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兹纳涅茨基（Florian Zeaniecki）曾对科学家社会角色内涵进行定义，认为包括四个方面：①科学家群体即科学共同体的形成；②科学家社会角色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包括遵守相应的行为规范、树立“科学求真”的价值观念等；③科学家具有区别于其他角色的社会地位及职业特色；④科学家须向科学共同体提交获取科学共同体认同的科研成果。(27)由此可知，科学家社会角色形成的标志，不仅仅是社会上出现了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职业群体，更重要的是科学家具有自身独立的社会角色意识。他们的职业区分于其他的社会角色，有自己的工作场所和工作目标，具有“理性”和“怀疑一切”的精神特质和思想内涵。
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是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是建立在科学教育体系、科研机构、科学社团与科学交流体系有了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的出现与形成，与科学体制化的过程同步，是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也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传统中国社会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这一社会角色，是随着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不断建制过程中才得以产生的。
之前已多次提到，我国传统教育一直以经书为唯一的教学内容，一些技术成就往往被看成是“奇技淫巧”，为世人所不屑。从事传统科学技术的学者无法在当时社会上建立公共性质的学术交流与沟通的平台，而且绝大多数技术成就都是经验的产物，没有提升到理论水平。我国传统中又讲究师承家传，甚至有只传媳妇不传女儿之说，更谈不上社会传播，许多技术成就被当做看家本领的“绝活”，随着人的去世而失传。
学会组织的出现，是科学家社会角色出现的重要标志。但在很长的时期内，在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下，我国从事科学的人少之又少，他们没有建立组织的条件和欲望，大多数交流也都属于私人行为，不具备近代学会组织的公共性。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出现了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张福僖等一批翻译西方科学书籍的传统科学工作者，他们兼具传统科学家和西学翻译家身份，是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一代科学工作者，具有独特的社会结构与社会身份。与传统科学工作者相比，他们有了从事科学活动的职业，而不是以科学为业余爱好，但成员较少，还没有形成稳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他们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成就都还处于传统科学技术领域，还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角色意识。另一方面，这些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也还是小范围之内的学术交流，没有建立科学共同体的欲望。
在第一代科学工作者之后，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国人越来越认识到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就，一部分科学工作者开始从翻译西书转向技术的学习。通过留美、留欧、留日以及洋务学堂的兴办，开始出现了詹天佑、吴仰曾、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魏瀚、舒高第等一大批科学工作者。他们构成了当时洋务运动的技术主干，较之李善兰等第一批科学工作者，他们更多地是以技术专家为特色，掌握的是全新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这批科学工作者虽然以科学活动为职业，但仍没有形成作为科学家的社会角色。
到了清末新政时期，随着近代教育体系的形成，科学及科学教育都有了一定的发展，成规模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工作者开始出现。这一时期的科学工作者以宣传与教育为主、科研为辅，如王汝淮、钟观光、杜亚泉、王季烈、高鲁、周达、张相文、俞同奎、何育杰、夏元瑮等人。他们主要从事科学教育工作，是中国近代科学各门学科的开拓者，如钟观光是中国近代生物学的开拓者之一，张相文是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科学工作者开始认识到建立学会组织的重要性，建立了一系列学会，如中国地学会、中国天文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物理学会等。这批科学工作者作为各门科学的组织者，依托学会，引领着科学学科的发展。但由于他们都致力于科学教育，科研成果较少。“学术研究作为一种国家有计划投入，建立在一定的体制规模之上，从业者纯粹以学术研究为谋生手段，研究方法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研究领域涵盖近代学术各个基础学科的专门职业，则尚未成型。”(28)为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时候的中国科学家，其社会角色也还没有形成。
随着我国科学教育体系的建立、科学社团的发展、科学研究机构的完善、学术评议与奖励制度的实行，我国的科学工作者队伍日益壮大，开始出现了华罗庚、苏步青、陈省身、吴大猷、吴有训、叶企孙、严济慈等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工作者。而且随着国内的科研环境与科研风气逐步形成，科学家社会角色意识得以发展，到了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近代科学家社会角色终得以真正形成。他们中有人从事科学教育，但也不放弃科学研究，有的在专门的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取得了极为重要的科研成就。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家社会角色意识得到形成，并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
科学建制的过程是极为漫长的，在我国更是如此，受到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近代西方科学在我国出现已是不易，更不用说得以在我国生根发芽。但最终，在大批的、一代代的科学工作者的不断艰苦努力下，科学体制化过程终于在我国得以实现。科学体制化的最终目标是发展科学，为科学发展奠定制度化的基础。科学教育亦是如此，在科学制度化的背景下，才可能真正得到发展。
【注释】
(1)张剑.近代科学名词术语审定统一中的合作、冲突与科学发展[J].史林，2007，2：24－36.
(2)傅兰雅.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事略.见：中国近代出版社史料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7.15－16.
(3)张剑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161.
(4)金忠明，廖军和，张燕，代洪臣.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思想研究[M].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07.118.
(5)张剑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166－167.
(6)王冰.中国早期物理学名词的审定与统一[J].自然科学史研究，1997，16（3）：253－262.
(7)段治文著.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40－41.
(8)曾昭抡.中国科学名词的统一.科学大众，1951，7.转引：段治文著.当代中国的科技文化变革[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40－41.
(9)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第四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400－401.
(10)段治文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29.
(11)张剑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202.
(12)段治文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15.
(13)段治文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32.
(14)高平叔编.蔡元培论科学与技术[M].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98.
(15)王士平主编.中国物理学会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8.13.
(16)段治文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18.
(17)熊贤君著.近现代中国科教兴国启思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07.
(18)段治文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69.
(19)曲安京主编.中国近代化科技奖励制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8－10.
(20)议员建议创设国立科学院[J].科学，1923，8（2）：199－200.
(21)段治文著.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21.
(22)张剑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404.
(23)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教育部—五—1350.201.
(24)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案.教育部—五—1350.201－202.
(25)张剑著.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419－421.
(26)熊贤君著.近现代中国科教兴国启思录[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37－438.
(27)弗・兹纳涅茨基著，郏斌祥译.知识人的社会角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8－16.
(28)左玉河.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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