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和谐的测评研究

自我和谐是罗杰斯（Rogers）人格理论中的核心概念。罗杰斯认为个体能够将各种自我知觉协调一致，维持自我和经验之间的和谐，与此同时个体所进行的绝大部分的行为都和其自我的观念是一致的（陈秋莉，修丽娟，陈玲燕，吴燕燕，静进，2007）。因此，自我和谐实际上指的是个体能够正确地对自己做出评价，能够为适应客观世界而进行自我调节，它的完成和构建就是不同因素之间的和谐统合（梁瑞琼，王苑芮，2011）。如果统合不好，自我和经验之间出现不协调，有了差距，内心就可能出现紧张和焦虑，影响个体的正常生活，甚至导致心理障碍。因而自我和谐对于个体健康地生活、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社会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国学者王登峰（1994）对自我和谐量表（self-consistency and congruence scale，SCCS）进行了编制。该量表是根据罗杰斯提出的关于自我与经验之间关系的评估量表中所包含的7个维度设计的，这7个维度分别是“情感及其个人意义”“体验”“不和谐”“自我交流”“经验的构成”“与问题的关系”，以及“关系的方式”，最后经过因素分析得到3个分量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灵活性”及“自我的刻板性”。其中，“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所反映的是自我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包含对能力和情感的自我评价、自我不一致性、无助感等，它所产生的症状更多地反映了对经验的不合理期望，在该分量表上得分低说明个体能够有效地调节外部经验与自我认知之间的关系，个体在应对生活、工作事件和人际交往中更为自信。相反，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在外部经验和自我认知产生冲突的时候，二者越难调和，个体处于一种不和谐的状态，产生焦虑、紧张、抑郁、自卑等情绪。“自我的灵活性”采用反向计分，因而该分量表得分低说明个体能够以自己的内部评价为依据，灵活适应当前的环境，得分越高说明个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越大，难以灵活适应环境，在人际交往中易产生敌对、恐惧等情绪。“自我的刻板性”反映的是自我概念的刻板程度及僵化程度，并且仅与偏执有显著相关，该分量表的含义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究，应用时也须小心（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方琼，2013）。从总量表得分来看，得分越低的个体越能够正确地对自己做出评价，协调自我概念和实际经验之间的关系，相反，得分较高的个体不能根据现实状况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认知和期望，出现心理失调，产生焦虑、抑郁等心理障碍（王燕，2008）。王登峰（1994）在编制该量表的同时，对量表的信度进行过统计分析，结果表明，3个分量表的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是0．85、0．81、0．64。目前自我和谐量表的测评研究主要集中于自我和谐与个体为适应社会采取的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及自我和谐和人际信任感的相关研究。

王莹等人（2014）以抑郁症缓解期的患者作为被试进行研究发现，积极的应对方式与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维度、自我和谐量表的总分呈负相关，消极的应对方式与自我和谐量表的总分及各分量表的得分都显著呈正相关，即抑郁症患者多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其自我和谐程度也较低。方琼（2013）、徐含笑（2010）以大学生为被试进行研究发现，采取消极应对方式的学生在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自我的刻板性、自我的灵活性及自我和谐量表的总分上得分较高，但是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学生，在这3个分量表及总量表上的得分比较低。李晓玲、唐海波、明庆森和张花（2014）在探讨自我和谐和孤独感的关系时将应对方式作为中介调节变量，结果发现，低孤独感的人更多的是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因而其自我和谐程度较高，高孤独感的人则恰恰相反。研究者指出，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原因是孤独感是一种痛苦的情感体验，会阻止个体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解决问题，进而降低自我和谐水平。相反，当人们处于低孤独感时会采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自我和谐程度便会提高。应对方式对自我和谐的中介作用在自我价值感和自我和谐的相关研究中也同样得到了验证，即当个体遇到挫折和困难时，采用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会增强自身信心，对自己有更加积极的认知与评价，提升个体的自我和谐程度。相反，如果个体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个体会产生或者是增强对自身的负面认知，甚至是对自我的全盘否定，从而降低个体的自我和谐程度（刘婧，2012）。以上的研究表明自我和谐与个体的心理健康、更好地适应环境密切相关。

除此之外，自我和谐和人际信任感的相关研究近年来也在不断地增加。研究表明，当个体的自我和谐总量表的分数、自我的刻板性、自我与经验的不和谐的得分越高，人际信任感差的可能性就会越大。研究者认为如果个体感知到的内部自我和外部世界不相符时会产生焦虑焦躁的情绪，从而进入一种不和谐的状态中。相反，如果个体处于和谐状态中，对自我的认知就会比较清晰，个体也会比较自信，能更加相信他人，遇到人际困扰时个体也会更加积极地面对。反过来这也有助于促进个体自身的和谐程度（康战科，2014；陈天丽，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