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学者》（1837）一文中，爱默生将学者视为整个社会的教师。他是教师和学生的合成体。[27]在社会职能分配中，“学者被指派去代表知识。正常情况下，他是思想着的人。”[28]不断地思考，引领世人的精神向上，这就是学者的社会责任（his office）。同时，每个人又是一个学生，必须从大自然、书本和行动中学到关于宇宙人生的真理。他最喜爱的作家喜欢发问“我知道什么？”（Quoi je sais？）[29]他在文章中也时常不无赞赏地提到歌德的一个偏好，即碰到人就问：“您能教给我些什么？”[30]另外，他自己也是善于学习的典范，在一篇论文中，他说:“学者的真正秘密在于，我遇到的每个人在某方面都可以做我的老师，在那一方面我必须向他学习。”[31]
关于教育，他自造了E-DUCATION一词（拉丁文前缀e相当于英文字out,ducate字根意为引导）。在他看来，教育就是将人内心美好的东西（灵性）引导出来，每个人都是天才，都是神意的部分体现。所以他才说，“在我所有的演讲中，我只传授一个信念，就是相信个人的无限性。”（the infinitude of private man）[32]作为一名教师，他声称教育的目的在于“将人引向他自身，而非教师本人。”(not to bring men to me,but to themselves)[33]这就是一个作为学者的教师的职责。
以爱默生和梭罗的关系为例，爱默生很早就发现梭罗身上的文学天赋，也一直劝勉，鼓励并帮助他展示出自己的才华。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佳话之一是：1837年，当他在康科德见到年轻的梭罗时，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是否记日记？”而后者的反应也很敏捷——“今天我记下了第一则日记。”[34]——后来整理出版的《梭罗日记》，洋洋洒洒，多达两百余万字，足证爱默生的影响。尽管爱默生对梭罗的慵懒散漫和缺乏进取不无微词，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认定梭罗注定要成就伟业。当然，从另一方面看，爱默生对梭罗的动手能力和实用技艺也非常钦佩，视之为“文艺复兴的完人”。梭罗对康科德地区自然历史的熟谙也令爱默生吃惊，于是他也仿效梭罗做了一本特殊的笔记，记载对自然的观察，正如爱默生的朋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Sr.)所言，“拥有像梭罗这样的学生真可谓得天独厚的优势。”[35]或者像孔子所说，是典型的“教学相长”。其实这也是爱默生本人的理想：社会是一所大学，“所有的人既是教师又轮流当学生。”[36]
另一个例子出自当时布鲁克林一个名不经传的小报编辑。“我一直酝酿着、酝酿着、酝酿着，”瓦尔特·惠特曼在回忆自己当年的诗歌创作时说：“爱默生使我豁然开朗。”[37]如同在梭罗身上一样，爱默生在惠特曼身上也看到了惊人的文学天赋。当后者将第一版《草叶集》寄给他时，他在回信中说，这“是迄今为止美国最杰出的充满智慧的作品。”[38]在以后的各种版本，从第一版序言到《民主的展望》中的长篇说明，惠特曼都描述并举例说明了他从爱默生那里学到的教育的使命。爱默生未能写出惠特曼那样的诗歌，却为他的诗歌创作指明了方向。
另一位著名的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在聆听了爱默生1849年波士顿讲座后也充满惊喜之情，称之为柏拉图一类的人物。“假若没有爱默生的激发和震荡，”美国历史学家佩里·米勒断言，“《白鲸》不过是另一部平庸的海洋小说而已。”[39]或许米勒的的论断不无夸张，但事实上，作为学者和教师的爱默生对他周围几乎所有的文艺青年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哪怕象霍桑那样表面上对他的学说不以为然的人士。借用当时《时代》杂志上一则标题：“爱默生是他们的奶牛，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喜欢这牛奶”。[40]此外，如小说家霍姆斯、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
这就是作为学者和教师的爱默生，一个卓越的学者，同时也是一个天才的教师，因为他“预示了他人所未能预见的事物，”用惠特曼的话说，“他在众多不不完全的人中不失为一个完人，他向我们展示的不是他的财富，而是社会的公益。”[41]或像克雷明评价的那样，“爱默生更多地以身教而不是以言教树立了崇高的学者——教师的理想，为他同时代的许多人做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榜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被誉为“他那个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教育家。”[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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