密党支部，曾楚川（又名曾楚云，湖北省人）担任支部书记，杜俊杰（陕西米脂人）、岳玉彩（山西省人）和我担任支部委员，我还兼党的小组长。当时的党员现在能够记得起的有席富堂（山西省人）、李春藩（宜君县人）、常光炘（河北省人）、汪平、张毓秀、杨国栋（陕西省渭南县人）、杨某某（名字记不清了，山西省人）等；还有孟慎言（又名孟浩，陕西省临潼人）、张绍飞、窦禾夫、奥志宽、张锡林、来典寅、李成德等党的同情分子。第二中队分队长孙永康、第三中队事务长封健、第四中队分队长乔启惠（陕西长安县人）以及学员蔡子伟、王统（又名王剑三）、王伯栋、王允端（王璋峰的儿子）等都是党员；我还记得赵成壁（长安县郭杜镇人）同志，当时在赵莘人同志担任中队长的第二中队当学兵，曾和几位同志秘密组织过农民暴动，也是党员。另外，师部卫生所张归仁（河南省灵宝人）同志也是党员。

据曾楚川同志当时多次讲，我们第一中队的党员最少，只有十三四个人。可见，在当时南阳教导队的五个中队中至少有地下党员一百多人。

南阳教导队中党组织的活动是很严密的。开始是通过士兵委员会反对贪污、反对克扣伙食、反对打骂士兵、反对侮辱士兵人格等，进行经济斗争和保护人权斗争，并逐步引导向政治斗争、武装兵变发展；同时，也学唱进步或革命歌曲，排演进步戏剧，增强革命意识；视情况也进行罢课、罢操、散发传单等活动，以锻炼士兵敢于斗争的精神。在组织发动兵变问题上，当时党内存在着搞与不搞的分歧，这种分歧和争论，遂被大部队发觉，将蔡子伟、赵成壁、孟慎言等同志开除离队。

另外，为了适应党组织秘密工作的需要，根据党组织要每个党员在杨虎城将军所领导的西北军中广交朋友，建立活动据点的要求，我们在李焕卿（党的同情分子，西安三桥南何村人）任局长的南阳税务（烟酒专卖）局成立了“同乡会”，在这里接头联系、掩护党的工作。李焕卿先生在此期间为党做了一定的工作。

关于原西北军中党的地下组织领导机关问题，董林哲同志于1974年8月在西安曾给我说：杨虎城将军和孙蔚如部队驻在宛南时，我党地下组织领导机关是中共宛南特委，书记是杜理程同志，后来因杜在兵变问题上有不同认识，由冯翼生同志接替了特委书记。

1930年12月，杨虎城将军和孙蔚如率部队返陕，教导大队驻扎在西安新城。同年12月至1931年1月间，教导队学兵学习结业，所有学员（包括地下党员）陆续被分派到杨虎城将军的各部队中担任连长、排长。在孙蔚如、马青苑、冯钦哉任职的各军（师、旅）中，都有党员和党的地下组织。孙蔚如将军任职的三十八军（十七师）内，我党地下组织一直活动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的1945年7月17日，在河南故县起义为止。

杨虎城将军率部返回西安不久，曾楚川同志曾担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后来被杜衡谋杀于三原。杨虎城将军主持省政以后，立即释放了被冯玉祥、刘郁芬关押的全部共产党员，如徐梦周、潘自力、魏斌辉（西安市人）、王培槐，程士诚（陕西三原县人，后于1932年以《西北文化日报》记者身份赴青海省西宁活动，被马匪逮捕，壮烈牺牲）等同志，都是这个时候被释放的。程士诚、魏斌辉、徐梦周同志获释后，便到孙蔚如部三十八军（十七师）宣传队任职，并以此为掩护继续在军队中开展党的兵运工作。

二

1931年初，我在教导队结业前夕，曾联系张茂轩（山东人）等几位同志，打算到商洛地区的龙驹寨开展党的工作，组织发动农民暴动，搞武装斗争。但在未出发前，陕西省委派来了张文华（陕西渭南县人，现在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同志，向我传达了陕西省委的通知，要我在教导队结业后，利用同孙蔚如的“近门”关系，设法再回三十八军，以便在该军尽快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兵运工作，随后即派同志前来协助。不久，李慕愚同志就到三十八军。

2月间，我到驻扎在三原县城的三十八军军部报到后，被分配到宣传队，部队随即开往凤翔。宣传队长是徐梦周，副队长是姚绍芳、张西林（张又兼组织科长），程士诚、余海丰（陕西长安县人）是宣传正、副科长，翁益斋（西安市北郊人）是总务科长。我和李慕愚、魏斌辉、刘敬业、薛毓英、张继华等党员以及陈仁山等是宣传员。

一天，陈仁山告诉我说：我观察这里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在活动，李濂和王宝灵经常密切来往，约好在王宝灵家里开会，酝酿成立个党组织，我也想参加共产党，并约我和李慕愚同志一起去参加。于是，我和李慕愚同志商量去看一看他们究竟成立个什么组织。这次会议是在凤关怀县城王宝灵同志住家的地方召集的，屋内墙壁上贴了一张十六开大的列宁像（好像是从那个杂志上撕下来的）。参加的人有李慕愚、陈仁山、李濂、王宝灵、张鸿绪和我。李濂说，我们今天开会和大家商量一下，计划成立个共产党的组织，看如何办？我说，成立党的组织很好，没有组织是不行的。就有意问李濂上级组织在哪里。如何与上级组织取得联系。李濂说，中央苏区朱德、毛泽东怎么开展武装斗争抓枪杆子，组织队伍搞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当年怎么建立党组织搞革命的，今天我们也就怎么建立党组织搞革命嘛！我看最要紧的是我们先组织起来，用实际行动去找党组织，相信组织也会找我们的，那就和组织联系上了。大家听了李濂的话，认为李濂革命热情高，有见地，有道理，颇感耳目一新。后来我听李濂说，他是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在中央苏区井冈山根据地参加过武装斗争，曾在林彪（或王佐）任营长的那个营担任连长，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任命的该营第一连连长。

会后，我和李慕愚商议，认为这次会议对贯彻陕西省委在三十八军建立发展党的组织是个良好开端，对我们以后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至关重要，就尽快向省委作了汇报，并请示如何解决的办法。不久白耀卿同志转告我们说，省委同意你们把这几位同志吸收到党内来，壮大党的组织，更好地在三十八军内部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我们随即把省委同意吸收李濂、王宝灵、陈仁山、张鸿绪等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通知分别转告给这几位同志。

为了便于和加强同陕西省委的联系，并使三十八军党的工作有个统一的组织领导，我们按照白耀卿、张文华同志转告的省委指示精神，经商议，于1931年3月底前后，在三十八军组成了中共三十八军军委。军委成员是我和李慕愚、胡振家三人，由我担任军委书记。

1931年6月间，杨虎城将军命令三十八军所属的赵寿山旅（五十一旅），由凤翔开往陕南汉中等地驻防的同时，孙蔚如军长决定将原宣传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划归赵寿山旅建制，随赵旅赴陕南汉中；一部分随三十八军的十七师仍驻防凤翔县。根据这一情况，经我们商议，认为党的组织形式也必须随着变化了的情况而变化，做到“什么地方有三十八军，我们党的地下组织也要建立在什么地方”。经白耀卿同志请示省委同意后，我们即在原军委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共三十八军前方军委和后方军委。

前方军委由李慕愚、王宝灵、李濂同志组成。李慕愚同志担任军委书记，随赵寿山旅进驻陕南汉中等地，在那里发展党的组织，并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开展党的工作。

后方军委仍由我担任军委书记，成员有胡振家、吕剑人，随孙蔚如驻扎三十八军（十七师）驻防凤翔县城。

在此以前的两个多月，孙蔚如在三十八军（十七师）的驻地凤翔成立了随营军官（步兵）训练班，培养连、排一级的基层军事干部。全班二百多人，其中有相当部分是学兵，学习期限一年，结业后分派到所属各部队工作。我们确定在随营军官（步兵）训练班组建了党的支部，省委确定由吕剑人（当时是学兵）同志担任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的党员我记得有刘敬业、张毓秀（渭南县人）、周铭德、薛毓英（泾阳县人）、李建新（渭南县人）、刘大森（高陵县人）、卢松轩（长安县人）、王恩荣（渭南县人）、毛云鹏（西安东郊人）、刘益民（泾阳县人）等二十多人。

随营军官（步兵）训练班分为两个大队，班主任是由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王亮柏（同情革命）担任，梁青田担任教育长，任兰圃（留苏学生）担任教育主任。班下分设两个大队：第一大队长石冠群（渭南县人，毕业于南京蒋介石的军官学校，思想较反动）；第二大队长×××（姓名记不清了，长安县南乡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思想中立）。两个大队之下又各分设为三个分队，胡振家和我以及党的同情分子贾文运、马忠峰、翁益斋，还有米鸿才分别担任分队长。因此，随营军官（步兵）训练班党的兵运工作做得比较活跃，配合得比较协调。

原三十八军军委和以后的后方军委，除了在军队中开展党的兵运工作外，经省委沟通，在凤翔县地方上联系的党员有史唯然（县盐务局长，陕北人）和陈云樵（县公安局长，兴平县人）。这两个同志的所在机关是我们进行党的工作活动据点。1931年2月至7月，陕西省委派白耀卿同志给我们递送党的文件，传达省委指示，布置工作任务，了解情况。我们向省委汇报工作，都是在史唯然、陈云樵同志分别任职的县公安局或盐务局的秘密掩护下接头联系的。在凤翔还结交了军队中的刘味东、杜松寿和地方学校教员李伯瑜等朋友。

1931年8月初，随营军官（步兵）训练班随部队由凤翔开回西安，驻扎在西关外的西营盘（今飞机场）后，不多日子，爆发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沈阳的“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群情激愤，特别是青年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游行示威，贴标语，撒传单，街头讲演，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领土，枪杀我同胞的血腥罪行！在这个时候，陕西省委派高维汉（又名李杰夫，曾任过红二十六军政委、省委军委书记）和我们经常联系（接头活动的据点在城内红埠街胡振家同志的家），在这里传达省委的指示，布置工作任务和检查我们执行任务的情况。他多次传达省委指示，要求我们在军队中采取各种方式、方法，着力宣传抗日，以激发士兵爱国热忱。还说，现在我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形势，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新的革命高潮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即将到来，要我们在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做耐心、艰苦、细致的思想启蒙工作，逐渐提高士兵的觉悟，发展建立党的秘密组织，逐步把枪杆子掌握在我们手里，随时组织发动兵变，开展武装斗争，创建苏区，以促进、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根据高维汉传达的省委指示精神，我们经过筹划，在合法身份的掩护下，以相互交替的方式、方法做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把陕西省委派人送来的宣传抗日爱国、工农商学兵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反对蒋介石卖国、军人要支持学生抗日爱国活动等为内容的传单，利用军队出操或打野外的机会，撒到营房区周围；有时也趁黑夜将传单贴到墙壁上。认识字的士兵看到这些传单就议论纷纷，认为传单上讲的有道理。

二、利用我们担任分队长的合法身份和方便条件，在给士兵上文化课、政治课时，把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和共产主义结合起来，具体地说明反对帝国主义（如废除不平等条约，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赶出中国，抵制检查日货等），反对封建主义，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政治民主等与共产主义是一致的，是好朋友。以引导士兵、学兵分清真假三民主义。士兵们听到这些启蒙性的革命道理，感到新鲜，也乐意听。在讲文化课时，我们把《战士课本》中的“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上，都不算好汉”等课文，与工农备受压迫的现实社会问题，渗透在一起，学兵、士兵们听了感到真切。

三、在军队内部，我们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进行。比如遇有军官打骂士兵、侮辱士兵人格的事情发生时，我们就提出“官和兵都是人，应该平等，要保护人权，要尊重人格，反对打骂士兵，要成立士兵委员会”等等；遇有伙食不好或吃不饱的时候（在旧军队中吃空名子，克扣军饷，士兵生活十分困苦是时常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提出要公开伙食账目，反对克扣米饭，反对揩士兵的油，喝士兵的血，以逐步取得士兵对我们有个公道的看法，认为我们还能够为士兵说话，联络士兵和我们之间的感情，使那些思想反动的军官感到孤立。我们党员则利用群众各种爱好、习惯，同群众打成一片，广泛联系，交朋友。这些做法使我们深深扎根在群众之中，与群众生死与共，息息相通，成为群众的好朋友。

我们这一段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活动较为频繁，士兵们的抗日爱国意识有所增强，这就引起了个别思想反动的军官对我们言行的注意。有一天，我在西营盘院子走着，衣服口袋里还装着一些没撒完的传单，孙蔚如的副官把我叫住说：“军长叫你马上去一趟，有要事和你谈谈！”我想走开，先把身上装的传单处理掉再去，但副官紧紧把我拦住，实在无法脱身，只好走进孙蔚如的办公室。一见面，他就很严肃地问：“有人报告说，近来你对学兵讲话很左，军队中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在进行活动，你也参加了，这一段为什么经常有人在营盘里撒传单呢？你要注意，不要误入歧途……”我即向孙蔚如陈说了部队由凤翔到西安后，因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各学校青年学生上街讲演，宣传抗日，游行示威，抵制检查日货等爱国运动，在军队士兵中引起了共鸣，学兵中也有议论，认为军人应该参加抗日。军队里没有共产党组织进行活动，有些人向军长的报告，是对我的诬陷。

孙蔚如找我谈话以后，军委成员立即进行了商议，决定要尽快将这一重要情况向省委与我们联系的高维汉作个汇报，并请示如何对策。高维汉要我们提高警觉，注意斗争策略，讲究斗争艺术，千万不要使党的组织受到破坏；同时，还要求我们有什么情况及时向省委汇报，以便采取应变措施。

嗣后，军部把我从随营军官（步兵）训练班调到十七师师部参谋处担任参谋，一天抄抄写写，承上启下，行动不便。对此，我在当时有两点想法：一是免掉了我的分队长职务，调到师部担任参谋，便于他们对我进行监视，这对开展党的工作活动是很不利的；二是我党在三十八军中的组织，是否由于我们在工作中的疏忽而被觉察，才对我采取这种措施。当时这两点想法总是缠绕在我的头脑中，同时，我也经常考虑着如何摆脱这种被动局面，既能做到不断地开展党的工作，又能防范组织不被破坏。我们军委成员按照高维汉转告的省委指示精神，要求每个党员同志除严守党的机密外，都要在原来的基础上，更主动地和士兵、学兵以及下级军官广交朋友，建立私人之间更为密切的关系，以联络感情，甚至可以“结拜弟兄”。我当时就曾先后与张西林、马忠峰、贾文运等党的同情分子，甚至和姚绍芳结拜过“弟兄”。

11月底或12月初，随营军官（步兵）训练班的学兵还未结业，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部提前从该班中调出了十几名学兵，分派到新编的部队中去担任连、排长，其中就有我们的军委成员、训练班的党支部书记吕剑人同志。据说吕剑人同志被分配到郴州（今郴县）警备第三旅第二团当排长。后该旅进驻凤县、两当等地抵抗川军入甘。到1932年初，我承受孙蔚如三十八军（十七师）进驻甘肃兰州后，按照王兆庆同志转告省委的指示，要我以点验小组成员和担任中校参谋主任的身份，到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这就是以后筹划的“靖远兵变”。同一时期（事后知道），习仲勋、李特生、吕剑人等同志组织领导了著名的“两当兵变”。

三

1931年11月底前后，杨虎城将军派孙蔚如军长任甘肃省宣慰使，带领三十军（十七师）由西安开往甘肃，讨伐在政治上倾向北洋军阀吴佩孚的雷中田、高振邦等地方军阀。进驻兰州时，已届年关。孙蔚如即在兰州成立了“甘肃省宣慰使署”，杜斌丞先生担任参议、秘书长，由孙出面主持甘肃省的军政。

我随三十八军（十七师）到兰州不久，大约在1932年1月底，省委派李玉清（李大个，山东人，此时在三十八军军部担任电台台长）同志与我联系，并介绍了常黎夫、马豫章同志的关系，接着我又认识了马济川、邬逸民、吴景璈等党员同志和党的同情分子社里亭等。

这时，孙蔚如以宣慰使署的名义，任命靖人秋（党员）为组长，靖人秋、姚绍芳和我三人组成点验小组，到靖远县去点验王子元部（王系陕西省靖边县人，原为冯玉祥旧部第七师之残部）。经点验确定该部为旅的建制，改编为“甘肃省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辖一、二、三团，每团下属三个营。旅长王子元，副旅长张东皎（党员，陕西省横山县人）。紧接着，孙蔚如又任命姚绍芳为该旅参谋长，任命我为中校参谋主任，李罕言（党员，湖南省长沙人）为副官长，王儒林（党员，甘肃省靖远县人）为军法主任兼第二团第一营营长，苏士杰（又名苏醒民，党员，陕西省渭南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曾参加过渭华暴动）为教导队长。

与此同时，陕西省和派王兆庆（陕西省神木县人，据说是省委军委领导成员）同志来到靖远县找我，在介绍王子元旅中张东皎、李罕言、石子健等同志党的组织关系时说，“这里党的力量是雄厚的”。省委要你们以王部为目标，在该旅筹划发动兵变。王在布置任务的同时，曾多次给我们讲：现在国际上是两个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苏联）世界的尖锐对立；国内是两个政权——蒋介石政权和我们党建立的苏区（中华苏维埃）政权对峙的局面，斗争是很激烈的；加之，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蒋介石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党在旧军队中的兵运工作要以秘密策划、组织发动兵暴为主要方式，以建立工农红军或工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迎接革命高潮，争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为主要目标。当时根据这种“左”的指导思想，党组织曾作过几次研究，并按照省委指示精神，决定在全旅组织发动兵暴。如王子元不同意举行全旅兵暴，就把他捆起来，由我们带领全旅，北上占领宁夏。

在王子元旅的内部有我党三个秘密支部，一个是校官以上的军官支部，李罕言同志担任支部书记，组织上指派我担任支部领导成员，主要负责兵变的策划组织和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军官支部的党员有张东皎、牛化东（团长，陕西省靖边县人）、王儒林、苏士杰、吕善东（又名吕振华，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陕北人）等同志。一个是士兵（包括尉官）支部，石子健（排长，陕西省佳县人）同志担任支部书记，党员现在还能记得的有连长杨林（又名杨培育）、杜鸿范（陕西省米脂县人，机关枪连连长，杜斌承先生的儿子）、张国威（甘肃省靖远县人，连长）、张秀山（排长，陕西省佳县人），教导队分队长常焕章等同志。一个是教导队的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是张东皎、副书记是苏醒民。

3月的一天（具体日期不记得了），李罕言同志突然急促地告诉我：张东皎争取王子元发动兵变未成，再加上又派吕振华带领一营部队背着王子元开往定西，经多方面说情、营救，王子元始答应张东皎马上离开靖远县为条件，释放了张东皎；王儒林被软禁在一家商号里，我以旅参谋主任的身份到商号里和王谈了话，了解到一些具体情况：以叫王儒林到旅部去一趟为名，将王儒林送出靖远县城。

王子元解除了张东皎、王儒林同志的武装，不仅使原来确定好的兵变计划落空，而且党组织随时都有遭到破坏的危险。于是，我们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拟把王子元的部队拉出去一部分，单独组建工农红军游击队。同时，按照党组织的决定，我仍以警备第三旅中校参谋主任的合法职务为掩护，继续留在旅部，侦察动向，收集掌握情报，与组织联系，以配合建立我党的工农红军游击队武装。

据王儒林同志在靖远县多次给我讲，他和张东皎同志被王子元解除武装后，先后到了兰州，联络了杜润滋、谢子长、邬逸民、吴景鳌等许多同志，共同策划在靖远如何插起革命红旗，并很快地行动起来，组织建立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问题。他还说，此时，正值王子元旅机枪连连长杜鸿范同志到兰州接领军装、枪支弹药、军费等。计有军装两千多套，步枪一百多支，步枪子弹两千多发。这批装备、经费一到手，张东皎、谢子长、杜鸿范、王儒林等同志雇用皮筏子由黄河水运抵川口上岸，再用驮骡转运到皋兰北山后的同时，召集所属部下近百人，由杜润滋、王儒林同志出面讲话，宣布了起事，脱离王子元要革命，当工农红军，并绕山路渡黄河开到靖远县境内的水泉堡，插起了有镰刀斧头徽号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旗帜。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编制是：谢子长同志任政委，杜润滋同志任参谋长，邬逸民同志任秘书长；共编为三个支队，杜鸿范同志任第一支队司令，张东皎同志任第二支队司令，王儒林同志任第三支队司令；在支队之下设有大队，姜耀同志任大队长。共计一百二三十人，近百条长枪和若干支短枪。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水泉堡插起红旗后，立即贴出标语，提出“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等宣传革命的主张、口号，使农民群众知道了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王子元获悉张东皎、谢子长、王儒林、杜鸿范等同志截去枪支、弹药和军装，在水泉堡插起红旗后，惊慌恼怒，急派亲信周维邦（营长）为总指挥，梁占胜（骑兵营营副）为副总指挥，奔袭包围水泉堡工农红军游击队。游击队指战员在姜耀、谢子长同志指挥下，奋勇抵抗，击毙敌总指挥周维邦，打伤敌副总指挥梁占胜。但此时，张东皎同志为了争取瓦解残敌旧部，进一步扩大战果，站起来向旧部张丙辰喊话，不幸被敌人冷枪击中被俘，敌威胁劝降，张东皎同志大义凛然，视死如归，严词斥责，遭敌杀害，壮烈牺牲。一支队司令杜鸿范同志也负伤。激战至傍晚，游击队撤出阵地，向雪山寺、兴仁堡、海原和宋家河畔转移，沈毅民（营长）派人联络营副高崑山、连长杨林、李仲英，张国威（连长）、张秀山（排长）等同志率部与游击队会合，同到罗山建立根据地。但被王子元察觉，派其侄子王治邦带一营兵力，到海原下了沈毅民、张国威、张秀山等同志的枪，并将其扣押起来。当天晚上王子元向我征求意见说：“你是宣慰使署派来的中校参谋主任，是把他们押送到兰州交宣慰使署按军法处置，还是在这里就地枪决呢？”我知道张秀山同志曾救过王子元性命一事，就说：“人家能救你一命，你今日就不能饶人一命？要干事，做事情，就得团结各方面的人，要有海量，何况人家救过你呢。”王子元心有所动地说：“宣慰使署知道了要追查我怎么办？”我拍着胸膛说：“这有什么要紧？你知道，我知道，天知道，地知道。你不要让参谋长姚绍芳知道，我不会向外说，宣慰使署也不会知道！”于是王子元把张秀山同志叫进房子，歇斯底里地大骂起来。我从中和解说“要念旧恩，要有海量！”王一直骂到快要天亮时，才大喝一声：“你给我滚出去！”我一直陪了一夜。为了使张秀山同志彻底脱险，事前和几位同志、朋友凑了一百多元，转交给张秀山同志作为盘费，让其立即离开靖远。在靖远县期间，我和县善后（禁烟）局长姬伯勋（党的同情分子，陕西省米脂县人）结交为要好的朋友，在这里建立了党的联系接头据点。在此期间，姬伯勋先生为党做了一定的工作。

6月间，刚刚建立不久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在园子河等地休整时，杜润滋、王儒林同志转告我说，谢子长同志返回陕北，杜鸿范同志因负伤到外地治疗，邬逸民、吴景鳌同志西上兰州，还有几位同志跟马仲英到新疆去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骨干力量一时减弱，同时，为了统一领导，将原一、二支队合并到第三支队，由王儒林同志领导指挥，为了扩大影响，由会宁、靖远两县交界西上，经宋家河畔、西原、平滩堡，渡黄河绕道北山，分兵两路，再返回水泉堡。

7月初，甘肃省宣慰使署在命令王子元调防海原县的同时，又派特务营长王云山（陕西省蒲城县人）到靖远县接防。同时，我以出外侦察为名，和杜润滋同志到糜子滩了解我游击队的情况，同志们叫我再返回靖远县侦察，我就返回靖远县营部，见到特务营长王云山，从交谈中得知王这次来靖远县驻防，带了迫击炮连、机枪连、步兵连和足够的弹药，计划收编我游击队。接着王又以商量的口气说：“你和姚绍芳在这里时间长了，二位是否同到水泉堡走一趟，帮个忙，把游击队收编过来为好。”当时，我看到姚绍芳面有难色，就立即回答说：“可以！”于是，我就和姚绍芳同到水泉堡，把姚安置到队部并派专人热情招待后，我即独自抽身到另外的地方把王云山计划收编游击队的企图及在靖远驻防的兵力装备等情况统统告诉王儒林、杜润滋等同志。并说：“王云山想收编游击队是骗术，决不能上当，我们还是单独搞，不要把摊子抖散了！”同时我们还议论了现在敌强我弱，不能蹲到这里等着挨打，是不是先撤出水泉堡，视情况再定行止等问题。同志们听了后，有的说：“他们是运输队，我们红军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打就打，我们要是撤出水泉堡，王云山会说我们红军游击队害怕他！”也有的同志说：“游击队就是在游动中，瞅准机会打击、消灭敌人，装备自己，硬拼硬打是要吃亏的。”两种意见有所争论，但在当时“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硬拼硬打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次，杜润滋给我讲过，杜斌丞先生在兰州小西湖把他和谢子长介绍给邓宝珊先生。邓给我们两枝短枪、两枝手提机枪。还说：“你们闹去，不行了再找我。”

接着，我送走姚绍芳，随即甩掉警备第三旅中校参谋主任的职务，再返回水泉堡和同志们一起战斗。此后，我就离开了三十八军（十七师），专搞党的兵运工作。

由于游击队的频繁活动和党的宣传、统战工作有所开展，吸引了当地新堡子杨汝霖，糜子滩杨培成，芦沟堡杨兴旺、王培荣、刘安国、高步公、张宝卿以及高振邦旧部等一百多人，先后同我工农红军游击队合作。至此，游击队连同原有人数很快发展到四五百人。为了适应这种发展了的情况，在原有的基础上，重新将游击队改编为三、四两个支队，每个支队下辖三个大队，王儒林同志担任第三支队司令，姜耀同志担任第一大队长；杨培成同志担任第二大队长，郭映珠同志担任第三大队长；我担任第四支队司令，李子和（宁夏人）同志担任副司令兼第一大队长，孙绍堂同志担任第二大队长，杨汝霖同志担任第三大队长。

游击队在水泉堡深入群众，宣传“穷人要翻身，就要掌握刀把子”，“要过好日子，就得斗争”等革命道理。一时间，荒凉残破、人烟稀少、经济贫困的水泉堡，呈现出一片革命景象。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队旗迎风招展，队员们唱着“醒！醒！醒！不要常做梦。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组织起来，向着帝国主义、军阀进攻！推翻压迫，打破牢笼，愿同志们要力争、要拼命，为的是取消一切不平等！”“一人一马一杆枪，老百姓个个打东洋，先杀周佛田（即劣绅周维邦，敌营长），后杀死王子元，唉哟！杨子才受了磨难……”等等自编并富有地方气息的革命歌曲。

几天后，驻防靖远县的特务营长王云山见收编不成，就倾发全营兵力，向水泉堡我工农红军游击队进攻。黄河渡口的水手詹学信向我们报了信，我们立即作了防御部署。王云山带的特务营一到，便用一个连的兵力，从墩墩桥猛扑过来，向我游击队发起进攻。游击队沉着迎战，奋勇抵抗，多次打退敌人。至晚，敌人包围了水泉堡，并摸到堡墙底下，企图爬上堡墙。为了节省子弹，我们用事先准备好的滚石打击敌人，为了摧毁敌人的机枪连阵地，我们决定抽出三十位同志，由刘汝华、万夫长同志带领，一半同志带枪，一半同志持大刀，趁黑夜出击、突围。正当准备行动的时刻，天气突然变化，大雨倾盆，雷电交加，山洪暴发。闪电之中，敌人的阵地历历在目。于是，我们立即改变计划，趁大雨停息之片刻，撤出水泉堡，向北山转移，甩脱了敌人。

据说游击队撤出水泉堡的第二天清晨，王云山命令特务营疯狂向堡子进攻，老百姓讥讽地说：“外是个空堡子，你们还打啥呢！”王云山望着堡墙上的红旗，不敢进去，强迫一个老百姓爬上去看个究竟。老百姓下来说：“红军游击队走时讲，他们攻占靖远县城去了！”这一下，王云山着了慌，拼命往靖远县城方向撤退……

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三、四支队，声东击西，吓跑了王云山，从从容容地到陈沟吃了一顿饱饭，经咕辘梁到石门川，再经水泉堡，由黄沙弯渡黄河到了北山。正在北山行军至札巴子岗时，与宁夏敌骑兵一○五旅旅长冶成章（绰号冶骡子）的匪部遭遇，仓促应战，战斗异常激烈，游击队伤亡颇重。大队长杨培成同志带领刘汝华、万夫长、杨维耀、陈仓等同志英勇阻击，接出一部分同志向山上转移而去。这次北山遭遇战，我游击队大队长郭映珠、参谋王金牙（又名贵仁）和许多战士壮烈牺牲。

事后得知，为了配合我们在靖远发动的兵变，由赵成壁、马济仁、石庆德等同志在三十八军（十七师）补充二团一营移防定西时，于定西巉口举行了武装暴动，拉出一个营的兵力，在向靖远进军、转移中，遭到敌人强大兵力的前截尾追，激战两个多月，终因敌众我寡，被打散失败。

在严重失利的情况下，我和杜润滋同志商议，认为经过几次激烈战斗，我们伤亡颇重，又无根据地作为依托，流动作战，没法休整补充；加上敌我力量悬殊，再不能硬拼硬打了，决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待机再起。同时，我们派郝新亚同志尽速到石门川将游击队在北山失利情况，以及我和杜润滋同志返回兰州等情况转告给王儒林同志，并以组织名义要王立即北赴宁夏，利用朋友关系潜伏起来，联络同志，并要切实注意和兰州党组织取得联系。

四

1932年七八月，我与杜润滋、石子健等七八位同志一行，由靖远县返回兰州。这时，甘肃省城乡出现了反对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反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委派谭克敏（老百姓称他“贪克民”）担任省财政厅厅长等群众运动，城市里教职工和学生罢教罢课，游行示威。我党多次在乡镇发动和领导的“两当兵变”“靖远兵变”“西华池兵变”“定西巉口兵变”以及李华峰、周凯（山西人）等同志发动的“蒿店兵变”等，推动了革命形势的高涨。党组织在孙蔚如三十八军（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邓宝珊新一军司令部、特务营、军官队、学兵队以及窦汉三团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在兰州水烟坊的工人中也发展了党员。党组织的发展，需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因而，杜润滋同志要我继续留在兰州联系开展党的工作，他返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甘肃工作情况，并请示下一步如何开展工作。

省委根据杜润滋同志的汇报，决定成立甘宁青特委，并派吴鸿宾带王统（又名王剑三）同志来兰州，吴鸿宾向同志们传达了省委的指示。经省委批准，于同年12月初，在甘肃省兰州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甘宁青特区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主要任务是在甘宁青三省建立发展党组织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兵运工作，建立一支抗日武装力量。

省委决定，特委由吴鸿宾、马豫章、常黎夫、李慕愚和我五人组成。吴鸿宾同志任特委书记，我任军委书记，马豫章同志任组织部长，常黎夫同志任秘书长，李慕愚同志任宣传部长。

当时，特委的秘密机关有两处，一处设立在兰州广武门外菜根香酱园（此处是王儒林同志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建立的），一处设立在原省政府广场西边的锒牙馆（这个院子里还有石印馆、旅馆以及摆摊设点的小商贩等）内。

特委成立后，决定兵运工作，由吴鸿宾、李慕愚和我三人负责。具体任务是：

（一）重整原靖远县转入地下活动的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组织力量，建立一支抗日革命武装。

（二）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农政权。靖远县靠近景泰和宁夏省的同心、海原地区，在前不久，我党在那里组织发动过一次武装暴动，有组织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党在那里有一定的影响，群众基础较好，我们只要积极开展工作，创造条件，在县城是能够建立起根据地的。

为了实现以上任务，特委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

一、通知王儒林和联络好的几位同志，马上由宁夏返回兰州，接受新的任务。

二、运用公开职务和秘密工作相结合，合法与非法相结合的手段，通过邓宝珊先生的秘书葛霁云、邓鸿宾（邓宝珊的侄子，少校参谋，留苏学生），以及陕甘绥靖公署参谋长续范亭与杜汉三（天水人，党的同情分子）等各方面的社会关系，给王儒林同志活动了一个西安绥靖公署甘肃行署“招募专员”的合法职务，名为靖远县“招募专员”，实则为赴靖远串联转入地下分散活动或潜伏起来的战士，为组建西北抗日义勇军聚集力量。

三、特委任命王儒林同志担任西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司令），李慕愚同志任政治委员（对外称参谋长），我以特委军委书记的身份参加组织领导和党组织的建立整顿工作。

四、其他特委领导成员和党员同志，分头在邓宝珊新一军的特务营、军官营、学兵营和孙蔚如三十八军（第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教导队）等部队中，伺机发动兵变，与王儒林、李慕愚等同志在靖远组织建立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相互配合。

紧接着，王儒林同志以“招募专员”的合法职务，与李慕愚、史悟亭、吕明成、石子健（担任交通）等同志，一起赴靖远县联系在水泉堡战斗失利后转入地下分散活动或潜伏起来的战士。没几天，在靖远、榆中两县为境的西原集中了一百多人。这时，张志明同志还联络了原高振邦部的营长薛宝山等人，薛提出要和我见面，我立即写了一封“四海之内皆兄弟，志同道合皆朋友，没几日即可前来见面……”的复信。过了两三天，我赴榆中县兴隆山脚下的一个小山庄与薛宝山见面，给薛讲了我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宗旨，双方谈得很投机，薛除热情接待外并诚心表示愿带领全部人马枪枝参加我党组织领导的西北抗日义勇军。

1933年春节期间，我们同志从兰州搞到了子弹五百多排，伪装起来运到西塬，李慕愚同志也在邓宝珊新一军学兵营，通过常志荣（陕西省渭南县人）搞来了一部分枪支。半月之内义勇军扩充到四五百人，到西塬集中后，正式成立了总指挥机关——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部，举起了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旗帜。

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建制是：王儒林同志任总指挥（司令），李慕愚同志任政治委员（对外称参谋长），薛宝山同志任副总指挥（副司令），张子明同志任参谋长，史悟亭、郝新亚、刘宝元、马元乐同志任参谋，骆成瑞任副官长，乔侠波同志任副官。我以特委军委书记的身份巡视工作。其他指战员编为一个大队，杨得胜（藏族，甘肃省永登县人，又叫杨番子）同志任大队长，大队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长吕振华同志，中队副吕明成同志；第二中队长孙绍棠同志，中队副常焕章同志；第三中队长宋××同志，中队副高××同志两人姓名记不清了。在每个中队之下，再分编为三个分队，岳秀山（靖远县哥老会的首领之一）负责靖远地区的情报工作。

西北抗日义勇军的主要活动是：

一、打土豪分粮食，分羊只。西北抗日义勇军在西塬召开群众大会，对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展迎福等四人进行了清算斗争。李慕愚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我们今天打土豪，分粮食，分羊只，将来还要给贫苦农民分配土地。这样做，在春荒时期既为群众解决了春耕所需的籽种，又为群众解决了春荒急需的口粮问题。从而，在群众中扩大了党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影响。

二、按照特委关于在兰州举行兵暴，以配合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靖远县的活动，进一步地扩大其声势的决定，我与李慕愚、郝新亚同志一起，做了以下三项工作：首先，与孙蔚如的三十八军（十七师）随营军官训练班（教导队），邓宝珊新一军学兵营、军官营和特务营等部队中党的地下组织取得秘密联系，转告他们切实做好兵暴前的思想发动工作，统一行动，拟在兰州举行有五百多人参加的兵暴；其次，对兵暴后夺取银行以解决经费，占领军械库以解决枪支弹药的具体组织与行动作了具体分工安排；再次，确定和给各部队地下党组织通知了部队拉出后的行动（进军）路线，对所需的擦枪布、手电、医药等均做了相应的具体准备工作。

但由于兰州、靖远两地相距较远，驻兰州各部队之间联系出现失误，特别是部队中的一些党员和士兵对兵暴产生了消极甚至厌烦的思想情绪，故此，计划好了的兰州兵暴未能一致行动起来，只有邓宝珊部新一军守卫兰州水北门的一个排（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特务营第二连的一个排），在崔仰亭、贺晋年、郝新亚同志的带领指挥下，于1933年1月×日，（具体日期记不得了）后半夜破晓之前，举行了兵暴，带出晋造步枪二十多支，把队伍拉出兰州，急驰靖远。

特委组织发动的这次兰州兵暴，虽未成事实，但兰州城内枪声四起，各部队相互射击近两个钟头，商店关门，四门紧封，部队荷枪实弹，全城笼罩着紧张气氛。这时我到南城门观察动静，进城联络受阻，只好在一家商号（故衣铺）内刘子义同志（党员，陕西省渭南县人）的掩护下，离开了兰州。加之，我西北抗日义勇军在王儒林等同志的带领下，频繁活动于靖远县西塬、北湾、皋兰山一带。义勇军所到之处，风声很大，这就惊动了甘肃省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蒋介石即调“三省联军”——即东路交通司令马锡武的袁福昌团、驻靖远县的邓宝珊新一军第十一旅乔维三营，青海骑兵等一师马虎臣团，宁夏马鸿宾的冶成章骑兵旅对我西北抗日义勇军进行“围剿”。

三、到4月下旬，“三省联军”对我西北抗日义勇军“围剿”的包围圈愈来愈小，我抗日义勇军终被包围在靖远县的红砂岘一带。一天清晨，敌军在袁福昌带领下，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我猛烈进攻，王儒林同志带领一个中队兵力扼守前山，我和李慕愚同志带领主力绕到后山，由早到中午，激战近半日；前山人伤弹绝，敌军攻上山来，王儒林等同志在迅速掩埋武器后被俘，其余冲散，西北抗日义勇军遂告失败。此次红砂岘浴血战，吕明成和二百多名战士突围时，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后，被俘的同志被敌人押解到后长川，敌人向被俘战士们逼问王儒林同志下落，战士们都知道王儒林同志是抗日义勇军的司令，却对敌人说：“他是我们这里的黄师爷，写字的！”敌人当场枪毙了几个人，战士，其他人还是这么回答。后来，在同志们的巧妙掩护下，王儒林同志得以脱险。

我们被俘的同志被捆绑押解到兰州后，我和李慕愚同志在没有承认是军事犯、没有暴露身份的情况下，经邓宝珊部队中党组织的营救，甘肃省测量局长石干峰先生说情，禁烟善后局长仲兴哉先生出面作证说：我俩“是该局派外出差的人员”而获释；贺晋年同志被俘在宁夏遇救脱险；史悟亭、吕振华、崔仰亭、郝新亚等同志未能营救成功，临刑时，他们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这几位同志英勇就义后，我们十分悲痛，还尽力设法买了棺材，掩埋了战友们的遗体。

西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反革命力量聚集兰州，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特委无法继续坚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33年5月底前后离开兰州返回西安，向省委书记杜衡（后来叛党），省委军委代理书记贾拓夫同志等报告了甘、宁、青特委工作与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靖远县活动失败的情况，并向省委提出了分配工作的要求。经省委研究，同意我和李慕愚、杜文德（陕西省扶风县人）同志，在省委领导下参加兵委的领导工作。

说明：甘肃“靖远兵变”和西北抗日义勇军活动的一些具体材料，是原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王儒林同志提供的；征求意见稿写好后，王儒林同志又对个别事实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