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北大新风气

六、开创北大新风气

（一）全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大学

汇集全国顶级学术水平的教师队伍，一切以培养人才为中心，推行“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构建现代科学的科系设置，坚决去除陈腐封建的陋习。至此，北大已基本完成蔡校长的构想，一所现代大学初具雏形。接下来就是为这所新兴大学注入活力和生气了，蔡校长继续加大推进改革的力度。

北大首创招收女学生之风，开始实行男女同校。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是——原本大学里是没有女生的。蔡校长知道，男女同校在国外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封建卫道士看来，不啻是“伤风败俗”之举，他因此被封建军阀盯上，差点“看管他起来”，为减缓矛盾，免生意外，他被派赴国外考察。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大学改革之压力，有时竟到了校长无立足之地的地步。

事实上，这个招生也有点“偷偷摸摸”的意味，就是说，蔡校长采用了先斩后奏的方法，事先不向教育部请示，等到木已成舟才让对方知道，使之没有办法。这是蔡的聪明之处，知道教育部多是老顽固，如果事先请示，肯定办不成。而在谈到“大学开女禁”时，蔡校长巧妙地说，“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这个回答就相当智慧，类似于“未禁止即允许”这一法律原则。虽然女学生的招生数以个位计，但显而易见，其社会意义和冲击力是巨大的。这种做法的意义，如果说是为女性的发展打开了一扇通向新时代之门，也毫不为过。以北大在当时中国地位之高、影响之大，其表率作用不可估量。

（二）丰富健康的社团文化

学生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蔡校长对此尤为重视，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北大作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需要师生终日伏案，孜孜以求，这是也是非常辛苦甚至难熬的，所以除了引导学生确立志向外，还要有各种措施孕育其“活泼的精神及摒除纷心嗜好的能耐”，以使学生保持昂扬的精神风貌。二是要以学校健康文化的力量来消除旧有陋习。以前学校里有“嫖赌”之陋习，现在要改变这个陋习，那就不能靠简单的封堵，必须要把学生引到另一条健康的道路上来。

蔡校长对此说得很清楚：“外人能进步如此，在科学以外，更赖美术。人不能单纯工作，以致脑筋枯燥，与机器一样。运动、吃烟、饮酒、赌博，皆是活泼脑筋的办法。但不可偏重运动一途，酒、赌博，又系有害的消遣，吾们应该求高尚的消遣。”^[14]

整饬北大的风纪，改变这所高等学府在社会上的腐败形象，这是蔡校长出任校长之初就定下的目标。1917年1月9日，蔡校长在校内发表就职演说时，就对全校一千余名学生提出三项要求：一是抱定宗旨；二是砥砺德行；三是敬爱师生。他希望学生们认清这一点：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要为求学而不应是为求官或寻欢作乐而来。

蔡校长认为，要当一名学问家，至少在道德戒律修养层次上，须作相当程度的提高，才能确保研究有成。所以，他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北大特成立进德会，以切实提升北大学生的人品，他自己亲任会长，立志开创学校健康风气。为了进一步活跃学校文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北大还组织了大量的学生组织，如书法研究会、音乐会、武术会、卫生学会、健身会等，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学生社团，以丰富学校文化，陶冶道德情操，进而厚植学生研究学问的旨趣。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蔡校长的识见远大，他的目的很明确，一切学校文化建设是围绕办学宗旨来做文章，所以学校文化尽可能丰富多彩，形式多样。而我们有时讲学校文化建设，仅仅是从丰富学校生活而言，甚至把它当做是目的而不是当做途径或策略，所以比拼的是学校有没有特色项目、是否搞得热火朝天，而不去关注这个内容到底对学生发展起到多大作用。有的学校搞“一校一品”，其目的是打响学校品牌，但是对于学生的发展却是值得商榷的。就是学生进了这所学校，基本只能培养这个特长，这对于学生是不公平的，因为学生现在上学基本是“零择校”的，这种只有“一品”的文化导致学生别无选择，无疑是成为“被文化”的一部分了。

为发展社团，蔡校长还亲自兼任新闻研究会的会长，以其办报感悟及见解，数次发表演说，以培养学生的新闻意识与能力，社团还邀请著名报人、《京报》社长邵飘萍来校开设讲座，传递捕捉新闻的经验与技巧。

凡此种种，学校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学生们乐此不疲。由此，健康的追求逐渐取代了低级趣味，多层面的活动更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学习视野。

（三）竭诚为社会服务

北大做得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是引导与鼓励学生全面服务社会，譬如组织平民讲演团。蔡校长希望北大师生明白，北大虽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但绝不是高高在上的象牙塔，服务民众依然是大学的任务之一，他希望大家要“相互敬爱”。

在这里，蔡校长的平民意识再次显露无遗：工作性质不同，但人人平等。他在进北大时，对校工的脱帽鞠躬还礼，并不是“作秀”，既是他内心想法的自然流露，更是他对学校管理的理解，“在校之人，人人与本校休戚相关”。

在蔡校长的大力推动下，北大开办了“校役夜班”、“平民夜校”，平民夜校从管理到教学工作，都是由北大学生义务担任。这也是北大准许平民进校的开始，扫地的、拉养车的，从此都可以在北大做个夜校生。

校役夜班开学典礼，意义非凡，热闹隆重。230多人，均身着长衣，胸佩花朵，齐集文科第一教室，蔡校长亲自到场发言，为大家鼓劲。他说：“一种社会，无论小之若家庭、若商店，大之若国家，必须此一社会之各人，皆与社会有休戚相关之情状，且深知此社会之性质，而各尽其责任。故无人不当学，而亦无时不当学也。”面对校工们没机会没条件读书，他打比方描述内心的想法，“看见一家的弟兄姐妹都饿着，心里就会很苦”。蔡校长一点没有大官的架势，把自己放在和学员一样的角度，非常亲切平和地劝导大家：“诸位看我年纪亦已不小，事情亦颇忙，然我当暇时尚不废学”，“教职员既然拿出全副的精神教我们，我们进去一两天后，觉得没有什么新奇，于是就不去了。要是这样，仿佛也对不起教员的一番热心”。^[15]他还作了一番动员，希望大家带动亲朋好友去附近的平民夜校学习。

这样煞费苦心，于己是平添了很多责任与工作量，但是蔡校长这样努力去做，都是为着民众，其心诚可鉴！

通过大学的知识力量，自由、平等的空气由此迅速向社会传播。为了使教育为更多的普通民众受益，北大除了改革招生制度外，还尝试学校的学术活动和课堂的教学活动都向社会公开。听讲的除正式学生外，还招收一定数量的旁听生、选科生，使更多的人能受到高等教育的熏陶。

这样，一些知名教授的讲座，许多其他学校的学生都跑到北大来旁听，教室里经常爆满。在这里，特别让人感动的是，除正式办了手续的旁听生外，还有一些是没有办手续“溜”进来听讲的，有时候，旁听生甚至超过了正式生。他们当中有中小学教师、政府公务员、报社编辑和失业青年，他们或是慕名而来听某教授的课，或长期和本科生一起听讲。这些“溜”进来的旁听生一样不被歧视，一样堂堂正正地坐在讲堂上听课，只要言行没有影响到任课教师的正常教学就可以。教室里人坐满了，他们就站在窗下或教室门口，照样饶有兴趣地听讲。当时每门课多发有讲义，这些讲义或是放在图书馆里，或是放在教室门口，他们同样可以取用。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沈从文以及曹靖华等人都曾是北大的旁听生。

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曹靖华后来回忆说：蔡先生“在北大办学民主，首倡学校为社会开门，教授为社会服务的作风，是最值得纪念的。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人士都可以进入沙滩红楼（北大）听课。那些求知欲望甚为强烈，但由于贫困而上不了学的青年，诸如商店的营业员、工厂的学徒等，都可以随意进入北大讲堂听课，学习文化知识。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绝后的”^[16]。

（四）开出一种风气

由于蔡元培的大力扶植，北大校内社团有如夜空繁星，刊物宛似雨后春笋，各种学说竞相争长，而学生们也在校风的带动下，不断深入社会，为民众服务。这种学术思想自由的原则，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唯一的一所百家争鸣的学校。

虽然我们常提及，职员文化、社区文化就是学校文化的有机组成。但北大这样的做法，就是我们现在的教师也不一定会赞同，让校工、周围民众自由出入学校学习，这不是“没事找事”么？再说，学校安全问题怎么办？学校卫生问题怎么办？那些缴了费的学生又会怎么想？

一所大学，似乎做了并不是分内的事；一个大学校长，也做了并不是分内的事。但我们可以确定地说，这才是真正高贵的大学精神之所在！这所学校，犹如火炬，照亮了她的四周。

梁漱溟对蔡元培的功绩说得非常到位：他“一生的成就不在于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

现在我们看到国外的很多大学就是如此，没有围墙，甚至就是坐落或分散于城镇之中，市民、游客可以自由出入，参观、学习或者听课，而这对于正式学生而言，也没有什么不公平，就是你已经注册，可以拿到学位，而对方没付费，自然也没有学位与文凭。

我们现在不少知名的大学，争着办“富二代”班、总裁班，相比之下，差距有多大！我们经常说，要培养教育家，但是如果以蔡校长的境界为衡量标准，我们会忍不住感喟，我们实在还需努力太多太多！

我们不妨再来阅读一下蔡校长在北大二十二周年开学式上的演说词，这样对于北大的学校文化建设会有一个更通透的理解：“研究学理，必要有一种活泼的精神，所以本校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画研究会，来涵养心灵。大凡研究学理的结果，必要影响于人生。倘没有养成博爱人类的心性、服务社会的习惯，不但印证的材料不完全，就是研究的而结果也是虚无，所以提倡平民讲演、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等，这些都是本校最注重的事项。”^[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