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屏障”的形成与教育的作用

在我们的社会中,社会阶层的存在已经是一种社会事实。各阶层之间的分界随着收入、地位和消费意义的差距加大,一种明显的阶层界限建立起来,并起到了明显的保护与排斥作用。其中“文化屏障”逐渐成为各阶层外显的与隐藏的分界标识,或者是一种“文化符号”,你没有这个阶层的文化符号就不能进入这个阶层,同样,没有与你一样的文化符号你也不能认同他并与他建立起关系。如果非要给文化屏障下个定义的话,是否可以这样尝试着描述,所谓的文化屏障是指：“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位、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人们在这种同质文化群体中,通过交往和行动,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阶层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文化屏障——使其他阶层的人不能进入这个阶层,也使得自己阶层的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文化屏障有时是以外显的方式作用于阶层保护,有时是以隐藏的方式排斥其他阶层的接触”。

上述对文化屏障的定义并非是作者无根据的杜撰,许多社会学家和文化学者已经对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种族的研究发现了这一现象,只是对这一现象的表达或描述的话语方式不同。

梅塞尔(Meisel)认为社会存在着两大阶层：精英和非精英或大众 (mass)。精英是一个与其人数相比特别有权发号施令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有着三个核心要素(也称三 C)：①群体意识(consciousness)——精英成员必须自觉地意识到精英的存在及自身在其中的成员资格；②凝聚力 (coherence)——个体成员的行动必须与群体利益的诉求相一致；③共谋(conspiracy)——成员间必须要有信息交换,共同的策略必须不断演变,以增进群体利益。这三个核心要素已经构成一种阶层的 “文化屏障”,从而有效地阻断了其他阶层向这个阶层的流动,使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维持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最有效的保护。即使高等教育给予了一些人具有了向精英阶层流动的文化资本，但要想真正进入这个阶层，还有许多其他的标准和要求，一旦被精英阶层所接受，那么他就一定要具备这一群体的三个核心要素。

在现代社会中，不同阶层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这除了经过一定的教育途径获得外，还需要有特定的阶层文化环境以及对文化的消费。作者本人曾就文化资本而论，认同自己作为知产阶层，但不足以是中产阶层。这个社会现在以知识经济为特征，作为知识分子显然是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尊重的。当知识分子以进入总体性精英阶层为目的，而不断接触这个阶层时，他首先感触到的是如何打破他与这个阶层的 “文化屏障 ”。大家都知道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里的主人公于连，他为了进入上流社会，学会上流社会的人的礼仪、举止和穿着，学会与上流社会的人交流，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这样经过了上流社会的一位贵妇人引进，他也就顺利地进入这个阶层，通过他所表达的文化符号和行动，从而获得了这个阶层的认同。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也许是可行的，但是在今天的社会里，就是 “学富五车 ”的知识分子，要进入 “总体性精英阶层 ”不仅仅要具备于连所要获得的那些资源和条件，还要有与他们相当的经济资本和消费习惯。比如，当你进入到这个阶层时，或参加他们举行的活动，他们的穿戴可谓都是昂贵的 “名牌 ”,即使你能花上万余钱配置你的行头，但你却不能与他们建立起真正的联系。他们邀你参加会员费不菲的高尔夫球俱乐部或某些健身俱乐部,你恐怕就不得不望而却步了吧。当你与他们在一些活动中交谈时，他们对你的学问根本不感兴趣，而你却想进入到他们的阶层，于是你不得不顺着他们的话题谈些经历和想法。如果他们谈到国外的经历，谈国外的消费和游玩，那么你就只有听的份了。如果他们都是 “宝马 ”车俱乐部成员，你就更别沾边了。你要是个女知识分子参加他们的活动，很可能你一进去，就会被这个阶层的女贵族们认出，断定你不属于她们这个阶层。她们只要闻闻你身上的香水味就知道是廉价的，看看你的穿戴和首饰就知道你的消费文化水准和基础，这样她们就不会主动与你交往。你作为知识分子，同样感到他们缺乏与你对话的知识基础和条件，他们其实也不能融入你的阶层。这种明显的阶层分离现象就是 “文化屏障 ”的作用。

阶层文化屏障的现象不仅表现在成人社会中，就是在幼儿园、小学和中学也同样存在着社会分层的现象。作者曾经在一些幼儿园和小学作过研究，在参与活动时，作者突然发现了一种现象。孩子们在选择伙伴时并不是随意的，他们总是选择与他们家庭条件相似的孩子作为伙伴。为什么会这样？这个现象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于是我用了一段时间专门观察和分析这种现象。注意看孩子们玩什么，说什么。一些孩子来自富裕家庭，他们的父母大都是经理或企业成功人士，他们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哪些衣服是名牌，哪些玩具最流行，什么书最好看，哪里的餐馆菜好吃，哪里的游乐园最好玩。这些孩子在一起有交流、有共同的话题和感受。这时，若是一位工薪阶层的孩子参与到他们的谈话中，明显的看到这些孩子有一种 “歧视 ”的表情，我问他们为什么不喜欢这个孩子，他们都会七嘴八舌地说，他傻，他连游乐园都没有去过，我说的玩具他不知道也不会玩，他爸爸每天骑自行车接他，我们都是坐小汽车回家。这么小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倒着实让我感到吃惊，但仔细一想也难怪，孩子们说的其实是他们生活中的事情。当然，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是不同于工薪阶层家庭的。孩子们由于各自带着自己家庭的生活习惯和象征，在一起必然会找能 “说到一起 ”的伙伴了。看来，经济资本是区分贫富家庭的基本指标，那么，文化资本则是不同阶层的象征。文化资本不仅在一代人身上发挥作用，它还有继承性和再生产的功能。阶层之间的文化屏障总是通过文化资本表现出来的。

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关注过文化屏障现象，并试图证明文化资本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他指出，像上剧院看演出、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读报纸之类的实践活动，在人口中的分布都是随不同阶级而定的。这种分布可以还原为教育成就和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 ——参与文化实践的能力是在教育经历中获得的。情况似乎是特定的文化实践被符码化，从而只有那些可以解读这符码的人才能获得这些文化实践，而解读的钥匙又是通过教育授予的。教育的钥匙的分布随着社会出身的不同而定。布迪厄认为，只有出身有教养的家庭即有品位的家庭(的人，才能获得这把钥匙。为此，布迪厄区分出三种品位圈：合法品位 legitimate tast)、中产阶级品位 (middle-brow tast)和大众品位 (popular tast)。

布迪厄在文化屏障与教育的作用之间作了分析，他确定了文化资本和社会再生产之间的关联。经济支配阶级能够根据其通向高等教育的途径证明自身的优越性，使其处于上位 (super ordination)的位置合法化。而从属 (subordination)阶级的成员不仅受到物质方面的约束，在高等教育的机会面前也是处于劣势的。社会不平等体制的种种事实也因此得以合法化。例如，尽管在商业管理中,大学文凭被认为是从事管理工作所必备的资格，但管理者的孩子进入大学修此领域课业的比例仍相对较高，教育系统有着文化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为了能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机会和资本，教育的作用在现代社会中显然是越来越重要了。

由于教育具有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功能，并能维护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纯洁性。在中国，20世纪 80年代末南方一些城市就开始出现了一些 “贵族幼儿园 ”和“贵族学校 ”,这些教育机构都具有良好的教学环境和设施、有着高薪聘请来的“一流 ”教师。昂贵的费用和明显的阶层意识早已把工薪阶层的孩子拒之门外,文化屏障在学校教育时期就开始发挥功能，有效地阻断了其他阶层向上层阶层流动的途径。除了提供最好的教育质量外，这些贵族式的教育机构还重在养成学生们的贵族气质和贵族意识。由于 “贵族学校 ”的存在和教育质量的分化问题，一些所谓的教育家们开始提出 “教育市场化 ”和“教育商品化 ”的理念。如果教育真的推向市场，那么，对于大众来讲，真正的教育机会会越来越小，阶层分化将更加剧烈，阶层之间的 “文化屏障 ”也就更加坚固和合法化。但是，这种趋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并没有流行起来，教育对个人来讲，依旧具有逾越文化屏障的作用，国家对于教育的计划、支持和调控真正有利于大众阶层的社会流动。但这样做会威胁到 “总体性精英阶层 ”的利益，他们并不能真正改变教育的情况时，便会动员他们的所有资源，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控制，将高薪职位作为稀少资源，从而加剧了高级人才对高薪职位的竞争。当人们看到高薪职位竞争的资格应当具有高学历时，导致了高学位热的现象，同时也导致了学位贬值现象。人才也就不得不 “依次降格使用 ”,从而保证了 “总体性精英阶层 ”的稳定,加剧了其他阶层的竞争和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