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神庙学校到果园农庄

阿尔科特1799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沃尔科特，父亲是农场主。他的堂弟威廉·阿尔科特，后来曾经这样回忆他们读书的学校——“学校位于四条道路交变叉点上。冬天寒风凛冽，夏天也没有树荫遮挡烈日的炙烤。”^[5]这也是当日新英格兰乡村学校最普遍的情况。当然，与恶劣的自然条件相比，机械呆板的教学法才更令人窒息，教师分派任务，学生先是自己死记硬背，然后再当众背诵，由教师评判和纠正。而所谓的纠正，无非是校准单词的正确发音而已——“除了记忆力，什么能力也得不到锻炼。”^[6]在他一生中短暂的几年正规教育中，如果说确实学有所获的话，主要还是依赖他课后广泛的阅读。其中对他人生道路影响最深刻的是班扬(John Banyan,1628—1688)的《天路历程》(A Pilgrim’s Progress,1678)，从中他了解了基督徒正确的人生道路方向。宗教教育日后也成为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走出校门以后，他尝试过很多工作，学过钟表制作，也曾打算卖文为生，可惜都没有成功。最后他只身来到南方，靠沿街兜售书籍谋身。据说这是他很喜欢的工作，因为这样可以一边旅行一边阅读。这一时期，他父亲经营的农场陷入债务危机，再也不能给他提供资助，而他本人也沾染了追寻时尚的恶习。身穿他无力支付的华美衣裳，出入高级的饭馆酒店，等到账单来临时，只好连夜逃之夭夭。当他回到家中，得知一贯节俭的父亲为了替他还债，被迫忍痛卖掉部分农场时，他感到愧疚不已。这时他正好又遇到一位正直的贵格教徒，善良而淳朴，将他引上了相信个人内在力量的超验之路。他决定痛改前非，过一种富于“道德情操的生活”(a life of moral sentiment)。^[7]

1823年，他返回故乡开始了日后长达二十余年的教学生涯。他将原先教室里的长条桌换成斜面的桌椅，使学生可以舒适地调节座位。在墙上挂上各种图画并用松柏装饰，另外又自费买来许多书籍供学生课外阅读。他的改革之举还包括在教室中央留出一块空地，让学生自由表演，对犯错的学生而言，这又是一个当众道歉的地方。总之，他的一系列举措，赢得了学生的爱戴，但对习惯于以记诵知识的多少衡量学生学业进步的家长而言，他们却逐渐失去了耐心。他们也不愿意照阿尔科特的要求花费更多的钱去装点教室和购买书籍。学生越来越少，像他以后时常经历的那样，终于不得不关门大吉。

在接下来的七年当中，他从一地搬迁到另外一地，由费城的吉尔曼城，到费城，最后又回到波士顿。在此期间，他不停地阅读包括裴斯泰洛齐和瓦茨在内的各种教育和哲学理论，不断进行各种教育改革的试验。他的学校也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但和他的朋友爱默生一样，他却一直保持乐观精神，从未丧失希望和信念。

1830年，他与波士顿的富家女艾比盖尔·梅结婚，她的父亲约瑟夫是独立战争中的上校，军功显赫。梅是富于主见，性格刚毅的知识女性，即使她的婚姻招致全家人的反对，她也对自己的抉择无怨无悔。1831年，他们生下大女儿安娜，次年又生下路易莎，她们和1835年出生的伊丽莎白一道都成为了阿尔科特观察和记录教育儿童天性的试验对象。这些厚达2500页的文字记载，也成了日后美国儿童教育心理学最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1834年，他在波士顿创办神庙学校（以学校坐落于特里蒙特街道互助会的Masonic Temple而得名）。在唯一神教牧师，超验主义精神领袖钱宁(William Ellery Channing,1780—1842)和另一位超验主义者皮博迪小姐的大力襄助下，招收的学生30名，都来自波士顿的名门望族。教室的设施良好，每个学生都有单人课桌和工作间，墙上悬挂着基督的浮雕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莎士比亚、弥尔顿等人的雕像。在他看来，教育部分地靠榜样进行，他的目的是在教室里装饰“各种图像以便强调和培养想象和心灵。”^[8]

在这里，阿尔科特的教学试验一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皮博迪小姐执笔记录的《校志》两卷本详细记载了他成功经验。但很快由于《与儿童谈福音书》出版——他和学生的对话中有宗教和性等禁忌话题——招致教会和社会上保守派人士的一致反对：《波士顿快报》主编白金汉(Joseph T.Buckingham)称它的作者“若非弱智，定是疯狂”；哈佛神学院的教授诺顿(Andrews Norton)则声称此书“三分之一是荒谬，三分之一是异端，另外三分之一是下流。”^[9]当然在这场论争中，也有人挺身而出，支持他的大胆改革。爱默生就客观地指出，总体而言，书中充满了原创的思想和真挚的虔诚。”^[10]另一位超验主义健将、《西部信使报》的主编克拉克(James Freeman Clarke)则声称，如果以败坏波士顿青年的罪名控诉的话，则无异于当年苏格拉底的审判。^[11]

这一场争论的结果是到了1838年春，神庙学校只剩下三个学生。他不得已关闭了学校，在家中继续授课，但紧接着由于他招收了一名黑人儿童，遭到几乎所有白人家长的反对，他被迫放弃了教学工作。

受友人爱默生的邀请，1840年他举家搬迁至康科德，距离爱默生的居所不到1英里（房租也由大作家代付）。移居康科德的阿尔科特在爱默生等友人的接济之下，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生活，除了阅读，偶尔他也会参加当地的一些演讲和会话（Conversations）活动，或造访瑞普利（George Ripley）等人创办的布鲁克农庄，与学生聊天。然而就在他闲居的这一段时间，他作为教育改革家的声誉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却如日中天。以教育家格里弗斯(James Pierrepont Greaves,1777—1842)为首的改革派人士在里士满附近建立了一个小型的社区学校，命名为“阿尔科特庄园”并写信邀请他前往参观。

1842年，在爱默生的帮助下（承担了所有相关费用并鼓励他从神庙学校失败的阴影中早日解脱出来），他只身前往英国并用三个月的时间考察了英国教育和社会改革的现状。这次旅行的成果之一，就是他回国创办了与布鲁克农庄齐名的另一个乌托邦——弗鲁特兰兹（Fruitlands，果园农庄）。家庭种植的水果当时被视为日常生活的主要食品，可惜“果园”农庄根本没有种植果树，甚至也没来得及播种庄稼。社区成员们决定家畜应当打破樊笼去自由放养，但如何施行无人可知。大家无休止探讨的是抽象的人性和认识论问题，再加上对待家庭问题的不同观念，乌托邦实验很快以失败告终。

弗鲁特兰兹实验之后直至1888年他去世，阿尔科特过上了真正隐居的生活。晚年他自己在日记里写道：“我不再是从前的我……孩子们一度是我的同伴，那时候我只跟他们在一起，在环绕的生命中间我享受其他人没有的特权……我是生活的大赢家，那些是我的黄金时代。”^[12]

克雷明在总结超验主义的教育和社会改造三种模式时曾有精辟的论断：布鲁克农庄(Brook Farm,或称溪流农庄)寻求变革的途径是通过社会重组；瓦尔登(Walden)，通过对现代生活的虚伪和虚妄给予超验地抵抗；弗鲁克兰兹，既不是通过重组也不是通过隐居，而是通过建立某种苏格拉底式的父亲——导师治下的家庭。^[13]无一例外，它们都遭遇了失败，但他们都对美国教育不断探索新路提供了借鉴。尤其是阿尔科特的教育思想，直接奠定了现代教育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