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之时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国际范围内的文盲大量存在，而基本教育权的保护并没有什么起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搜集的世界扫盲资料发挥了很大作用，使国际社会认识到扫盲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作。世界扫盲实践不仅有助于工作和就业，还可以帮助人们学会更多的东西，从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到抚养儿童，从为闲趣而读书到为自我提高和个人修养而读书。这样，“功能扫盲”这一概念就渐渐变成一个内涵更广的“学习需求”概念，其中，扫盲既是独立的目标，又是满足其他“学习需求”的前提。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上开始对成人扫盲和其他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是否享有“受教育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辩论[1]。
于是，世界各国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通过了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国际人权之规范，除普世性[2]（universal）之国际人权公约，如《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外，尚有其他区域性（regional）之国际人权公约，作为联合国在人权实践上的补充，如《欧洲人权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又称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ECHR）对人权保障之内容与规定。除现代各国从宪法到普通法对受教育权予以保护外，国际社会还缔结了普遍性的国际公约，通过国际合作更好地保护受教育权[3]。正如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赫雷·玛修先生曾说：“一切始于教育，因为离开了它，人们无法使自然或社会服务于他们有益的目的，这就是它普遍受到优先考虑的原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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