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教育思想的发展

自秦汉时期以后，随着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的正式建立，特别是汉武帝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政策之后，由政府主办的中央官学太学、郡县道邑地方学校不断兴起，教育体系逐渐规范化、系统化、社会化，因材施教的观念和个性化教育理念普遍为历朝教育家所重视和采纳，并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唐代的韩愈从因材施教和因材而用两者辩证关系的角度来理解个性化的培养理念。他说：“大木为杗，细木为桷，欂栌、侏儒，椳、、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3]就是说，培养人才如同建造房子的材料，用处各有不同，故教育不应千篇一律，爱大弃小，而应根据学生的质地成就他们，使其各尽其用。

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在谈到儿童教育时指出，遵守儿童成长、发展的自然规律，顺应儿童的天性是教育的最关键之处。他用种树的例子形象地比喻教育方法——“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不害其长”。[4]这种观点将教育的个性化重视人的本性紧密结合起来，把顺应这种本性看成是个性化教育的重要前提，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孔孟思想。

宋代的程颢、程颐兄弟十分推崇孔孟的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他们认为“西北东南，人才不同，气之厚薄异也”“君子教人，或引之，或拒之，或各因所亏者而成之而已”“强勇者抑之，畏缩者充而养之”。[5]他们认识到，由于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具有不同特征，故教育者要注重个性化的培养路径，要根据受教育者之间的个体差异而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南宋时代的教育家朱熹十分赞成“孔子教人，各因其材”的观点，并也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教育“必尽人之才”的主张。他认为，不同的学生具有不同的性格特点、兴趣爱好等心理特征，教育者要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实施个性化的教育。在教育实践中，朱熹则言传身教，将自身的教育主张贯穿到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之中。在回答学生的问题时，他总是根据不同的资质和水平的高低给予恰如其分的解答和点拨。

明代的王守仁则从人格的角度来论证个性化教育。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使受教育者学到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塑造人格。独立的个性人格是决定个人发展的关键要素。他说：“因人而施，质异也；同归于善，性同也。”[6]因此，“圣人教人，不是个束缚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从狂处成就他，狷者便从狷处成就他。人之才气，如何同得”。[7]

明末清初的教育家王夫之、颜元也十分重视个性化教育。王夫之说“教思之无穷也，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8]，“顺其所易，矫其所难，成其美，变其恶，教非一也”。[9]颜元也曾说：“人之质性各异，当就其质性之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能以为学，则易成圣贤，而无龃龉捍格、终身不就之患。”[10]在他们看来，由于人性有别，心志有异，故应当因材施教，扬长避短，使之成为贤良之才。

现代教育家陶行知“教学合一”的教育观念被人们所传颂，并且他在教育实践中以身作则，实为教育泰斗。他深知，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作为教育的主要理念，但在实践中却往往背道而驰。他说：“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从前的先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一来先生收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11]因此，为了便于教学，他主张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坚决反对灌输式教育。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确立了以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办学方向。在新的形势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科技已然成为第一生产力，科技竞争愈演愈烈。科技的进步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前提在于教育的发展，科技的竞争演变成创新人才的竞争。针对新的变化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政府审时度势，适时推行教育改革，出台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和措施，将培养创新人才的任务上升到国家人才发展战略的高度，不断增强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改变大量适龄人员无学可上的历史遗留问题，我国将教育的主要任务落在扫除文盲、普及文化上面。鉴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能满足所有青年学生接受正规教育的需求，国家教育实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方面包办正规学校，培养专业性人才；另一方面又依靠社会资源创办业余学校，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应该说，正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这一时期的教育集中于基础教育，严格意义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并未形成，个性化的培养理念也并未得到明确体现。特别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面临着百废待举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高校创新人才个性化培育模式基本形成。首先，政府实行教育机制改革，在高等教育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1978年，在对以往教育机制全面梳理和进一步创新的基础上，政府颁布了《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明确规定高等学校的基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需的各种专门人才，将专门人才的塑造作为人才培养的最终目标。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制定出台标志着创新人才培养目标的初步确立与形成。该决定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应该具有献身精神和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培养成为高等教育的题中之意。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创新人才培养的培育目标已被正式确立起来，并成为指导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法律依据。

总之，纵观古今，我们发现，个性化培育理念由来已久，我国的教育家们历来重视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最初由孔孟提出，经由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最终被确定为教育的最基本的方法，为我国现代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