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风格的思考

关于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风格的思考

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与风格，对于大学的影响、作用究竟怎样，这个问题近来再次引起人们特别是高教界的关注。现任和将任的大学校长在人类历史已进入21世纪，大学已经开始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在这个全新的形势和背景下，应当面临怎样的思考和抉择，我们认为探讨这些问题，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

一

什么叫理念与风格?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风格对大学的影响和作用究竟是什么?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理念”一词，既有经过理性认识的观念的含义，也有理想、信念的含义。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即是指其治校的理想、信念、观念和办学的指导思想。大学校长的治校风格是大学校长治校理念实施的外在表现，是经过升华的集中的表象。古往今来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大学校长作为大学的最高管理者，是大学的灵魂人物和引领者。杰出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往往直接演化为大学本身的办学理念和风格。很多著名大学的杰出校长的治校理念与风格，对该校风格的形成，乃至于学校的建设和发展，都具有巨大的影响和作用，甚至可以说，是推动大学前进和发展的直接驱动力。只要翻一翻中外高等教育发展史，莫不如此。我们仅从以下所举的两个事例中，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其一为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费希特的办学理念、风格对柏林大学的巨大影响和作用。众所周知，在西方高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柏林大学的创立，正是洪堡、费希特(柏林大学首任校长)等人的办学理念的直接产物。他们提出的“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等一系列全新的办学理念，直接导引柏林大学的创建、运作与发展，使得柏林大学一开始就显示出与旧式大学的完全不同，成为新式大学的楷模与表率。柏林大学的巨大成功，不仅形成了西方大学的德国模式，引得众多国家大学竞相效仿，包括美国的哈佛、耶鲁等名校也模仿柏林大学来推进学校自身的改革，而且这些学校的办学理念，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理念在先、实践在后”的一种典范。

其二为我国蔡元培先生的办学理念、风格对于北京大学的影响和作用。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中，一个大学校长的办学理念对一所大学的巨大影响和作用，莫过于蔡元培先生对北京大学的影响和作用了。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期间，是北京大学“蔡元培时代”的辉煌灿烂的时期。在任北大校长时，他提出大学“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的阶梯”。为使学术昌盛，必须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聘请教师，要“以造诣为主”，“兼容并包”。他明确宣布:“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之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效，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他认为大学之所以为“大”，是因为大学“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他认为文理资料，应有交错，治学者不可局守一门，改“学年制”为“选科制”，任学生自由择课择师。他还首先在北大设立研究所，作为研究学术和培养研究生的专门机构。他倡议改良讲义，只列纲要;改进教学方法，精简课程表，多留时间给学生自己学习研究。他的办学理念，后人将其概括为学术自由，兼容并蓄，使北大形成了科学与民主的优良风格与传统。蔡元培先生的改革实践，使得北京大学的面貌焕然一新。蔡元培先生的治校理念与风格，垂诸久远，绵延不绝，其影响之深广，远远超越北京大学一校的范围。甚至可以说，对我国近代大学教育的贡献巨大，对中华民族的教育振兴、文化发展和时代转折，均具有重要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北大在长期发展和斗争历程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显示的不断钻研、求实、创新、向上的优良学风，生动地体现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也是北大永葆生机的重要动力。”历史的经验证明，那些成就斐然的著名大学，必有一批杰出的大学校长。凡杰出的校长，必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优秀的治校理念与风格。优秀的治校理念与风格，必将引领大学不断发展和前进。

很显然，著名大学校长的优秀治校理念，对办好一所学校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决定性的。同时，又有一点很显然的是，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对大学优良风格的形成，其影响和作用也是巨大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决定性的。不同的办学理念会产生不同的办学风格。有的著名大学近在咫尺，由于办学理念的不尽相同，其办学风格明显不同，甚至可以说是风格迥异。在近年高等学校的合并中，有的学校磨合期长，其原因之一，有理念、风格的差异;也有的学校合并得较为顺利，其原因之一，在强调办学资源、规章制度等融合的同时，强调了办学软件，诸如办学理念、风格，文化氛围的融合等。

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与风格，对大学的影响和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与风格能否一成不变呢?我们认为回答应当是否定的。无数事实说明，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与风格，即使是十分成功的、优秀的，也不能一成不变，而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革和完善，以取得因时而变、与时俱进之效。事实上，每当人类文明发展处于重要转折关头之时，包括名校在内的几乎所有的高等学校都面临着时代的严峻挑战。一些大学被无情淘汰，如欧洲古典大学的没落，而一些著名大学则能因时而变，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再度走向辉煌。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够穿越时空，实现强者恒强，主要与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3位以教育改革家的美名载入史册的校长有关。三位校长也都是通过更新治校理念，使学校获得巨大的发展。我国一批知名大学，在长期的办学历史中，许多知名大学校长以其优秀治校理念，形成了学校的不同风格，但这些学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他们的治校理念和风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都注入了新鲜血液，充实了新的内容，出现了新的风貌。

二

当前，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与风格，已愈来愈受到人们特别是高教界的重视，其原因何在，我们感到这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封建社会绵延数千年，在这种超稳定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下，其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蛮横而顽固地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同一性”，造成了对人的个性的压制，对社会形态多样性的压制。在教育上，科举制度延续了1000多年，国家统一组织考试，其质量标准是以各个王朝尊崇的经典，其中主要的是儒家的典籍为依据。清末后，虽然“废科举，办学校”，但是这种“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在教育领域依然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后，广大高等学校回到了人民手中，学校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由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教育领域仍然强调“同一性”，长期实行“统”和“包”，大学校长的不同治校理念得不到发挥，不同的办学风格未能形成，以致出现“千校一面”的严重状况。并且，这种“千校一面”的状况，不仅在高等教育的宏观上如此，而且在微观上也几乎如出一辙。统一的办学模式，统一的办学类型，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统一的专业培养目标，统一的招生考试，统一的专业设置，甚至统一的考试答案(标准答案)、质量标准等，对学生来说则是包招生、包培养、包分配。在这种强调共性、钳制个性的环境下，校长们当然不可能有自己的治校理念与风格，学校也自然难以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大一统”的教育制度和质量要求，虽然与当时的经济体制大体相适应，虽然也有一定的优点，如能保证大多数学生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要求，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人才，但其弊端是极其巨大的，消极影响是很长远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些弊端的消极影响更是日益暴露无遗。其中最突出的是它磨灭了学生的个性，抑制了学生的创新精神，不利于优秀人才的成长和创新人才的脱颖而出，因为创新的前提就是个性的发展。因此，大学校长治校理念与风格的问题日益引起大家的关注。面对新的形势，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与风格的问题，已前所未有的被提到了社会特别是高教界的议事日程，而且还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凸显出来。完全可以说，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也是时代的强烈呼唤和紧迫要求。

首先，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广大高校开展了教育思想、观念的大讨论，有力地推进了这方面的转变，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总体来说，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转变以及教育改革的深化还相对滞后于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社会的发展。高教界统得过死、包得过多的长期形成的痼疾，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治愈的。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自然离不开大学校长们治校理念与风格的形成。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大学校长们多姿多彩的治校理念与风格，学校要真正转变教育思想和观念是很难的，即使对问题在认识上有了提高，在实践上也是难以推行和巩固的。

其次，随着全球经济、科技一体化的加快，我们面临日益剧烈的国际竞争，培养高素质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开展高水平科研，提供高质量社会服务，是大学所担负的极其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些关系到民族振兴、国运兴衰的重要任务，传统的办学思想、观念已不足以解决这些纷繁复杂的问题，需要实现办学思想、观念的转变。而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正包含着大学校长们的治校理念与风格的转变。大学校长们的治校理念与风格，是教育思想、观念转变的有机组成部分。

再次，我国已成功加入WTO，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已经加快，这一切均要求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包括教育层次、类型、目标、规格、质量标准等。如前所述，我国教育中存在的最大弊端就是“大一统”，我们要改革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坚持大方向的前提下发展多样性。多样性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前提，也是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表现。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必然要求大学校长的治校理念和风格也要多样化，完全统一的办学理念、办学思想，不可能办出有不同特色和风格的高水平的大学。同时，不同的办学理念和风格也使得大学校长的个性化特质能够得到很好的张扬，使得大学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特色和风格，在社会的舞台上尽显其应有的价值。

三

我们江汉大学是2001年10月经教育部批准，由原江汉大学、华中理工大学汉口分校、武汉教育学院、武汉市职工医学院合并组建的一所多科性普通高等学校。这所学校应当确立什么样的治校理念，形成怎样的办学风格，是全校广大师生十分关注的问题。我们经过调查研究，试图在下述方面作一些探索:

一是重视人的因素，确立“以人为本、育才创新”的治校理念。“以人为本”既是现代大学的教育哲学观，也是现代大学治校的重要方法论。“以人为本”的治校理念，其实质就是在教育活动中要重视人的因素，正确认识人的价值，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教育活动是教师与学生的互动过程，其间教师是主导，学生是主体，“以人为本”就是要真正形成一切为了培养学生，一切依靠教师的观念。一切为了培养学生，就是要坚持把培育高素质、创新型的高级专门人才作为现代大学的根本任务和首要职能，坚持以育人为中心，把本科作为立校之基，立足之本。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从整体上推进素质教育，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一切依靠教师，就是要确立实现育才创新的主导在教师的观念，依靠教师特别是教授办学。我们在加强学校自身教师队伍建设的同时，还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重点高校特聘了一批知名教授为学校特聘教授，并担任有关学院名誉院长，在学校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学术上，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教师创造宽松的自由空间，促进学术的进步与繁荣。

二是确立跨越式发展战略，逐步形成跨越式发展的风格。合并组建新江汉大学的原四所学校在过去的办学历程中虽各自均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办学层次较低、基础较薄弱，其所肩负的是服务于武汉特大中心城市的重要历史使命，加之所处的是高校特别是重点高校林立的特殊环境，因此，要想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得到长足的进步，必须高扬改革的旗帜，站在新时代的高度，找准自己的“坐标”定位，走跨越式发展的道路。确定努力实现学校的现代化、国际化、产学研一体化和为武汉市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积极贡献为战略发展方向，力求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将新江汉大学努力办成以本科教育为主，积极发展研究生教育，适当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面向21世纪与武汉特大中心城市地位相称的地方一流大学。在新校建设上，我们置换城内校区，在政府支持下，多渠道筹措资金，投资10亿元在美丽的三角湖畔易地建设新校。只用一年多的时间，使一座占地1626亩、30多万平方米建筑的新校拔地而起，创造了受到广泛称赞的“江大模式”和“江大速度”。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校院系三级建制两级管理、以院为主的体制，对学校后勤实行社会化，将原后勤人员呈建制的剥离，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和管理。教学管理全面推行学分制。与企业合作，创办光电子专业和人才培训基地。创办江汉大学融智二级学院。大学生参加全国数学建模竞赛、湖北省大学生英语演讲比赛，均获好成绩。科学研究方面，实施与市科委的科教联手等措施，近年的科研项目和经费，为原各校的历史上总和的最高水平。

三是凸显地方性、综合性、应用性的特点，逐步形成鲜明的办学风格与特色。地方性即是服务对象的地方性。将立足武汉、面向湖北、服务武汉写到了学校的旗帜上。我们瞄准武汉市“五大产业基地”、“五大功能中心”建设目标的需求，调整、设置学科专业，申办了10个新专业;积极承担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科研任务，鼓励教师承担应用科学研究、新产品、新材料开发和企业技术革新改造任务。仅去年，就有14项成果通过专家鉴定，其中有的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综合性即是指学科设置的综合性。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我们发挥学校多学科的优势，积极培养、扶植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努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对于已有的学科和专业，在发展方向上有所侧重。我们将理科与工科结合成立学院，分别建立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学院、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等。应用性即是指人才培养的应用性。在专业设置上，突出应用性专业，将某些专业确定不同的应用方向，如设计专业设有服装设计、美术设计、服装表演与形象设计等方向;化工工程与工艺专业设有精细化工、工业分析、环境工程等方向。同时增设了运动训练、英语护理、医学影像等一批新的应用性专业。在课程结构上，增加应用性较强的课程，在培养途径上，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着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这些举措既促进了学校的发展，又较好地满足了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原载《中国高教研究》2002年第5期，与邓传德、阙斌合作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