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胡明复先生

导读

这是一篇纪念性的文章。胡明复生于1891年，是中国第一位攻读数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数学家。他参与创建了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是与任鸿隽同道的好友。

我开首要说一句最不科学的话：今年可算是算学家最不利的年头。因为今年是英国大算学家牛顿（Sir Isaac Newton，1642～1727）死去二百年的周年纪念，也是法国大算学家拉勃拉司（Pierre Simon Laplace，1749～1827）死去一百年的周年纪念，也是我们的算学家胡明复死去的年头。自然我们无论如何的夸张和自大，也不能把胡明复在科学上的地位——若是他在科学上有一个地位——拿来和牛顿与拉勃拉司相提并论。但是我们纪念胡明复的意思，却和纪念牛顿、拉勃拉司有一点相同，就是胡明复和牛顿、拉勃拉司都是尽瘁科学、至死不倦的一个人。

牛顿在科学上的贡献是我们人人都知道的。他发明了重力的定律，说明了天空的星体和地球上的下坠物体，一样的为重力所支配；他用精密计算，表示行星的轨道，慧星的行动和地球上潮汐的运动，都可以用重力定律来证明。他发明了微积分算术，研究过光的各种性质。他的Principia一书，为物理学建筑一个坚固的基础，为科学留下一个永久的标记。他享了八十五岁的高寿，而且我们晓得他在二十岁以后就早以算学天才自见的。换一句话说，他在科学上空前的建树，是六十余年不断努力的结果。

拉勃拉司是星云学说的发明者。他自幼即精研算学，尤以天体运行的研究为最有名。他著的《天体力学论》（Mecanique Celeste）继承牛顿的Principia，同为科学界一个稀有建树。他享寿七十八岁。他的星云学说，也是晚年对于天文学一种成熟的研究。

我们的胡明复，不幸没有得到牛顿和拉勃拉司那样的成就和寿数，这是由于天命或人事，我就不敢断言了。他幼年读书的情形，我不能知其详细，但我记得在一九一四年，却是明复毕业的那一年，在康乃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忽然大出风头，在四十多个中国学生之中，竟有四五个同时被选为名誉学会的会员。这已经算很难得了，而尤为难得的，是其中有两个人同时被举为两个名誉学会的会员。这两个人：一个是现时有名的言语学家兼音乐学家赵元任，一个是胡明复。尤其稀奇的，是明复自来不会说话，少于交际，由此我们晓得这位先生是一个闭户自精的学者了。

我和明复的熟识，是在一九一四年夏间大家发起中国科学社以后。大家晓得科学社的发起，是全无凭借的。那年夏天康乃尔的几个同学，因为见得科学在现今世界的重要，与我国科学的不发达，于是大家打算组织一个团体来做介绍科学的事业，结果就是中国科学社的出现。我记得当时联名发起的人不过一打，但我们对于介绍科学这样繁重的事业，也就前无古人的干了起来（因为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国内或国外这一类的团体还不曾出现）。在科学社的组织上，明复发表的意见很多，也最得同人的赞许。当时不过是暗中摸索，直到一九一六年科学社在美国开第一次年会的时候，我个人虽经把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查了一个，才知道我们的组织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这是我们大家很引为欣慰的。但由此也可以知道明复的见解与识力了。

科学社成立后第一件要办的事业，就是发行《科学》杂志。这个杂志的文字，当然系由发起人一力担任。因为彼时一般学者，还不知道有科学社这个组织。当时的办法，是由大家按月担任文字若干页，不管三七二十一，到了时候总得交卷的。因为这个原故，我们就想出了一个分组合作的方法，以便互相帮助，于著作的收获上就容易得多。我记得杏佛和元任常常在一组，我和明复常常在一组。因此，我和明复的相知愈加亲切，而交情也愈加浓厚。

我们这一个夏天，朝以继夕，夜以继日的，只是忙的《科学》。到了夏天过完，秋天开学的时候，我们的科学社组织成立了，还有了三期的《科学》文稿预备发刊。我记得明复在夏天过完之后，回顾这几个月的工作，说：“我们这一个夏天，可算不曾虚度。”咳，我们若是看到科学工作的重要，也可以说，明复的一生可算不曾虚度，岂特那一个夏天呢？

明复对于科学社还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理财的本领。他自科学社成立，即被举为会计，一直到前年才由过君探先接替。他既是算学家，用钱又非常的谨慎，所以科学社虽自成立以来，同别的学社一样，常常闹经费困难。但从没有受过窘迫，使他的事业受一点停顿或间断的影响。我曾经留心过，算学家是不作兴算错账的，但是明复若有算错的时候，那吃亏的一定是别人，不是科学社。所以我常常笑说，明复是一个理想的会计。

一九一七年明复回到上海了。事实上从一九一七年直到现在，这十年之中他不曾离开上海一步，照他的学问和名望，他很可以到旁的大学去任一些重要的职务，我晓得北京大学就曾再三的邀请过他。但是他的责任心，使他不愿意离开上海。我所说的责任心有两件：一是对于科学社的责任，一是对于大同学院（即现在的大同大学）的责任。我们晓得科学社自从明复等回到中国之后，就由美国搬到中国，当时一切都没有生根下蒂，这经营缔造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举一件最显著的例，《科学》杂志印稿的校阅，从明复回国一直到现在，都是他一个人担任。这样十年如一日的苦工，请问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关于他的大同学院的工作，我可不大清楚，但是除了他尽瘁大同学院的事实以外，我还有相当的理由，可以信他对于大同的责任心特别的重。我们在美国的时候，除了组织科学社之外，还有一些人，立志将来回国要办一个理想的大学。我们成立了一个团体，也定了几条简单的计划，明复当然是个团体中的一分子。我还记得明复为了办学的事，写了一封几十页的英文长信给赵元任。元任的回信第一句：“Superlative admiration for your thoroughness”但我们对于明复办学的意见，有一点不能一致，就是明复要把大同学院做一个他的理想大学的根基，而我们多数的人，都主张要整个的重新创办。这件事久成过去的陈迹了，恐怕从前在这个团体的人也记不得还有这样一回事。我所以把他提出来讲讲，正以见明复对于大同，具有特别的希望；他之所以尽瘁这个学校，不肯他去也不是偶然的。

这样，一个科学社，一个大同学院，竟把明复钉住在上海整整的十年。上海教书的生活，我们是知道的，不但没有给教书者一个增长学问的机会，恐怕连对于学问的兴趣，也要渐渐的被这教书的苦工消灭净尽。然而我对于旁的朋友，虽曾劝过他们离开上海，另外觅一个可以兼做学问的地方去教书，对于明复，却始终不曾提及这个话；因为一则我知道他为了科学社和大同大学不愿离开上海，一则他正在年富力强，将来慢慢想法，还不为晚。谁知他近来竟以一个意外的游戏死了！

明复的死，大凡略知他生平为人的，无不痛惜。他有沉潜精细的美德，但精神上仍然是极活泼。他辩论事理，极有独到的见解，但同时又能服从他人的意见。因为这样，所以认识的朋友都爱敬他。我以为除了私人交情而外，对于明复的死，应当痛惜的还有两点，第一是为学术惜。明复在算学上的造就，已经是很难得的了（他的博士论文曾经在美国的算学杂志上发表过）。倘使他能继续的研究下去，准定可以在算学上有一点贡献，可惜他回国以后，便被教书和其他事体把他发明算学的机会完全断送了。这是一件最不幸的事！第二是为社会惜。我们晓得在现在的社会中，要找飞扬浮躁的人才，可算是车载斗量，但是要找实心任事，不务虚名的人，却好似凤毛麟角。如明复这样的人，多有几个，不但社会的事业有了希望，还可以潜修默化，收一点移风易俗的效果，也不可知。拿我国现在学问的幼稚、人才的堕落看来，明复的死去，不是一件最有关系而最可痛惜的吗？

朋友们！明复的死，由于游水时一个意外的失慎，这样意外的事体，是谁也不能先事预防的。但是有一件事体我们可以预为布置的，就是我们应当设法，使具有特殊天才和能力的人，得到相当的机会，去发展他的能力和研究，使能对于某种专门学问有所贡献，不要为社会一切不良的环境所埋没。如明复在外国得了高等数学的训练，回国以后，不但不能继续研究，连应用他所学的机会也不曾有过。这样“赍学以没”，是绝对不应该的，是可以设法避免的。朋友们！我们若哀悼明复，不如从这一面想一想法子，免得还有无数的明复，要待我们追悼呢！

牛顿晚年有一句话说：“我若是在学问知识上比他人略为看的远一点，那是因为我站在长人肩膀上的原故。”我可以反牛顿的话，为明复叫一声屈，说：“倘若士以明复的天才与训练，而未能在科学上有显著的贡献，那是因为一般矮子所带累的原故。”

192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