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教育的发现和萌芽

一、生活教育的发现和萌芽

历来教育往往超脱生活，教育自教育，与生活渺不相关，似乎教育和生活是互不相关的两件事。

早在1918年1月，陶行知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中说：“生活主义包含万状，凡人生一切所需皆属之，其范围之广，实与教育等。有关于职业之生活，即有关于职业之教育。有关于消闲之生活，即有关于消闲之教育；有关于社交之生活，即有关于社交之教育；有关于天然界之生活，即有关于天然界之教育。人之生活四，职业其一；人之教育四，职业教育其一。人之生活为全体，职业为部分。教育为全体，职业教育为部分。”（Ⅰ，12）

这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早期的发现：过什么生活，便受什么教育；受什么教育，便需过什么生活。生活与教育不可分割，生活与教育等同。

1919年7月，陶行知在浙江一师演讲《新教育》，他说：“‘学’字的意义，是要自己去学，不是坐而受教，先生说什么，学生也说什么，那便如学戏，又如同留声机一般了。‘生’字的意义，是生活或是生存。学生所学的是人生之道，有高尚的、有卑下的；有片面的，有全面的；有一时的，有永久的；有精神的，有形式的。我们所求的，要他天天加增的，是高尚的，完全的生活，精神上的生活，永久继续的生活。进一步说，不可学是学，生是生，要学就是生，生就是学……你哪一天生存不是学？你哪一天学不是生存？”（Ⅰ，316）这是对“生”与“学”（或“教育”）关系的解释。

陶行知全面解释了“学生”二字；学和生各有特定含义但又不可分割，要学就是生，生就是学，多少年来，人们只注意了“学”却没注意“生”，更没有注意到“生就是学”这一更深刻的关系。

1921年夏，陶行知在演讲《活的教育》时，倡导活的教育。他说：“活的一字，比一切什么字都要好。活的教育，更是教育中最不可少的现象。”（Ⅰ，403）

为什么要提倡活的教育、反对死的教育？

陶行知用比喻来说明，他说：“活的教育，正像鱼到水里鸟到树林里一样。再比譬：花草到了春天受了春光、太阳光的同化和雨露的滋养，于是生长日速。活的教育，好像在春光之下，受了滋养料似的，也就能一天进步似一天。”（Ⅰ，404）

那死的教育，便是缺少“春光”，“阳光”、“雨露”的教育。

这里陶行知强调：“我们办教育的人，总要把小孩子当作活的，莫要当作死的。”“活的小孩子他生长快，进步也快。他一时有一时的需要，一时有一时的能力。当教育家的，就要设法子去满足他的需要，就要搜罗相当的材料去培植他。”（Ⅰ，407、408）

惟有活的教育，能使我们有种种活的能力。

1926年9月，陶行知发表《我之学校观》一文。陶行知认为；“学校以生活为中心。一天之内，从早到晚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一人之身，从心到手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一校之内，从厨房到厕所莫非生活，即莫非教育之所在。学校有死的有活的，那以学生全人、全校、全天的生活为中心，才算是活学校。死学校只专在书本上做工夫。间于两者之间的，可算是不死不活的学校。”（Ⅱ，307）“学校生活只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学校不是道士观、和尚庙，必须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要有化社会的能力，先要情愿社会化。学校生活是社会生活的起点。远处着眼，近处着手，改造社会环境要从改造学校环境做起……师生不能共同改造学校环境而奢谈社会改造，未免自欺欺人。”（Ⅱ，309）陶行知发表这篇文章时，有程本海的编者按：“陶先生的这篇文字，是一个活学校的宣言书。在共和国家里面，无论什么地方，都可适用。”

这里陶行知反对的是“只专在书本上做工夫的”死学校以及间于两者之间的“不死不活的学校”。在陶行知看来，学校不能只是读书而不顾及生活的其他方面。我们培养人的目的是要他去化社会，所以人的“社会化”是极端重要的，一个不愿“社会化”的人，也就没有化社会的能力。

这就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发现到萌芽的时期，大体上是在1918年至1926年之间。也可以说，这是中国教育改造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