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一大”代表中的师范素描

上海徐汇中学165年的历史，是半殖民地的中国走向繁荣昌盛的缩影。中国革命史是徐汇中学的教学强项，在迎接中国共产党95华诞的研究性教学中，我们发现：“五四”运动前后的师范生、留学生、中学教师和中学生，对党的成立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功勋卓著。如一大代表十三人：即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和陈独秀个人的代表包惠僧。其中，包惠僧是自由记者不久后脱党；张国焘和刘仁静是北大学生后来分别背叛中共；陈公博和周佛海甚至先脱党最后在抗战期间投敌。其余和师范相关的一大代表，都从教书匠的最初起点进化到革命家的最高境界，他们以青春的热血和理性的光芒点燃了民族解放的道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李达（1890～1966）为农家之后，出生在湘江之滨。完全靠苦读，考入京师优级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后在湖南的一所中学教书谋生；之后又以优异成绩考上湖南留日官费生，最初在东京接触了马列主义。随后，他放弃了理科，专攻马克思主义学说。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多，这为李达后来成为党的理论家，从而在社会科学战线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奠定了基础。1920年他启程回国，很快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李达在一大上提出许多见解是自然的，因为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超过他的人并不多。一大结束后，李达还在上海机关做了一年的实际工作。但不久，他便携家返湘，同毛泽东等合作办湖南自修大学。他的这次返湘，既有毛泽东所邀，也因他与陈独秀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所致。1922年，二大在上海召开之后，李达决定“还是专心去研究理论为好”，于是离开了党中央。1949年12月，毛泽东作为历史见证人，刘少奇作为介绍人，李达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李达改造湖南大学，很快取得成效。接着又去改造武汉大学，同样成果甚丰。这一期间，他主要是办校和从事党的理论研究。他是在毛泽东晚年少有的几个能够与之进行理论对话的人。毛泽东称他为：真正的人！

李汉俊（1890～1927）出生于湖北潜江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少年时他聪慧过人，勤于学习，并萌生了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他6岁进私塾念书，有过目成诵的聪慧。数年之后，他留学日本，并在京都大学遇到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汲入马克思主义营养，由学数学转而钻研马克思主义。因而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他有了深刻的见解。一大召开后，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与兄居住的厅堂做会场，终日备烟沏水准备会务，同时也阐述了大量建党主张。会议后期，他从容应对特务的骚扰，保护了与会代表。一大后，李汉俊不仅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还介绍了多位先进知识分子入党，最著名的就是作家茅盾。李汉俊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在上海组建了外国语学社并亲自担任老师，为党培养的一大批优秀青年干部，共输送30多名共青团员去苏联学习；这批有志青年中就有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和任弼时。他还介绍了很多马列著作给董必武。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利用“合法”职位，掩护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他自己牺牲时，年仅37岁。

董必武（1886～1975）出生在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中。与参加“一大”的许多早期革命者经历不同——他是一位前清秀才，但他却充满着爱国与革命之心。1911年，他参加了辛亥革命，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4年考入日本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并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1919年，他来到上海参加五四运动，并于1920年在武汉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任国文教师。就在这年夏天，他接到李汉俊从上海的来信，告诉他上海已成立共产主义小组，请他在武汉成立类似的地方组织。随即，在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来信，他与武汉小组另一负责人陈潭秋被大家公举赴会。在之后的岁月里，董必武将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事业，真正实践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读书是他平生的一大嗜好，对于中国古典诗词、书法和文化历史，他有着很高的造诣。作为一位忠厚长者，担任历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马列：“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董必武也是唯一一位同毛泽东主席一起同时参加了党的“一大”，又与他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中共领导人。值得指出的是：建国前夕，他题写了“中国人民银行”，目前仍然作为人民币上最熟悉的汉字符号而流通于世界。

陈潭秋（1896～1943）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耕读之家。他祖父陈畴中过举人，终生在乡间教书，是当地名流。父亲陈厚怙，一生守田躬耕；母亲龚莲馨，操持家务。陈潭秋兄弟姐妹共十人，八男二女，他排行第七。陈潭秋自小读书勤奋，文思敏捷，在小学就一直是优等生，为本班同学所赞许。1916年，陈潭秋考入高等师范学院（武汉大学前身）英语部。在中学和师范期间，陈潭秋酷爱文学，精英语，同时也以校内的足球健将和长跑能手著称。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他是游行的带头人，并被推选为武汉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联络各地学联。通过阅读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并经董必武介绍，他在思想上接受了共产主义。同年秋大学毕业后，他担任了湖北人民通讯社记者，并到董必武主持的私立武汉中学兼任英语教员，该校后来成了湖北建党的发源地。1921年7月，陈潭秋同董必武一起去上海参加中共成立的“一大”，会后在中共武汉区委分管组织。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到女子师范发动学生反对封建式的管教，主张剪发、读新书。女师学潮中的骨干徐全直随后参加了共产党，并与他相爱成为夫妻。1939年5月，从莫斯科回国的陈潭秋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陈潭秋不幸在新疆遇难，壮烈牺牲于天山脚下，时年47岁。

何叔衡（1876～1935）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一面务农，一面断断续续读了8年私塾。1902年何叔衡考中秀才，县政府让他去管钱粮，他却愤于衙门黑暗腐朽，甘愿回家种田、教私塾。虽被有人讥笑为“穷秀才”，却也因其正直和嫉恶如仇而颇受乡里称道。1913年，何叔衡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一年后并入公立第一师范，结识了比他小17岁的毛泽东并成为挚友。他作为一名前清秀才，却用自己的一生为革命事业所作出的贡献打破了“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这句话，成了先进知识分子与革命家。“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参加新民学会并担任这个团体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正值45岁的何叔衡已有相当的经历和学识，是参加“一大”会议中的最年长者。会议闭幕后，何叔衡与毛泽东回到长沙，着手湖南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资办起了湖南自修大学，培养党的干部。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正在指导农运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机智逃脱。后经组织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后，他返回上海，被组织分配去中国互济总会担任总会主任的工作。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等中央领导人长征途中从江西转移到福建长汀县，不料与敌遭遇。何叔衡在突围中壮烈牺牲，时年59岁。

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出生于湖南湘潭的一个农民家庭。1914～1918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毕业前夕组织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五四前后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1月在长沙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公开身份是湖南第一师范教师。毛泽东是1921年6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6月29日下午6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趁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十五位与会者（13名代表加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是一色的知识分子。之后他领导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1923年6月出席上海举行的中共“三大”并参加中央领导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就主张积极领导农民斗争并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思想。大革命失败后提出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并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随后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成为人民军队和共和国的缔造者。他是一大代表中第一个走向农村、实行工农联盟、建立工农割据政权、农村包围城市的实践者和革命家。

王尽美（1898～1925）出生在山东省莒县大北杏村（今属诸城市）的贫苦农家、当过佃农，原名王瑞俊，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1918年，他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期间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被推举为山东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他被发展为外埠会员。同年11月，他与邓恩铭等发起成立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任主编。《励新》半月刊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登载了许多有关社会改造的文章，抨击时弊，启发青年觉悟。1920年末，他与邓恩铭等发起创建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7月，他们一同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为此，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并“尽善尽美唯解放”，抒发了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信念。党的一大之后，在中共中央代表的指导下，王尽美在山东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任书记。1922年1月，他和邓恩铭、高君宇等人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见到了列宁。回国后，王尽美协助罗章龙组织了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等地政治大罢工，亲自指导了山海关铁路工人大罢工。从1923年至1925年5月，王尽美担任山东省委书记，他积极发展当地党组织，办报撰写文章，还经常组织民众演讲，但因长期的工作负荷与身体疾病，1925年8月19日，年仅27岁的王尽美因肺病逝世。

邓恩铭（1901～1931）出生在贵州荔波县一个水族贫农家庭。1918年，邓恩铭在亲戚帮助下考上济南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在这里，他开始了革命的起步。

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并在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末，山东共产主义小组秘密诞生，邓恩铭和王尽美成为负责人。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时，正值邓恩铭放暑假，他接信后迅速从青岛赴沪，成为到会较早的代表之一。在这次会议上，他是13名代表中年纪最轻的活跃青年，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代表。一大之后，他在山东领导工人运动并多次组织大罢工。1927年4月，他赴武汉出席党的“五大”。1928年底，当邓恩铭在济南深入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组织领导了两次越狱斗争，但不幸都未成功。3年后，1931年4月5日黎明，30岁的邓恩铭从容整装，与难友们一一告别，然后高唱《国际歌》昂首阔步走向济南纬八路刑场，英勇就义。

中华文明，崇尚师范。“学高为人师，身正为人范”！党的“一大”召开之际，中国正处于青年启蒙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始终与一种深沉的危机意识相连——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安宁无存，整个国家亦遭受着侵略、内战、分裂的危机。与此同时，充满爱国之心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以师范老师、师范生以及中学生为代表的城市先进群体，在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精神带领下，积极地响应并参与革命，挺身而出，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常言道“时代造就伟人”, “一大”代表中出现的老师和学生们，正是一个个在充满危机的时代，为祖国的安危与革命的进程奉献着自己所有的精力、见识乃至生命的革命先驱们。他们身上延续并践行着不屈不挠、忧国忧民、敢于奉献、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同时，我们又能从他们的经历中看到民主、科学、理智、务实的历史性进步。这正是时代赋予他们作为先进群体的新思想品质与改革的动力源泉。因此，他们的出现绝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时代的必然。

在党的“一大”代表中，我们尤为尊重和敬仰董必武与何叔衡两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行者。他们都有着特殊的身份“前清秀才”——这不仅说明了他们在文化上的造诣，更是体现了他们“虽年轻而坚韧，虽力微而勇行”的不断前行的革命信仰。而在当时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里，这份对于信仰的坚守是弥足珍贵的，而信仰本身，亦是在当今飞速发展的崭新社会里，我们所需要的坚定力量。

中国近代以来的曲折历史告诉我们：唯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正确的国家发展道路，才能使国家繁荣昌盛、使民族实现复兴。作为祖国当下和未来的建设者——同为师生的我们，应当从他们的生平中了解革命的艰辛，体会革命成果的来之不易，更应该学习他们身上的那份先进的思想与爱国奉献的精神，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而做出属于我们的努力。

（本文与徐汇中学“少年中国梦孵化基地”学员王孟睿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