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州地方官学的繁荣

第一节　明州地方官学的繁荣

两宋时期，宁波的地方官学得到快速有效的发展，基本达到州（府）有州（府）学，县有县学。地方官学的发展，既受到北宋庆历、熙宁、崇宁年间三次兴学运动的促进，也与当时地方经济的发展有关，而南宋迁都临安以后更是对地方官学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不过，蒙古族建立的多民族统一的元朝，重武轻文，其文化教育略逊于两宋，即便如此，因元朝历来推行“汉化”政策，地方官学亦得到不断的完善。

一、两宋时期的地方官学

978年，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十三州向北宋称臣，明州回归中央政府。吴越国降宋以后，浙江便成为北宋政权的辖地。北宋明州的地方行政建制沿袭唐代，实行州县二级制，县以下的基层组织则为乡里制。州辖奉化、慈溪、象山、定海（原名望海县，辖今镇海区、北仑区一带）、鄞县。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割鄞县边海三乡立昌国县”，“以主斗松盗贼之事”^[1]，熙宁十年（1077），鄞县的海晏、灵岩、大邱三个乡归定海县，这样，宋朝明州统有奉化、慈溪、象山、定海、鄞县、昌国等6县。南宋期间，明州（府）辖县的行政格局基本不变，只是在庆元元年（1195），朝廷升明州为庆元府，明州州学改称为庆元府学。^[2]

宋之前，明州各县只有象山建有县学，州学也在宝应广德年间，毁于袁晁之乱。宋初的官学承袭前朝，科举考试内容也大体沿袭唐代，但整体上官学一直不振。这其中既有长期战乱致官学衰微之故，更重要的恐怕与当时皇帝的爱好有关。宋太宗、真宗极其酷爱诗赋，太宗本人创作的诗歌编了30卷，真宗与人唱和的诗歌达300首之多。出自上之所好，官学取士尤重诗赋。另一方面，正规官学一如既往，始终坚持以经学为主的教学传统。从教育视角看，这就存在教学内容与考试内容不相吻合的矛盾。在此形势下，经学的地位实际上无法与诗赋相比较，官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不高。多数士人以自己学作诗赋为主，而没有兴趣入官学读经。因此，即便当时朝廷器重文人，但是，其结果反而助长了文人为官之侥幸与奔竞之风，暴露科举制度潜在的弊端。时至北宋中期，科举与官学的矛盾日益突出，所以，有志于革新的人士在提出政治经济改革方案的同时，纷纷提出兴学育才的主张，试图调整科举考试与官学的关系，其重点是兴办官学。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明州官学迎来了新的时期。首先，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复兴了于战乱中荒废的明州州学。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圣朝天禧二年，守李夷庚移学于子城之东北一里半。”^[3]从此，明州的官学正式恢复，官学教育也开始发展。其次，宋中期仁宗庆历、神宗熙宁、徽宗崇宁年间的三次兴学运动中，明州各县掀起了一股办学的浪潮。详见表4‐1。今浙东地区唯一保存最完整的学宫——慈城孔庙便是雍熙元年（984）所建。孔庙在当时既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也是父母妻子举家扶持士子学习的神圣之地。

表4-1　宋代明州县学建置一览

资料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一时间，“山林特起之士，卓然为一乡师表，或授业乡校，或讲道闾塾”^[4]。教书讲学，蔚然成风，这对明州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时属绍兴府的余姚于1044年由县令谢景初依制重建县学；而宁海县则于嘉祐四年（1059），即庙建学。

时至南宋，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明州士人的心态渐趋开放进取，而中原之学的植入带动了重学之风的盛行，明州的文化教育呈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宋元之际士人戴表元说：“吾奉化前百数十年，时地理去行都远，士大夫安于僻处，无功名进取之心，言若不能出诸其口，气若不欲加诸其人。闭门读书，以远过咎，耕田节用，以奉公上。虽无当途赫赫之名，而躬行之实为有余矣。渡江以来。乡老之书、天官之选，信宿可以驿致。加以中原侨儒裹书而来，卜邻而居，朋俦熏蒸，客主浸灌，编户由明经取名第者十有八九，可谓诗书文物之盛。”^[5]

南宋文风鼎盛局面的形成得益于地方官员的重视。首先，当时州学的建设力度大大超过北宋。建炎年间（1127—1130），由于金兵南侵，明州州学“阁毁经亡”，破坏严重。金兵撤离后，郡人林率先捐资数十万，予以修建，使学宫大致恢复。绍兴十九年（1149），郡守徐琛于州学明伦堂后面建稽古堂，收藏高宗所颁御书经史于该堂，称“御书阁”。此后，各任郡守姜师仲、张津、赵伯圭、岳甫、赵师岩等相继进行规模不等的整修。经过历次修建，明州州学巍峨壮观，甲于东南。据《开庆四明续志》记载：“世之言郡泮者必曰一漳二明，盖漳以财计之丰裕言，明以舍馆之宏伟言。巍堂修庑，广序环庐，槐竹深深，气象严整。旧额生徒一百八十人，其后比屋诗礼，冠带云如，春秋鼓箧者率三数千，童丱执经者亦以百计。”当时，州学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藏书比较丰富，有大量的御书、赐书、官书等。赐书原为皇子魏王藏书，其中经115部581册，史79部1343册，子15部45册，文集171部1250册，杂书95部728册。官书经42部167册，史40部579册，子14部29册，文集37部159册，杂书11部119册，川本石经书籍14部101册，《六经正义》、《正本通鉴》、《史记》、《两汉》、《唐书》、《诸史提要》、《八朝言行录》、《大事记》。理宗朝，各地方官员及州学教授还陆续添置书，如《四明尊尧集》、《了斋先生亲笔》、《通鉴要览》、《洪范讲义》、《崔宫教文集》、《分毫韵略》、《文公大学章句》、《文公中庸章句》、《太极图解》、《文公小学书》……其中很多书籍是阐述朱熹的理学思想的，这也说明朱熹理学作为官方思想的地位的确立。

其次，在建炎四年（1130）因金兵攻陷明州而遭到毁坏的县学，也纷纷得以重建。列举如下：

昌国县学在绍兴五年（1135），开始置田养士，后经县令郑伯谦、赵大忠等不断扩修，始成规模。

奉化县学于绍兴九年（1139），由县令容彝重建县学大殿，庆元二年（1196），县令宋晋之联合奉化士人汪伋、汪份鼎和董安嗣等，又修建了侧殿，嘉定七年（1214），县令冯多福又予以扩建，并置田产以周济贫困学子。

定海县学于绍兴年间（1131—1162）由县令章汝翼开始重建，后经韩永德、商逸卿、崔端学等几任官员扩建。

慈溪县学于绍兴十二年（1142），由县令毕瑛重新建殿。淳熙四年（1177），节度推官宋南强在乡人陈公达的倡议下，加以重建。淳熙八年（1181），县令唐仲温又建成讲堂成德堂以及本仁、明义、约礼、崇智4斋。淳祐二年（1242），知府陈垲又拨钱米，知县令曹邰建杨简祠堂于成德堂之右。

象山县学在隆兴元年（1163），由县令胡琦重建，后经韩元礼、赵善修建，讲堂、四斋、门庑、大成殿等焕然一新。

鄞县县学在嘉定十三年（1220），由县令俞建和主簿吕康年重新选址修建，宝庆二年（1226），胡榘、蔡范又拨款，加之乡贤捐助，终得以建成。

由于南宋政权战事不断，朝廷急需军事人才，宋朝廷也很重视武学。在此背景下，淳熙三年（1176），判府魏王赵恺在州学建射圃，是为宁波最早的学校演武场。

为保证地方官学的办学经费，宋朝采用学田制度，即由官府拨给学校一定数量的田地，其地租收入作为祭祀、学官薪俸和生徒廪膳等费用。例如，天禧二年（1018），政府拨鄞县灌顶山万余亩田，作州学和鄞县办学费用，1038—1040年，又增拨学田634亩。^[6]时慈溪县学有田392亩、地28亩、山6亩；昌国县学有水田560亩、山地913亩。^[7]

州、县学就其功能而言，主要为科举作准备。其学习内容分为两科：经义和诗赋，有时涉及论策方面的内容。学官训导诸生课业，“以三八日为则，八试经义，十八试论，二十八试策”^[8]。沈焕和袁燮都曾入乡校，他们说：“吾曹生长偏方，闻见狭陋”、“时予方务记览”。^[9]可知，州、县学是相当枯燥乏味的。

除了准备科举之外，州、县学还是地方官员推行教化、联系乡里士人学子的重要场所。明州地区的乡饮酒礼往往就是在州学举行。明州地区的民众原不崇礼，但随着中原文化的南移以及与地域文化的融合，人们也逐渐接受了礼制思想。乡饮酒礼在北宋年间曾经举行，而后废，绍兴七年（1137）复行此礼，又废，乾道五年（1169）恢复。明州士人参与这一典礼的积极性很高，并出钱出力。宝庆三年（1227）行礼时，达一千五百余人。淳祐六年（1246）的乡饮酒礼，“盍簪酬酢者三千余人”、“为费五万四千七百七十贯有奇”。^[10]乡饮酒礼集中体现了地方官员和乡绅在化民成俗、教化民众上的积极作为，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士风的兴盛。

此外，州、县学还为有功于地方教育的名贤、名宦立祠，旨在推行教化，追慕先贤，启迪斯文，激励学子。如州学有“庆历五先生”之祠，后又增高闶、林保、汪大猷等祠堂。理宗嘉熙年间（1237—1240），奉旨升周敦颐、张载、程颐、程颢、朱熹从祀孔子。淳祐五年（1245），增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杨简、袁燮、沈焕、舒璘等祠堂。奉化县学，有楼郁、王说、舒璘之祠。慈溪县学，有杜醇、杨适、杨简之祠。由于官府的重视和乡贤大族的捐助，这一时期明州官学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教育经费基本得到保障，官学教育继续朝前发展。

二、两宋科举取士的兴盛

北宋初年，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的危害，制定了以文治国、以文治军的“重文”政策。在此思想指导下，宋廷对科举制度非常感兴趣，开国诸皇帝都重视科举制度，并对此进行了诸多改革，使之更加完善。宋朝利用科举取士之法，选拔大量的文人充任各级地方和军队的官吏，对于防止悍将权臣的产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奠定了科举作为取士之途的重要地位。两宋期间，科举考试一直盛行不衰，即便在战乱年代也未曾中断。明州的学校教育也得益于此，并由此开始迅速发展，培养了一批批有识之士。

宋代对科举制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提高及第后的待遇，吸引士子应试。唐代士子考取进士或明经科后，仅仅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此后还需要赴吏部经铨选（指具有任职资格的士子参加吏部身、言、书、判的审查）后方能任用；而宋代则不同，取消了铨选，士子一旦及第，即可授官，官高者可为知州、通判。此举不但是科举制度的重大变化，更是笼络士子的高明手段。（2）扩大取士名额，以补充官员之缺。唐代每年取士仅一二十人，最多也不过六七十人。而宋太祖开宝六年（973），一次便取士127人，此后每年有数百人之多，真宗咸平三年（1000），录取人数竟达上千人。此举既是缓和宋初人才匮乏之矛盾，更是笼络士子的政策。（3）严格考试制度，以体现选拔之公正。唐代的科举取士尚有荐举制的残余，易结成朋党。宋代则颁布了多项改革措施，严禁朝臣“公荐”（指朝廷官员向主考举荐考生之事），确立殿试制度；建立弥封（指把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信息密封起来，以避免批阅时的舞弊行为）、誊录制（指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以避免通过辨认字迹而舞弊的行为），严格考试制度；设置“别头试”（指针对考官与地方长官的子弟应试所另设的考场、考官），实行锁院制（指临时受命的主考官就职后送往贡院，以避免受托徇情之弊端），限制考官权力。

科举制度经宋朝改革后，选拔出相当数量的人才。明州学子在这方面的成就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引人注目。宋初，因官学衰微，登科者不多。据《宝庆四明志》记载，自太宗端拱二年（989）鄞县人杨说登科起，直到仁宗宝元元年（1038）王异登科止，明州仅出了16名进士。庆历兴学后，明州学子在科举上有了较大的起色。庆历二年（1042）至宣和六年（1124），登科人数达到108人。其中有楼郁、王说、舒亶、丰稷等著名人士。

南宋期间，由于官学的繁荣，明州学子在科举业上成绩斐然，中举者绵延不绝，而且宰执辈出。根据《宝庆四明志》、《延祐四明志》统计，明州登科人数达776人（不含特奏名^[11]），其中正奏名737人，武进士24人，太学释褐14人，武学释褐1人。^[12]这一数目为北宋的6倍有余。另据，《宁波市教育志》统计，包含时分属绍兴和台州的余姚和宁海两县，今宁波市在两宋期间的进士分别达159人和985人。详见表4‐2。

表4‐2　两宋明州（今宁波市）进士人数及其分布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宁波市教育委员会编：《宁波市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在上述进士中，文、武状元频频涌现，如姚颖、傅行简、袁甫等，释褐状元宣缯、何大圭等，以及武状元胡应时等。

文状元姚颖（1150—1183），字洪卿，被称为宋代著名的神童，据说5岁已能朗朗读书且过目不忘，10岁能作文，在乡校考试时，每每名列前茅，让那些成人望尘莫及。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戊戌殿试时，他洋洋万言，指点江山，讨论国策，谈吐不凡，令宋孝宗赞赏不已，于是亲自点为新科状元。29岁的姚颖，立即被授承事郎，签书宁国军节制判官厅公事。姚颖治政喜宽，“从此治民再无苛峻之政”，当地百姓十分感激他的恩德。三年任满后，他被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在任中，姚颖同样一丝不苟，办事认真。当时秘书省的办事人员往往不加调查，在账本上任意填写数字，但姚颖一改陋习，不查实数字绝不下笔。由于此职务接近权力中心，因此常常会有地方官员馈赠礼品，他从不接受，原封退还，可见他为官十分清廉。淳熙十年（1183）天大旱，当时姚颖在平江府（今苏州市）为官，在祷告苍天缓解旱情时积劳成疾，染病而逝，年仅33岁。

慈溪人胡应时则是宁波科举史上第一个武状元。《宝庆四明志》（卷10）记载：“武举状元胡应时，以绝伦升第一名。”为此，时慈溪县在县治前特地为其立了武状元坊，同时，在县治东南的竺巷口也立了武状元坊，可见胡应时影响之大。

两宋期间，宁波科举之盛还可以从家族的仕进中得到反映，当时，父子、叔侄、兄弟同榜，祖孙甲科的情况每每有之，如父子登科的有李元白与李以称、方季仁与方山京、郭暨与郭实、胡光与胡应时、刘安与刘志业、赵与仕与赵孟墅等父子，以及王发、王庭秀、王壁祖孙三人两对父子；叔侄登科的有方季仁与方端，王壁与王镐，刘叔向与刘厚南，冯轸与冯宗兴、冯容，叶澄与叶成子，桂万荣与桂锡孙，冯准与冯硕等叔侄；兄弟登科的有王时会与王时叙、赵汝述与赵汝达、舒介与舒亶、冯泾与冯滋、郭暨与郭浑、赵师章与赵师岘、冯履道与冯基、何浚与何自明、方山京与方端等兄弟，以及史弥忠、史弥悆、史弥应与史弥忞兄弟；祖孙甲科的有赵师岘与其孙赵与仕、赵师岗与其孙赵孟墅、王发与其孙王壁等。

科举的兴盛，使明州“衣冠文物，甲于东南”^[13]。北宋时期，《宋史》立传的明州籍人士只有11人，且无显赫之家。南宋时期，《宋史》立传的明州籍人士就达32人，其中有4人位至宰相：史浩、史弥远、郑清之、史嵩之；11人位至执政：王次翁、史才、魏杞、张孝伯、楼钥、宣缯、袁韶、陈卓、余天锡、应繇、史宅之；名卿大夫不计其数。^[14]同时，科举也造就了一批文人、学者，如高闶、史浩、杨简、袁燮、楼昉、王应麟、史蒙卿、黄震等，无不出身于科举。此后，明州一直成为东南要塞的文化重镇，学术研究绵延不断，其肇基应始于宋朝，尤其是南宋。

南宋时期，科举取士因成为士子进身起家以及延续累世簪缨门第的重要途径，而受到士子们的追捧，从而推动社会重学之风的盛行。不管是豪门望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对子弟的教育，鼓励子弟修身向学，并为他们求学提供各种条件，“隆于教子”的事例比比皆是。袁文称“余家自建炎来稍衰，先父思有以大门庭，则惟以教子为急”^[15]。楼钥称其母“笃于教子，至质贷以供束脩”^[16]。袁燮的叔父袁方礼部应试失利后，以教授为业，每曰：“无不能自奋其身，独不能教子乎？”后仲子袁洽中进士，袁方说：“是进身之阶尔。”^[17]为了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不少家庭举家迁入城中以便求师拜友。如奉化李鹗，三世俱不显，其父徙城中，便于二子从师问学。^[18]又如，何夫人宣希真，“二子能言，授以《论语》、《孟子》。及长，徙居城中，择精于教导者俾师事焉”^[19]。还有的家庭为子弟延请名师，对老师是礼敬有加。如袁文之父使二子从学于刘彦博，“日侦伺颜色，唯恐毫发不当其意，未有家室，为之聘娶，饷遗无虚日”^[20]。南宋时期的明州真可谓是“东闾西巷，男诵女织，气象可入图画”^[21]。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家学颇为普遍。明州地区的家学素来源远流长，它初兴于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绵延于隋唐。南宋，有条件的家族从小就对子弟的道德修养以及学业严格要求，亲自指导。史浩在孝宗淳熙八年（1181）归里，作《童丱须知》，以训子孙。楼钥称其叔祖楼仪“教子尤笃，五鼓而兴，灯前坐对，同读一书，多至百遍，诸叔父经书皆通念如流，真可谓服也”^[22]。袁桷称其父“教子昼夜不废”^[23]。及子弟稍长，父兄悉心传授各种专门之学，父子兄弟讲学切磋，互为师生。如绍兴年间赵善待寓居庆元，“寓古佛庐以居，设五书案，己处其中，诸子旁列，日以古圣人、贤人之书，课以常式，发其奥义。父子自为师生，教学相长”^[24]。又如，王应麟的父亲王，“性严急，每授题，设巍坐，命先生与其弟应凤坐堂下，刻烛以俟，少缓辄叱怒。由是先生为文称敏疾”^[25]。在王的严格督促下，兄弟俱中进士、词科。其他豪门望族，如史家，更是家学严谨。家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不仅有助于家族子弟走上仕途，而且对士子们的道德修养和学术传承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三、王安石在鄞县的教育活动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今抚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熙宁变法的倡导者。仁宗庆历七年（1047）至皇祐二年（1050），王安石在明州鄞县任知县，前后共3年。在任期间，他不仅积极督修东钱湖，还整治大地主兼并土地、放高利贷的弊端，更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十分重视地方教育的发展。到任之时，王安石就对全县农田水利情况进行勘察和调查，组织人力重新浚治东钱湖，起堤坝，决坡塘，使东钱湖发挥蓄水和排涝功能，有力地促进了鄞县农业生产的发展。

王安石对当时鄞县大地主兼并土地、放高利贷的事情非常痛恨，采取措施积极加以抑制。在青黄不接时，他将县府仓库中的存粮低息放贷给农民，以解决缺粮问题；秋收时，加二分利息归还县府，以此来遏制大地主、投机商人等对农民的高利贷盘剥。如遇荒年，他还将县府的平仓钱谷赈济灾民，让他们渡过难关。凡此种种做法，实际上是青苗法的初步尝试。

王安石对学校教育极为重视。在“天下不可一日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26]思想的指导下，他在上任第二年，便将唐元和年间建于县东的先圣庙改建为县学，并礼聘“庆历五先生”之一的杜醇为教师，倡导教育化人。

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时间不长，但政绩显著，“邑人德之，为祀于县之经纶阁及广利寺、崇法寺”。

四、元代的地方官学及其科举发展概况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随着南宋政权的灭亡，元朝统一全国。次年，元政府改庆元府为庆元路。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昌国县因人口增长升为州。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奉化县亦升州，至此庆元路统辖有昌国、奉化2州和鄞县、象山、慈溪、定海4县。相应地，路、县（州）官学因袭地方行政建制而立，其后因种种原因加以重修和扩建。

（一）地方官学的进一步发展

平宋后，鉴于统治者尊孔崇儒、推行“汉化”、重教兴学的文教政策，路学很快得到恢复，并设教授、学正、学录各一名管理路学，所属各州、县学也相继恢复。^[27]在路、州（县）学校教育中，政府高度重视儒学，尤其提倡程朱理学，“崇学校，定国子学成宪，皆东南儒先。而朱文公所说，咸取以为经史楷模。于是穷徼绝域，中州万里之内外，悉家有其书”^[28]。学校教育趋于理学化。

与宋代不同，元统治者明确下令路、州（县）学中必须设有“大学部”和“小学部”。“大学部”功能与宋代大同小异，而“小学部”则是进行小学教育，这是以前所没有强调的。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庆元路教授吴宗彦奉上司明文首先设立“小学部”，副教授史复伯兴建序拜亭五间，称为“养蒙堂”以供教学之用。此后，奉化县令丁济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创“养正堂”；昌国州判官冯福京于元贞元年（1295）创“育德堂”，皆做训蒙之所，聘请老成之士任教。

元代，路、州（县）学的教育经费承袭宋代做法，实行学田制。政府不仅将官府占有的学田归还学校，还将一些被寺院侵占的土地尽行归还原主。在元政府的支持下，庆元路儒学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所拥有的资产分布于各个州（县），包括田、地、山、湖等。其中庆元城有13066亩；鄞县11730亩；奉化1023亩；慈溪406亩；定海2145亩；象山603亩。^[29]学校就是依靠田地租税支撑日常开支。

庆元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除了元政府的支持外，也离不开各级地方官员、乡绅、儒学学者的关心。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庆元路学毁于大火，只剩大门。之后，学官潘梦桂、黄裳、吴宗彦等人进行修缮，方建有养蒙堂、明伦堂、宾序斋、斋舍、仓敖等。到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浙东海右道廉访副使陈祥在原址上兴建尊经阁、仪门。武宗年间更是得到很大的修缮。不幸的是，至大二年（1309），路学再次被毁。廉访副使赵宏伟在地方官的协助下再次重修，到至大三年三月建成大成殿。此后，又经过多次重修，如泰定三年（1326），庆元路总管郭郁重修大、小学；后至元四年（1338），廉访副使顺昌督修尊经阁等地，至此，路学面貌大为改观。此外，州（县）学也因诸人的努力而不断得到完善。例如，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鄞县县学增建养正四斋；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奉化县令丁济建养正堂之外，再建天寿殿、觉后亭。

元代庆元路的地方官学，除了路、州（县）儒学之外，还设有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社学等。蒙古字学的设立始于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目的是为了把蒙古文字推向全国。据《延祐四明志》记载，庆元路蒙古字学建于大德十年（1306），地址在路治西南隅仓桥侧，设有教授、学正各一人，后迁至东南隅帝师殿东庑，主要传授译成蒙古文字的《通鉴节要》。奉化州的蒙古字学设学正一人，但一直未建立学校。其他各县未建蒙古字学。

医学的创设始于中统二年（1261）。据《延祐四明志》记载，庆元路医学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由廉访副使陈祥创建，址在路治东北隅贯桥之南，仁宗延祐二年（1315），迁至东北隅魏家巷，建有大殿3间、讲堂3间、土祠1间、外门楼3间、门房1间、台门12间、西廊12间、斜廊2间，藏有《圣济总录》1部、《八十一难经》1卷、《脉经》全帙，学官设有教授、学正、学录各一人。奉化州医学建有棂星门3座、门楼9间、大殿3间、讲学堂5间、东西两廊30间，设学正一人。昌国州医学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1294年精通医学的胡逢辰出任学正。慈溪医学建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大德五年（1301）被飓风刮倒，延祐元年（1314）重建。

阴阳学是元代设立的天文、历数和巫卜相结合的学校，讲授天文、历数和卜筮等知识。其设置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1291）。庆元路阴阳学始建于至大元年（1308），设置教授、学正、学录各1人。但是，直到次年12月，教授朱道宁才正式到任，且一直没有办公机构。至顺二年（1331），庆元路才将府城西南隅仓桥东原来蒙古字学的废屋作为办公机构。

社学是设在农村地区利用农闲空隙时间，以农家子弟为教育对象的蒙学机构。庆元路社学比较突出的是奉化州。据《奉化教育志》记载：延祐六年（1319），马称德担任知州期间，“兴文治”，创立乡校60余所，农闲时让农家子弟入学受教，但不久大多停废。至正二年（1342），大步头俞伯瑀、俞伯璋兄弟捐房屋1所、田地10余亩，以办社学。“奉化社学，学在奉化州三十七都大步头，至正二年（1342），儒人俞伯瑀与其兄伯璋将自己房屋一所，凡一十间，四围园地一十余亩，以创社学，延师训诲子弟。”^[30]

（二）科举取士的中落

元初40年，未曾设科举取士。朝廷有时使用传统的荐辟方式选举人才，即由地方推荐一些才学优良、品行端正的士子为官。袁桷、袁士元、薛敬等皆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仕途。延祐元年（1314），元政府恢复科举取士。但与宋朝不一样，元代科举开科次数和录取人数大大地减少，恢复后仅举行16次廷试，录取人数不过千人，且登第者大多未获重用。元代的科举还体现出鲜明的民族差异：汉人与南人须考3场，且难度大，而蒙古人与色目人只要考2场，且难度小；录取后蒙古人与色目人列右榜，汉人与南人列左榜；分配官职时，蒙古人比色目人高一等，色目人又比汉人、南人高一等。故此，士人读书的积极性不高。

据统计，元代宁波中进士的汉人不多，有岑良卿、史孙、程端学、李开先、岑士贵、翁传心、刘希贤、桂彦良、李杲等；中乡举的也不多，有薛观、孙士龙、岑良卿、翁传心、虞泰、岑士贵、杨彝、刘希贤、陈敬文、宋元禧、杨燧等。^[31]时桂彦良是元末明初颇为出名的进士，他作为元朝末的乡贡进士，曾做过包山书院的山长、平江路学教授。明朝建立后，经荐举而入仕，深得太祖朱元璋赏识，被誉为“王者师”，后官至晋王府右傅，累提至左长史，可谓荣光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