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历史时期的教育选择后果

三、特殊历史时期的教育选择后果

本节是对前面有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教育选择方式探讨的一个补充。本节资料来源于笔者以前的一个研究论文，这里主要是对当时论文的一个概括和总结（参见拙文，1996）。

存在于一个社会中较为固定的教育获得模式，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不断运作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存在通常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支持，并因其制度性的惯性作用，使它具有了抗拒外在的制度性变迁和突发性历史事件之干扰的能力。因此，尽管“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对某些年龄群体的教育获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教育获得的一般模式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制度，仍然基本维持着本身的存在，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在此期间以自己的方式抗拒着“文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换句话说，“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教育获得的一般模式的影响也是有限的。

作者运用事件史方法对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于1996年所进行的一次全国性抽样调查进行了分析。其基本发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就升学或入学年龄正好遭遇“文化大革命”事件的年龄群体来说，教育获得的代际传承模式在各级学校教育的入学、升学过程中，除“文化大革命”前期（1966—1970）外，并无重大差异。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资本变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了明显的正向作用。

2.“文化大革命”期间，阶级出身标签对中小学各级教育机会的获得的影响是反向的，也就是说，阶级出身好，接受教育的机会反而更小。

阶级出身标签为所有研究“文化大革命”事件对个体生命历程影响的研究者所注重。一般认为，阶级标签对社会生活和个人生命经历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表现得最为突出。但是，就对教育的影响而言，我们的发现与此基本相反，尤其就中学教育机会的获得而言。不好的阶级（资本家、地富反坏右），他们的子弟的小学入学机会在“文化大革命”前期、“文化大革命”后期（1971—1976）都比出身好的子弟要强。在“文化大革命”前期他们的子弟升初中的概率是出身好的子弟的2倍(p＜0.01)；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们的子弟升高中的概率是出身好的子弟的3.3倍（p＜0.001）。出身中等阶级（中农、城市自谋职业者、城市平民）的子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其小学入学的概率也是出身好的阶级的1.4倍左右；升入初中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和后期比出身好的子弟分别高出50%和71%；升入高中的机会也大约高出35%。

3.政治、权力资本对各级学校教育的升学都表现了很重要的影响。

党员身份。父亲是否是党员对子女入小学的影响只在建国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入学风险组中有明显的体现。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入学风险组来说，父亲是否是党员，对他们初中以上的入学机会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升入初中的机会，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和“文化大革命”后期，相对非党员子弟来说，分别是1.4倍(p＜0.01)，1.6倍(p＜0.001)。在升高中时，“文化大革命”前期党员子弟的优势无统计显著性，“文化大革命”后期则是非党员子弟的1.5倍(p＜0.001)。在“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初中、高中入学风险组中，父亲是否是党员对子女入学机会的影响，没有统计显著性。但是对高中以上（大专、非正规大学）及正规大学具有显著的意义，党员子弟的升学机会分别是非党员子弟的1.5倍(p＜0.01)，2.2倍(p＜0.01)。

父母亲是否是干部，对小学的入学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具有显著的影响。同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父母亲是否是村股级或以上的干部，对其子女升初中也没有确定的影响。但是对子女升入高中来说，则表现出较为确定的正向影响。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入学风险组，父亲是干部，其子弟上高中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弟升学机会的2倍强(p＜0.05)，母亲是干部的那些孩子，升高中的机会是母亲为普通人员的孩子的9倍(p＜0.001)。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父亲是干部的孩子，高中升学机会比非干部的孩子的优势相对有些减弱，但仍然是后者的1.5倍（p＜0.05）左右。“文化大革命”以后，父亲是干部，对其子弟升入初中具有较为确定的负向影响，其入学机会约只有非干部子弟的74%（p＜0.05）。“文化大革命”以后，较低阶的父辈职权对子女继续升学没有显著的影响。

4.以前的受教育经历对个人升学的影响，因个人的遭遇而有所不同。

接受相同阶段的教育对个人的意义不完全一样，许多人发现，在一般教育获得模式中，学校的等级通常对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质量有很大差异。由于重点学校与一般学校在教育投入、师资力量及教学管理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因而使得接受重点学校教育的学生在竞争后续阶段的受教育机会时具有明显的优势。以前就读重点初中对升高中的影响基本上都是正向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没有统计显著性。

从上面的这些比较性描述中，我们可以归结出如下几点总结性结论：

1.“文化大革命”对教育获得模式的冲击是存在的，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努力抗拒着这种冲击，这种抗拒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常是有效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抗拒形式是利用这种冲击所造成的混乱，透过父辈的权力因素影响子代的升学机会，从而也是延续着教育获得模式中的代际影响。

“文化大革命”前期教育的代际传承模式，尤其父辈的教育水平对子代接受高中教育的影响，几乎呈现出一种负效应。“文化大革命”也同样削弱了父亲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大革命”前期入学风险组的升学机会的影响。这显然是教育获得一般模式中的一种反例。不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入学风险组，一些教育阶段的代际传承的意义并未完全消失（如父亲对子女升初中的影响），在另一些教育阶段，母亲的教育程度的作用有明显的体现（如小学入学）。更为重要的是，教育获得的代际关联模式在“文化大革命”前期入学风险组中改变了作用方式，父辈权力的作用更加突出出来，教育传承模式成了当时政治体制中的一个潜在构件。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事件并未在真正意义上破除各级入学风险组获得教育机会的代际传承模式，相反，反而有可能是在加强这种模式的代际关联意义。但是，权力始终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竞争的重要筹码。比如在解放前，小学、初中教育尚是一种较为稀有的资源，父母亲有一定的职位，其子女的入学、升学机会就高出一般人许多。这种趋势一直明显地延续下来，直到某种教育或者不再是稀有而成为竞争的对象，或者某种权力已经无能为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教育机会的获得方面，最重要的权力运作场域是对高中教育机会的竞争。这是因为：在高中教育机会获得上，“文化大革命”使权力为个体牟利而运作具备了可能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教育政策改变了原来的进入壁垒形式。在原来的教育体制中，中学以上的教育进入壁垒一直主要是由学业成绩来决定的。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政治挂帅成了学校教育体制的主导，中小学实行九年一贯制，并废除了考试、留级制度；对于高中入学，则采取推荐和选拔相结合的办法。显然推荐的权力落在有职位的人手上，因而学业成绩的进入壁垒标准也同时部分地被政治和权力标准所置换。（2）在农村，中学的办学权力下放到人民公社或由人民公社与生产大队联办，在城市，许多单位、企业、军队自办学校（俗称“子弟学校”），这样，农村以及部分城市中小学的运作落入了哪怕是只有较低职位者的权力运作范围之内。

这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中入学风险组的升学机会中，父母亲职位权力的影响非常明显地突现了出来。而一旦恢复了考试制度，高中的进入壁垒重新回到学业标准的时候，较低职位的权力影响就不太容易了。较低阶的父亲职位甚至对“文化大革命”后的初中升学有明显的负向效果。

2.教育获得模式本身作为一种制度性存在，内部具有一种抗拒干扰、迅速恢复平衡、维护自身存在的特定运作机制。

“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全破坏社会的代际传承模式，相反，原有的传承模式在受到外在干扰冲击后，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了内在平衡。那么，这种制度性回复是如何实现的呢？前面所分析的关于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抗拒干扰的努力，当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单位，面对“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会从各自的处境出发，尽可能有效地配置已有资源来从事对当时处境最为有利的可得性资源的竞争，其中也包括对文化资本的竞争。因此对“文化大革命”这种破坏性因素的抵制力量，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来自社会个体自觉的理性选择行为，其反应之迅速，远强于正式的组织化行动。而且，像教育获得模式这样一种非正式的“无形制度”的存在，或者说制度本身的自觉性维护，正是通过无数这样的非正式化的个体活动的努力来实现的。教育获得模式正是这样一种非正式的“无形制度”，它的潜在形式也正存在于特定人群的社会记忆当中，体现在人们对教育价值的根深蒂固的认识之中。它是一种人们所坚持的、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指导下的行动方式，它通常不易为人们所察觉，即使是行动主体本身，但它对制度的维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社会总是对教育价值予以积极的肯定，教育本身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人们的心目中一直有着很高的观念地位，为人们所敬重。注重教育价值的风气、观念、生活方式，经过无数代人的淘汰和强制性改变或加强，使得其表达的核心内容越来越精炼、重心也越来越突出。“文化大革命”又是新的一轮“洗礼”，是对其核心内容的一轮“空前绝后”的强劲冲刷。面对着这种由“武器的批判”所支撑的观念洗刷，个体有意识的选择机会实际上极为微弱。但无意识领域的顽固性、社会记忆的持久惯性，仍然意味着需要洗刷者付以有耐心的时间。

那些被划分为不好的阶级，一部分是旧体制下的传统精英，像地主、富农、资本家；一部分是新社会中的教育精英，像右派分子。他们或者在旧社会饱读诗书，或者耳濡目染浓厚传统文化中几近苛严的尊师重教之规范与风气。对教育重视的理念在他们的心目中扎下了极为深厚的根基。因此他们可能是此类社会记忆最为完整的保存者。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这些出身不好的阶级历来都是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被打击的对象，在残酷斗争中，他们在物质的层面上全面退缩了，各种新体制带来的惠益对他们来说都是恍如隔世。对于这些受排斥的群体来说，中小学教育是唯一无须多少投资的可得资源（其他绝大多数利益都把他们屏绝于进入壁垒之外），但这也远不如出身好的阶级那样稳定，因为他们随时面临被扫地出门的危险。但只要有生命的存在，就会有争取生存的挣扎，就会与残酷现实展开最为隐秘而巧妙的博弈。同时，这唯一允许他们获得的益处，又是他们的记忆中极具价值的部分，因而也是他们在现实中重点博弈的对象。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屈服、俯首，表现出的老实改造、脱胎换骨，争取到的则是子女入学升学的权利。这些受社会排斥的群体，把自己的最后看家本领用在无人注重的场域竞争中，获得的结果无形中成了政治压迫的一种补偿。

而对于那些出身很好的人来说，由于教育、文化恰恰是政治斗争领域所不耻、或极力贬低的因素，所以，尽管关于教育价值的印记也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中，但是当社会最底层的人因外在压力而迫使他们反思、并加以保留的时候，这部分出身好的人却可能或者随潮流而有意识地抛弃它、或者调动资源去竞争当时认为更有价值的其他事物，这样，相对出身不好的人来说，他们反而忽略了对子女教育机会获得的争取或保存。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阶级出身不好的阶级，他们入学升学机会反而比出身好的子弟要高的原因了。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0页。

[2]同上，第269页。

[3]王天一等：《外国教育史》，上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办公厅：《教育文献法令汇编》（1949—1952），1958年，第33页。此处转引自高奇，1996年，第20—21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2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218页。

[7]《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123页。

[8]《列宁论国民教育》，此处转引自王天一等，1985年（下卷），第289页。

[9]据统计，直到1956年，党员中知识分子的比例也只有11.7%。见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著，谢亮生等译（1987/1990）：《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208页。

[10]高奇：《新中国教育历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1]1949年12月政务院《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见《中国教育大事典》，第13页。

[12]李唯一：《中国工资制度》，中国劳动出版社，1991年。

[13]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著，谢亮生等译（1987/1990）：《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4]高奇：《新中国教育历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15]这种工资级别之间的差异，详细请参见李唯一：《中国工资制度》，1991年，第146—149页。

[16]《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17]这三种传统是共产党在边区的教育经验、民国时期的遗产及苏联经验。见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著，谢亮生等译（1987/1990）：《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3—211页。

[18]同①。

[19]张世功：《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国家转型中的法律（1840—1981）》，见苏力、贺卫方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