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来说，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生产活动在某一特定时间内所有要素投入的生产效率，可以用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来表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体现的是要素投入对产出增长贡献以外的、不能被要素投入解释的那部分产出的增长。在这个意义上说，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在各种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既定的条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在计算上它是除去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之后的“余值”，由于“余值”还包括没有识别带来增长的因素和概念上的差异以及度量上的误差，它只能相对衡量效益改善技术进步的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主要有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途径，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水平的重要标志。

经济学中的供给是指某一时间内和一定的价格水平下，生产者愿意并可能为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数量。市场供给是所有生产者供给的总和。供给侧是与供给有关的经济活动，指的是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要素既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等生产要素，也包括创新、制度（政策）、教育、培训等管理要素，创新、制度等管理要素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要素，因而也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重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个关键词，“供给侧”是改革切入的方向，“结构性”则是对改革方式的要求，“改革”是核心命题。三者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一体，共同构成了新常态下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逻辑。中央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的诠释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供给侧来看，经济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国新常态下“三期叠加”的形势下，结构性、体制性和素质性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靠增加要素投入已不能支撑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的，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强调既要注重追求速度、质量、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又要注重追求生产、生态、生活相协调的发展。而生产率水平是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表现。因此，继续深化改革，加大创新驱动力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途径和战略手段。可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

从工业化发展一般规律看，工业化中后期阶段，经济增长主要靠创新驱动推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对主要工业化国家长期经验数据分析的结果表明，其早期增长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进入发展中后期阶段以后，要素投入的贡献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以美国和日本为例，在初级工业化时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劳动力投入增加；工业化早期，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深化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仅占36%和11%；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分别上升到70%和50%以上。综合来看，我国已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很低。中国社科院在北京第七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研判，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95～2009年间每年3.9%下降为2011～2015年间每年3.1%。再往前预测，“十三五”的时期，即2016～2020年，全要素的生产率会下降到2.7%。为此，必须大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由投入型增长向效率型增长转变。

“十二五”以来，我国经济总体增长速度放缓，进入了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期。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增长动力和机制必然转换，经济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过去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增加，转向更多地依靠质量和效益提升，其核心是全面持续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创新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而坚持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抓手和衡量标准，就是努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培育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完善发展新机制。只有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引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