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大文教政策

一、论三大文教政策

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是适应汉武帝谋求封建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来的。《举贤良对策》是董仲舒对汉武帝贤良文学诏所写的三篇论文，该文收录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董仲舒提出的三大文教政策基本都被汉武帝所采纳，对汉代文教政策的确定，以及学校教育制度和选士制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兴太学以养士

董仲舒站在维护皇权、维持封建大一统的立场上，提出了“兴太学以养士”的政策。他认为，若要实行有为政治，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人才问题。然而，汉初不举士、不办教育，私学虽然繁荣，但培养的人才却规格各异、思想不一，这就很难满足封建集权制国家对统治人才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从国家政治发展的长远利益出发，提出欲想壮大统治、加强官吏队伍建设、提高吏员素质，就必须重视发展教育，必须兴太学，以此来培养国家政治所需的统治人才。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23]

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兴太学以养士”的动议，并责成丞相公孙弘付诸实施，于元朔五年(前124年)在西汉京师长安设太学，置博士2人，博士弟子50人。自此，汉代建立起以太学为首的中央官学体制。

(二)重选举以取士

董仲舒把养士与取才结合起来，针对汉初人才选拔和任用中的弊端，提出了改革管理选拔和任用制度，设立察举制。汉初以来普遍盛行“任子”、“纳资”的授官制度，并以年资的深浅决定在职官员的升迁与否。为保证选贤任能原则的实施，董仲舒建议以察举制代之，并提出了一套可行的选士方案:“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24]

董仲舒这一建议被汉武帝采纳，且责成公孙弘拟定具体方案贯彻实施。察举制的确立成为中国选士制度发展的初级阶段，为汉王朝选拔了大批安邦治国的人才。

(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董仲舒看来，无论是学校养士还是国家选士，都必须有统一的标准，否则仍难以实现人心归顺、天下统一。因此，作为儒家学者，他将思想统一的基调定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上。他从《春秋》大一统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儒学在封建统治中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25]

这一政策的提出，不仅使汉代养士与取士有了统一的标准，而且从思想理论上奠定了汉王朝巩固统一大业的基础，同时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局面，又为隋唐以后科举考试以儒学为基本内容埋下了伏笔。

董仲舒提出的三大文教政策，均被汉武帝所采纳，并经汉武帝以后的两汉历代皇帝逐步加以推广和实施，终于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养士和取士为基本内容的比较完整的封建教育制度。^[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