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民主政体的基石

从民主的角度认识教育，这一思想最早起源于革命时期的政论家汤姆·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他在《郑重告宾夕法尼亚人民书》（1778）中宣称：“有两种统治人类的方法”。一种就是“靠保持人民的愚昧状态”，而另一种就是“靠使他们聪明”。接着他又说，“前者曾经是，并且现在还是旧世界的习惯，后者则是新世界的习惯。”^[123]另外他还指出，“使得政府在人民心目中成为神秘的东西，因而靠人民的愚昧来统治他们，这是旧世界经常使用的方法。相反地，尽可能使人们聪明，以便他们的知识完善，他们可以合理地被统治，这是新世界、美国的办法。”^[124]受此启发，杰斐逊不仅赞成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学说，而且主张联邦政府州和县之间层层分权，由此达到防止中央集权导致暴政的局面。同时他又清醒地意识到，这些制度层面的举措，仅能治标。若想保持民主政体的长治久安，根本的举措还是要发展教育，普遍提高国民素质。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杰斐逊本人由他的个人体验和间接经验出发，充分认识到了人的“可教育性”和教育的强大功能。

关于人的可教育性。杰斐逊相信人性本善，用他的话说，“自然向我们内心中注入了对人的爱，一种对别人的责任感，一种道德的本能。”“诚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倾向，因为不存在无例外的规律，但是把例外看成为一般的规律也是错误的……一些人缺乏道德或道德不完善……并不能证明它是人类普遍特点。”^[125]他认为，美德之养成之所以成为可能，是由于天生的道德感存在，这种道德感他称其为“共同感”，这也是民主之可能的原因。在1787年写信给朋友的信中，他说：个体“生来就有一种正误感，这种感觉如同听觉、视觉和感觉一样，都是其天赋的组成部分，它是道德的真正基础。”^[126]

除了相信人的天赋理性，相信人性本善，他还相信人的可改变性。他对教育和知识能够改进人类自身处境的可能性抱有极大的信心：个体既生而具有理性和道德感，教育则可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这一理性并提升这一道德感。像他宣称的那样，教育将一个全新的人嫁接于天然坯料之上。将人性中之邪恶卑污、桀骜顽劣转变为美德与社会认可的品性。每一代人继承先人的知识，添增己之所获与发现，代代相传日积月累，必将难以估量地……增益人类之知识与福祉至无人能确定与预见之程度。”^[127]换句话说，他不相信人是一成不变的，社会中任何人无论他出身如何，资产如何，只要通过接受教育，最终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嫁接”这一意象看来是他所钟爱的，在1818年他又写道，“我们也应该摒弃下述想法：根据自然法则，人是固定不变的，改进人类是一个幻想，使我们自己比我们的祖先更聪明更幸福和更善良的希望是骗人的。这等于认为野生的，未加培养的树只结酸果，苦果，而无法使它结出更好的果实来；然而我们知道用接枝技术就可以把一株新树插到野生树干上，于是就会结出最好的东西来。教育也一样，它可以把新人接枝到土生土长的血统中去，改变它本性的恶质为有道德的、有社会价值的人。”^[128]

关于教育的功能，首要的一点当然是保证民主政体不至腐化变质为暴君的独裁。杰斐逊曾用狼和羊来比喻统治阶级和民众之间的关系。倘若被统治者麻木不仁，对自身的权益不闻不问，乖得像羔羊一样，则假以时日，统治者就会变成贪得无厌的狼。因此，他说：“应该珍惜我们人民的精神，使他们时时保持警惕……应该用教育手段去教化他们，如果他们不关心公共事务，你、我和国会议员以及州议会议员、法官乃至州长们将变为狼。”^[129]正因为如此，在马萨诸塞州发生谢斯起义之时，虽然远在巴黎，他还是发出了由衷的欢呼，“但愿我们每隔二十年发生这样一次叛乱。”并且认为，“时常发生一点儿暴动是一件好事，在某种场合，反抗政府的精神是如此可贵，以致我希望这种精神永远保持下去。它往往被运用错了，但即使这样也比完全不被运用更好，我喜欢时常发生一点儿叛乱，它好像大气中的暴风雨一样。”^[130]轰轰烈烈的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从另一个角度看，又何尝不是以杰斐逊为首的革命领袖启发民众、教化民众奋勇抗争的结果呢？

教育的功能，在杰斐逊看来，除了捍卫民主，还体现在教育能够使得每个受教育者有机会发展个人的潜能。他曾说，“依靠自己，是聪明人所能享受的唯一的乐趣：因为任何人可以从我们手中夺走的东西，都不能算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知识的乐趣有其不可估量的价值。”^[131]他以自身的体验证明，教育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人个性展开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切磋学问、慎思明辨，个人的潜能会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从而得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他本人倘若没有早年勤奋求学的经历，成年以后很可能堕落成跟其他富家子没什么区别的纨绔之弟，成为他所唾弃的“人为贵族”。虽然公务缠身日理万机，他还是勤学不辍。除了文学、历史、哲学，他对政治学、经济学、建筑学及各种自然科学也有浓厚的兴趣，且终身持之不渝。甚至在号称花花世界的法国巴黎，他也时常徜徉于书肆之中，乐此不疲。他的老仆曾回忆一生中仅有两次见到杰斐逊独坐书房，不是在看书或思考，其中一次还是生病。他在晚年写给亚当斯的信中曾坦承，“没有书，我不能活下去。”^[132]他在与友人书信中一再申明多亏父亲早年为他提供良好教育，可以说是他毕生的经验之谈。

除了有助于发挥个人才能，杰斐逊认为教育还可以改善人类生活，增进人类幸福，并且有益于建设国家和民族。他在1818年曾说过，“如果人类的幸福，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应该一步一步地改善的话，教育应该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的手段。”在另一份报告中，他又说：“除了教育，任何东西都不能促进一个国家的繁荣、强大和幸福。”^[133]正因为如此，他才将教育的前景和个人、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按照他的逻辑，教育可以传授知识，而知识就是力量。“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每一代人都继承了上一代人所取得的知识，并且把自己所取得的知识及新发现加进这个知识宝库中去，再把这个知识宝库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每一代人都把新的知识储蓄到这个知识宝库中去，这样知识的累积一代比一代更丰富，这就无限期地一步一步增进人类的幸福。因而人类幸福的增进是没有止境的。的确，我们只要回顾半个世纪以来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这半个世纪内在科学和技艺方面所取得的令人惊奇的进步。其中某些进步使得物质要素本身为人类的目的服务，使得人们不但利用它去节省劳力，而且还能利用它去完成人类自身的微薄力量所无法完成的工作，因而大大增加人类生活上的舒适……”^[134]——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富兰克林功利主义教育观的影子，但需要指出的是，富兰克林仅仅是从增进公共福利的角度来看待教育的，杰斐逊则更进一层，将教育视为关乎国运安危的头等大事。“我的愚见是：聪明而善良的人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所在，这样的人比财富或武器更加重要，因为财富和武器在愚昧的管理下，时常会引起破坏，而不是为人民带来安全。”^[135]由此可见，教育除了提供物质保障，还具有超乎物质的精神价值，特别是与民主政治的命运紧密联系。这也可算是杰斐逊教育思想最具特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