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知识的衰落与科学知识的兴起

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强调道德知识，认为技艺为小器。面对西方用科学知识造出的坚船利炮，清政府首先从价值上把对方置于妖魔的语境。当认识到技艺的重要性之后，道德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对立被赋予了浓重的政治与文化色彩，官方和民间在处理两者关系时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一）洋务派的策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强势异域文化的入侵通常会引发被动的强制趋同效应，弱势文化从强势文化中学习取胜之道。比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采取了“脱亚入欧”的策略，加快了与西方列强趋同的步伐。虽然清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一批官员主张办“洋务”、兴“西学”，形成了以奕、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但是洋务运动在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兴办学习洋文、洋机器、西方军事的专科学校，概括起来讲就是学习所谓的“西文”和“西艺”，远未达到日本的国家战略高度（舒新城，1979：117）。从1860年为英法联军所败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洋务派办了各类专科学校，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湖北自强学堂等外语学校，有福建船政学堂、上海机器学堂等造船驾驶学校，有福州电报学堂、天津电报学堂、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天津西医学堂等技术实业学校，有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南京陆军学堂等军事学校。尽管如此，这些并未触及价值观念的“西文”和“西艺”仍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同治帝的师傅、大学士倭仁和山东监察御史张盛藻等人上疏朝廷要“养臣民之气节”和“尚礼义”以御寇，批评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为机巧，认为鼓励科甲人员学习科学知识是“重名利而轻气节”（高时良，1992：9）。保守派与洋务派之争实为道德知识与科学知识之争。

数千年来，我国以道德知识维系着封建政权的合法性，社会之学历来为知识的中坚力量，科学知识不过是“术”或“器”的小道。在保守派眼里，西方科学知识的进入无疑会动摇道德知识的权威。为了防止科学知识的侵害，又能安抚保守派的恐慌，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试图消解道德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对立，但这一策略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原有教育体制。以1866年设立的福建船政学堂为例，该学堂分为两部分：一为前堂，学习法文和造船技术；一为后堂，学习英文和驾驶技术。两堂皆要习读《圣谕广训》《孝经》，兼试策论，这样课程设置体现了中西结合的特点。中体西用的结果培养了一批学以致用的洋务人才，同时也促进了科举变革。洋务派不满八股取士的做法，纷纷上折变通科举。沈葆桢建议开算学科，丁日昌请开武科改试枪炮，李鸿章请开洋务进取科，礼部奏请开始算学。1887年，总理衙门会同礼部商议，要求各省允许考生报考算学。1888年戊子乡试，总理衙门将各省送到的考生及同文馆学生32人，试以算学题目，取中举人1名。这些活动为最终废除科举、兴办新学起到了积极作用。

洋务派对内倡导改制，对外支持留学，清朝留学教育由此开始。中国近代留学教育运动的功臣首推容闳。1847年，容闳随美国传教士勃朗去美国留学，于1854年获得美国耶鲁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西方名校学位的留学生。容闳在自传中介绍了西方学位用途，当容闳向其母展示其获得的羊皮纸学位证明书时，其母问之“可博奖金几何？”容闳答曰：“此非可以得奖金者，第有文凭，则较无文凭之人谋事较易。至大学之给学位，亦非有金钱效用。唯已造就一种品格高尚之人才，使其将来得有势力，以为他人之领袖耳。大学校所授之教育，实较金钱尤为宝贵。盖人必受教育，然后乃有知识，知识即势力也。势力之效用，较金钱为大。”（容闳，1985：67）容闳不仅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也是中国“官费”留学运动的倡导者、实施者。容闳最早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的倡议，立即得到洋务派的赞同。从1872年至1886年，洋务派共组织和派遣了数批留学生，分赴美国和欧洲学习。这一举动，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中国一直满足于先进文化输出国的地位，把西方先进文化拒之于国门之外，而洋务派此举则与传统做法大相径庭，它打破了传统教育的封闭格局，为日后西方学位制度传入中国开辟了一条途径。

总体而言，洋务派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因而它的历史功绩应该予以肯定。但是，洋务派早期只想在中体西用的框架下改革教育体制，停留在教学内容上增加西文、西艺的技巧，并未广开民智，改革政体。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派强国理想的破灭，以亚洲最强海军自居的中国海军终败于日本舰队，朝野震惊。反省35年来的专科教育，怀疑之声骤起。中国不仅需要专科教育，更需要普通教育；中国不仅需要学习西方技艺，还需要学习西方政学。于是多科大学开始纷纷建立。1895年，盛宣怀奏设天津西学学堂，分为头等、二等两学堂，二等学堂类似于国外的中等学校，头等学堂相当于现在之大学，分为工程学、电学、矿务学、机器学、律例学五门，毕业后准予“考单”，或派出留学，或委派洋务职事。1897年，盛宣怀奏办上海南洋公学，公学分为师范院、外院、中院、上院，师范院近似中等师范学校，外院是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中院相当于中学，上院相当于大学，其上院模仿西方国家政治学院，以培养精通政治之才。同时设立的湖南时务学堂将学程分为“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种，“普通学”再分为经学、诸子学、理学，“专门学”分为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初学者先治6个月“普通学”，再分习“专门学”，学程制度已颇近于今日之大学。1898年，王鹏运奏办京师大学学堂，也设“普通学”“专门学”两类，“普通学”设经学、理学、中外掌故学、诸子学、初级算学、初级格致学、初级政治学、初级地理学、文学、体操十种，并选修外语一种；“专门学”设高等算学、高等格致学、高等政治学、高等地理学、农学、矿学、工程学、商学、兵学、卫生学十种；学生习完“普通学”后必须选习一至两门“专门学”。由于政变，京师大学学堂未及实施这些制度，但也可见具备学科分类的雏形。这些学校已不同于原有专科学校的单一学科，均设多科，培养非常之才。周予同对此有中肯的论述：“中国受了英法联军的刺激，才有专科学校的设立；受了中日战争的刺激，才有普通大学的创办。中日战争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大转纽：从它以前，中国偏于‘西艺’的模仿；从它以后，中国才努力‘西政’的步趋，而真正的现代教育也从此开始。”（周予同，2007：129）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序幕，从官学的角度为清末教育改革和西方学位制度的传入作好了准备。

（二）改良派的维新：体用皆新

如果说洋务派是对传统知识体系作体制内的反省，那么改良派则从民间知识分子的视角作体制外的批判。改良派的早期代表魏源以制夷为目的提出师夷长技，这一思想被洋务派接纳。但是洋务派毕竟是现有体制的维护者，他们的理想是以夷技来支撑现有道德知识系统，解决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故而洋务派的反思与实践仅停留在技艺层面。

一个国家的落后表面是技术的落后，其实核心原因是认知观念的落后。铁路在当时的西方列强起着经济与文化血脉的作用，而李鸿章在开平煤矿修建的铁路因被指责惊动皇陵不得不动用人力拖拉火车运煤。紫禁城里也修了一段铁路，由太监拉车以供宫廷娱乐。一个愚昧无知的政权即使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又有何用，不过是供其玩乐的器具罢了。早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改良派已经看到了只习夷技的弊端。1884年，马建忠批评夷技为末。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西学》中认为西学包括自然、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不只是工艺一种。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维新运动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看到教育不良为举国羸弱的原因，因而倡导改良教育。光绪皇帝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准备筹办京师大学堂。

应该说，洋务派和维新派从官方和民间两种维度共同推动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变革，特别是在变革途径的探索、道德知识与科学知识的关系上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