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亨利·西季维克[45]的理论中接触到快乐主义的另一方面。根据他的意见，至善就是最大的幸福[46]，这意味着快乐减去痛苦之后的最大余额。痛苦被看成是可以与等量的快乐相平衡的，为了方便伦理分析的缘故，两种对立的量可以相互抵消。[47]
有一些实践原则，如果加以明确的表述，其真理性是很明显的，[48]这些实践原则中有一个是理性的自爱或审慎的原则。根据这条原则，一个人应当把他自己的幸福或快乐作为一个整体来谋求。也就是说，理性指示我们“对我们有意识的生命的每个部分都要不偏不倚地关心”，对生命的每一时刻的权利都要给予同等的尊重，对将来和过去要一样看待，对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要一样重视。为能得到以后的更大快乐和幸福就要放弃现在的快乐，“将来必须得到和现在完全一样的尊重”。
另一个这样的原则，仁爱的义务原则教导我们，从普遍的观点来看，任何个人的利益都不比别人的利益更为重要。一个人在道德上必须尊重他以外每个人的利益，就像尊重自己的利益一样，除非我们确实公平地判明那个人的利益要少些，或难以确知，难以达到。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生物，我是必定要去谋求公共利益，而不仅仅是谋求它的一个特殊部分的利益。利己主义者明显或含蓄地提出他的幸福或快乐不仅对他来说，而且从普遍的观点看都是善的，例如，他说：“人的本性就是要寻求他自己的幸福。”对此，我们可以中肯地向他指出：从普遍的观点来看，他的幸福不可能比别人的等量幸福更为重要。这样，从他自己的原则出发，他可以被引导到承认这样一个原则：那普遍的幸福或快乐，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可欲物或善，因而也是一个有理性的行为者的行为应当指向的目的。[49]
第三个原则是正义的原则。我们每个人判断对自己是正当的任何一个行为，也都隐涵地表明它们对所有类似条件下的类似的人也都是正当的。如果B对待A的方式是不正当的，同样，A以这样的方式对待B也绝不可能是正当的。除非他们是两个不同性质的个体。只要两个个体的性质和所处条件相同，就没有理由说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们。[50]
和他同时代的别的快乐主义拥护者有：贝恩[51]、伯勒特[52]、霍季森[53]、斯宾塞[54]、基佐科[55]和福勒[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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