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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芽歌书符号生成的过程

时间:2022-03-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文以对云南省富宁县剥隘镇坡芽村壮族聚居区的田野考察为基础,对坡芽歌书符号生成中对事物的认识、选择和表达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阐释坡芽歌书符号生成的原创性和滋养性特点。从符号的整体来看,歌书囊括了壮族生产生活的全部:吃、穿、住、用、行,包括壮族文化的各个层面。本文坡芽歌书的符号生成主要是指视觉符号的创生,即81个图符的创生。

云南壮族坡芽歌书符号生成的过程与特征解析

⊙权 迎[1]

[摘要]云南壮族坡芽歌书是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被世人发现和关注的,其特殊性在于以图载歌;其神秘性在于产生年代、谁人创造、创造目的、使用范围等问题已无从考证;其重要性在于它作为一种古老的遗留物,对其的解读将对壮族民族性的剖析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本文以对云南省富宁县剥隘镇坡芽村壮族聚居区的田野考察为基础,对坡芽歌书符号生成中对事物的认识、选择和表达这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阐释坡芽歌书符号生成的原创性和滋养性特点。

[关键词]壮族;坡芽歌书;符号生成

一、云南壮族坡芽歌书概述

笔者于2011年8月对云南省富宁县剥隘镇坡芽村进行了以“坡芽歌书”为主题的田野考察,对歌书图案符号(书)的本原、名称、内涵;对图案符号对应歌曲的演唱形式、演唱场合、演唱内容;对歌书的产生、使用范围和传承情况等进行了资料的搜集。其间,对世人来说还很新鲜的歌书,我们有了一定了解,也深感歌书的丰富内涵和对以壮族为代表的农耕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的智慧。云南壮族坡芽歌书,当地村民把其称为“布瓦吩”,壮语的意思为“把花纹图案绘在土布上的山歌”,翻译成汉语即为“歌书”,因发现地在坡芽,根据壮族的命名方式而将其命名为坡芽歌书。它是一种奇特而古老的以81个图案符号记录81首情歌的方式。其存在的年代现已无从考证;其发现是2006年云南省富宁县宣传部的几名文化干部为拍摄壮族文化纪录片《丽哉勐僚》到此收集山歌调子时,因男歌手忘词而意外发现的。

(一)坡芽歌书生存的环境

歌书的发现地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剥隘镇一个叫坡芽的小山村——因村子处于开满黄饭花[2]的山坡而得名。富宁,古城富州,处滇、桂结合部,与越南接壤,素为滇、桂交通要口和兵家竞屯之地,居住着壮、汉、苗、瑶、彝等主体民族[1];剥隘镇位于富宁县东北部,距富宁县城103公里,东接广西百色市阳圩镇,南连本县者桑乡,西靠本县那能乡,北界广西田林县八桂乡。镇治置中部剥隘,宋代称隘岸,以隘口河岸得名,时为全县三个聚邑之一。元代称剥隘,意为剥离关隘。明代称博隘,意为博大关隘。清代后民间有博爱、百爱之名。新中国成立后统称剥隘。址于右江之源,即驮娘江(西洋江)与那马河汇合处,依山临水。明初立阜,有水、陆两路码头,素为滇桂通商要口,素有“滇粤津关”之称[2]。坡芽村坐落于滇桂结合部右江上游地区剥隘镇的大山之中,全村有57户人家,280多人,其中5人是汉族,因5个汉族全是上门的姑爷,也已成为壮族;有1人是天保人,很久以前从广西那边迁来,其他都是壮族,属于壮族中的白沙系,村中完好保存着壮族特色,如清一色干栏建筑、稻作传统、纺织技术、壮族信仰和祭祀风俗等。

(二)坡芽歌书书之部分

歌书由81个符号组成,图案呈现红色,其书写工具是被削成细细尖尖的竹片,书写平面是壮族自织的白色土布(长约80厘米,宽约40厘米),书写的材料:仙人掌果实的红色汁液(当地仙人掌的果实夏季时候没有,到冬季天气冷的时候才有),书写方式:绘画。从符号的整体来看,歌书囊括了壮族生产生活的全部:吃、穿、住、用、行,包括壮族文化的各个层面。每个符号具有不同的含义,但是有些符号中所含的相同物品因为方位不同或结构不同从而具有不同的含义和歌词。从第一个符号到最后一个符号,呈现了一对青年男女从认识到试探到相爱到相守的完整人生历程。歌手们说歌书没有规定每个符号的排列顺序,但是从整体来说,就是一对男女的对歌,采取一问一答形式,从小到大,从恋爱到成夫妻,从年轻到老的一个完整过程,每个符号也可以单独拿出来唱。他们说符号就是代表歌名,念和唱内容是一样的,即歌词是一样的,调子会不同,而且他们念和唱都是使用壮语。

(三)坡芽歌书歌之部分

81个符号代表完整的81首情歌,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从相遇、相知、相爱最后到相守的人生历程。81首歌前两首是由男子唱起(据壮族村民介绍,一般情歌是由男的先唱,表示男子在追求爱情上的主动,如果女子有意,才会跟男子对歌,如果无意,就不会做声),接下就是采取男女对唱的形式,最后两首是合唱。村民说歌书上是规定男唱、女唱的,但是在实际的演唱中,男唱、女唱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男唱、女唱都行,只要把里面的称呼加以改变就行,但是其中有几首必须是规定的:符号53-弯刀必须是女唱、77-三趟、57-女孩必须是女唱;64-斧头、76-犁耙必须是男唱,主要是由歌词的大意决定的。这81首歌一般是未婚的男女来唱,结婚后唱的较少了,但是就算要唱也不在家里、不在老人和老婆面前唱。坡芽村的四个歌手表示,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情歌唱的很少了,现在他们来唱,调子是不变,但是歌词中的称呼要加以变化。歌手演唱时,是先念歌词,然后再唱,念的部分和唱的部分内容是一样,但是调子不一样,他们主要采用当地和他们在情歌赛交流中学习到的调子来进行演唱,考察中主要收录了6大调子,如分果麻、分呃哎、分打捞(又可分为小河调分玉章和大河调阿用打捞)、分丫玉、分标、分央(郎恒调)。

二、坡芽歌书符号生成的过程

符号,英文为“Symbol”,来源于拉丁语的“Symbolum”,原意是“投掷”,后为“记号”之意。符号一词:符字,清•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将其释为“信也。汉制以竹,长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声”;号(號),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将其释义为“呼也,从号从虎。乎刀切,文二”。因此,符号一词本义是既有物—形的凭证,又有音的伴随。本文坡芽歌书的符号生成主要是指视觉符号的创生,即81个图符的创生。壮族先民在创造这81个符号的过程中,涉及了诸多问题,如符号是如何产生的,即这81个符号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在创造的过程中壮民是如何认识事物和分类事物的、他们又是如何表达事物的。

三、符号生成中对事物的认识

审视这81个符号,可以看出其原形都来自过去壮族的生产生活,既包括壮族人民的衣、食、住、用、行;也包括农业、采集、渔猎的用具。81个符号中所含事物(除取自于人的部分外)现在84%的事物还存在并活跃于壮族的生产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坡芽歌书的产生不是壮族先民凭空的想象,而是来自于他们的现实生活,来自于他们日常的经验,被他们巧妙地加以形象化,形成了具有意义的整体系统,这也正符合戴尔的“经验之塔”理论[3],即壮族先民在他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与81个符号中所含的物体直接接触,经常在村前、山上看到这些物体的形状、听到它们的声音、有些是直接使用接触它们,并在一日三餐中看到、摸到、嗅到和尝到它们,如[4]符号6(刚竹)、7(慈竹),竹子是壮乡常见的植物,经常在村前和山菁上看到;符号18(白菜)、符号46(草鱼),白菜是壮族日常饮食中最常见的蔬菜之一,草鱼是过去壮民渔猎生活的主要对象之一,虽然现在壮民已很少渔猎,但是草鱼仍是壮乡日常特别是节日里的一道必备菜肴;符号70(火鸟),虽然这种鸟对应的汉语称谓还不明确,但是坡芽村民却根据这种鸟的特点,即鸟为全身红色,将其命名为火鸟,而且他们说经常见到和听到这种鸟的叫声,但是这种鸟下蛋却从无人见到;符号53(弯刀)、符号59(锄头)是壮民劳作的主要工具,他们上山砍柴、下地做活都离不开这些,并对它们的特点非常了解。

壮族民众在生产生活中,通过对周围事物包括动物、植物、各种工具等的接触,通过常年的看、听、尝、摸、嗅,使得他们对这些事物的特质异常了解,如它们的形状、性能、季节分布、用途等,而且对有些事物的观察不是通过一次经验而得,而是把其放在一个周期内,如对符号1(月亮)的认识,不是观察了一次就说月亮是圆的或是缺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月的周期,对月的圆缺变化有了清晰的认识,也才有了对它的形象的认知。通过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他们掌握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和人与自然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一套保持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方式,如坡芽村每年的正月、六月、十月全村要到后山的竜树林(榕树林)进行“祭竜”仪式,祈求神树的庇佑,期望村庄风调雨顺、人丁兴旺,而且对这片竜树林进行保护,禁止村民对其砍伐和随意进入,违者严惩。

(一)符号生成中对事物的选择

在坡芽歌书符号的生成过程中,壮民是这一经验过程的全程参与者,通过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无意识的看、听、摸、嗅、尝,积累了他们的具体经验,使得壮民对符号的原生形象掌握得相当清楚,奠定了以后的创作。在创作前还涉及对事物的选择:哪些事物可以用来表示,哪些则是不可以,同为鸟类,为什么鹧鸪(符号5)可以,其他的不可以?壮族先民对事物的选择有他们自己的标准而且要服务并方便他们的主旨,其选择过程体现了他们的趋利避害和择其事物特征的原则。通观这81个符号,符号都来源于壮民的生产生活,不论是生产所需还是生活所需,其所取的事物都是有利于自身的生产,即这些事物都是壮民生产生活中的朋友,会对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帮助,而那些对他们生产生活不利的因素和事物他们会选择避开而不予以呈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取其事物的主要特征,通过对周围事物的认识,他们对物性已相当了解,通过物具有的特征与人自身建立联系,选择那些与自身有共通性的事物,即“互渗”原则:人与各种事物可以互相渗透,互相感觉,互相作用。如符号5,其本原是鹧鸪,鹧鸪属于鸟类、鸡形目、雉科,鹧鸪属,为南方留鸟。体形似鸡而比鸡小,羽毛大多黑白相杂,尤以背上和胸、腹等部的眼状白斑更为显著。多生活在丘陵、山地的草丛或灌木丛中。3—4月繁殖。《古今注》“鹧鸪,出南方,鸣常自呼,常向日而飞,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时夜飞,夜飞则以树叶覆其背上”。鹧鸪好唱,尤其是繁殖季节,各山头此起彼伏,反复啼叫,独特的洪亮而刺耳的鸣叫,啼声极似“行不得也哥哥”。符号5正是运用鹧鸪好唱的特点和鸣叫的声音特色来表示对面男子的歌声,形成鹧鸪这个形象符号与歌词即声音符号的挈合。

在这一过程中,壮族运用对事物的认识基础和对自身生产生活的美好期望,选择那些能与他们建立联系的事物,体现了壮族的思维模式和简单实用的分类思想。壮民用他们熟悉的物来表达他们的愿望,书写他们的意志,从而引起全族群的共识,这也是壮民“格物”和“致知”的过程。

(二)符号生成中对事物的表达

经过了具体经验的积累过程,接下来是表达的过程,即将经过选择的资料进行加工,以成为一个体系。对于坡芽歌书来说,这一过程主要是将经过选择的具体物象如何加工、呈现在平面上,即如何表达和书写这些物象,从而引起本民族成员的共鸣。以符号1-月亮为例,月亮的形象在我们心中已非常清楚,但是歌书中月亮符号的形象表达是“弯月,并且方向向右”,当问起村民这一符号时,他们说:“这是81个符号中唯一一个有时间限制的,即这一符号对应的歌曲演唱的时间是限定的,这首歌是要求在月亮出来时才唱的”。毋庸置疑,壮族先民创造符号时的情境我们已无从亲历,我们只能从歌书的结构,从歌书生存的环境中去探寻证据。从月亮这一符号的结构来看,这是一个单体符号,不可再分,但是因为弯月的方向向右,给我们提供了证据:从月相来看,应属于下弦月,因为月球照例每月完成1次周相。在太阳落下时,头几天是一个弯弯的月牙挂在西边,逐渐向东移动(相对于恒星向东);然后几天是半个月球;两星期后,当太阳落下时,从东边升起满月;最后,在下一次新月出现之前,月球要消失几天。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形象就由新月渐渐变成半月(上弦)、满月(望)、再半月(下弦)、残月以及无月(晦),至再合朔的月相变化[3]。上弦月是新月和满月的中间状态,因而它是中午升起到子夜落下。下弦月是满月到新月的中间状态,因而它是子夜升起,到中午落下[4]。因此,我们可以推断这首歌唱的时间是夜里,而且应该是下半夜。这也正符号壮民过去的生活状态,以前壮族村寨没有现在的电视等设备,人们吃完晚饭,就来到村中的老人厅唱歌、玩耍。年轻人特别是到了嫁娶年龄的一般在白天做工,晚上才有时间到山上对歌,通常一唱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上才各自回去,并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而且从文化内涵来说,月亮的盈亏变化显著,人们对月亮赋予了美好的意义,月亮在不少民族的神话故事里频繁出现。而在壮族先民的思想观念上,月亮是一位女性,慈祥而又温柔的善神。月亮的慈祥温柔,在《太阳•月亮和星星》这个古老的故事里有了述说:月亮是一位可爱的母亲,每天夜晚,她就带孩子们——星星出来玩耍,她对于孩子们慈祥温柔……过去,桂西一代的壮乡还有“祭月请神”的习俗。人们认为月神有超凡的智慧,能给人们预卜吉凶[5]。符号月亮作为歌书的第一个符号不仅起到了提示时间的作用,而且象征着美好含义,将情歌的大幕拉开。

符号1是歌书中结构为单体的符号,此外,《歌书》中还有很多符号是合体,即由不同事物组合而成,可拆分为不同部分。如符号34——两棵紫梅、符号35——两只紫梅,这两个符号中所含的物体本原都是同种植物——紫梅,但是因符号在方向和表达上不同而具有了不同的含义,也代表了不同的歌词。符号34由紫梅(两棵方向相反)和一条横线表示的地面组合而成,这个图案两棵紫梅下有一条直线,代表的是有生命力的紫梅,而且两棵紫梅的方向是相对的,结合其歌词(男唱:正月里引火烧地,二月里放火烧坡,烧焦了两棵紫梅。妹妹不也是和别人订婚了嘛,还不是和我一样)可看出,由背对的两棵紫梅表示男和女还处在试探阶段,没在一起。符号35结构上,是由两只同向的紫梅组成,结合歌词(女唱:大意是正月里引火烧地,二月里放火烧坡,烧焦了两只紫梅。我还没给人,我谈恋爱是好好的,不是骗人的),符号中通过方向相同的两只紫梅表示女子回应男子,表示两个人可能会在一起。

这一过程是壮民创造性的集中体现,即如何用单一的符号表示一整段歌词,如何通过不同事物的组合来表示不同的含义,如何将不同图案排列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具有音、形、义的系统。而且表达事物的能力已经从具象发展到了具有抽象意味的层次,这是他们思维发展的结果,也是壮民族在歌书生成中从对外界事物认识到表达并加以创造的过程。虽然坡芽歌书产生的年代等问题已无从考证,但是其中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歌书的产生,绝不仅止于制作图符本身,也不是单纯地为了辅助记忆歌词,而是他们现实生产、生活的写照,而且一定有它的生命意义所在[6]

四、坡芽歌书符号生成的特征

在坡芽歌书生成的过程中,壮民是直接的参与者,是创造者,也是获益者。通过他们长年累月的观察,认识万物的特征。而且这一认识过程是个长期的积累阶段,是融于他们的生产生活中,他们通过与长辈一起参与生产生活劳动而接受关于自然界万物的知识,并通过实际的参与,体验事物的本真;有了具体经验的积累,为了实现他们的目的(创造歌书的目的),他们提取头脑中的资料来进行表达,经过分类、选择、加工,从而才有了我们今天看到的81个符号。虽然这81个符号的形象表达相比我们当前的艺术作品是那么的原始和简单,但其生成过程却是凝结壮民族思维、智慧和独特性的“作品”,具有独一无二的原创性;在生产科技还不发达的过去,更是过去壮乡地方知识的“百科全书”,具有丰富的滋养性。

(一)原创性

在坡芽歌书生成的过程中,壮民是创造者,他们在熟悉和了解的基础上,即在认识事物的基础上,通过精细的参观,将经验形象化,抽象为可视的或可听的或两者兼得的符号,即在此过程中,创造性的活动得以产生和完成。坡芽歌书视觉符号的创生凝结了他们认识事物、分类事物和表达事物的全过程。从其视觉符号的本原来看,经过对符号本原和名称的实地考察,和对符号对应实物的拍摄和了解,可以分类如下:一是从符号的取向上来看,81个符号中有35个取自自然物,其中有2个是天体——月亮和星星,其他的为草木、矿物、禽兽;有34个取自人为物,包括了壮族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吃、穿、住、用、行的工具;有19个取自人(既包括人的整体造型,也包括人身上的某一部分器官);有3个取自事(造型上抽象,具有特定的象征含义)。其中有7个符号是由取自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组合而成,如符号33、36、44、55、58、63、75;二是从符号呈现的结构上来看,有42个独体,不可再分;有39个是合体(组成上下结构、左右结构、包围结构等),可拆分成不同的部分。表示数量为双的符号有11个,分别为符号4-两只绿头鸭、符号20-一对情人、符号32-两棵野芋、符号33-双手扶紫梅、符号-34两棵紫梅、符号35-两枝紫梅、符号39-两双筷子、符号60-一副蜡烛、符号62-同行、符号-80在一起、符号81-两棵竹笋。这些物体的选取,是壮乡生存环境和生计方式的集中体现,无不打上壮乡的烙印,是壮民用这些事物表达意志的工具,图案虽然原始、简单,但是却极具民族特色,也是壮民族文化得以创生的展现。正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所言,“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81个图符的产生是壮族取自于自身并打上自身烙印的产物,也是其原创性的集中体现。

(二)滋养性

坡芽歌书是由81个符号组成的一整套意义系统,而且这81个符号是壮族先民创造出来的。根据卡西尔对符号的经典论述:人是符号的动物,而且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7]。因此,歌书的创生是伴随着壮族人们对外界事物充分了解的基础上,从而形成的符号化的思维和行为的过程。壮民创造了坡芽歌书,参与并实现了歌书的创生,通过歌书生成过程中对事情的认识、分类和表达,同时也实现了他们日常经验的传承和发展,促进了他们个体发展,滋养了他们的民族个性。

坡芽歌书生成过程中,对事物的认识、选择和表达,发展了他们民族个体的智力因素。众所周知,人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和注意力等智力因素并非先天形成的,是通过后天的社会实践逐步发达起来的。在歌书的生成过程中,对事物的认识中需要壮民精细的观察,从而才能形成对周围万物的外形构造、生长周期和分布变化的精确认识;对事物的选择中,需要壮民利用观察的基础来选择适合主题的事物,这时需求精确的记忆能力,对事物细节的回忆将是进行选择的重要环节;在表达事物的过程中,壮民需对事物具象的认识转化为可以呈现的图符,这一过程需要他们的想象力和抽象的思维能力,并且81个符号的创造不是一蹴而就,而需要壮民注意力的集中和恒久。因此,坡芽歌书生成的过程,是对壮族个体能力滋养的全过程,对他们的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力和注意力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和锻炼,促进了他们个体的发展和民族独特性的养成。而且在符号创生的完整过程中,一系列无意识的教育伴随其中,而且这种教育“因为其天然的、极为和谐的寓于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它才是无时无刻不在以最佳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在完成其教育功能,因而也是最隐蔽、最有力、最持久、最具有支配作用的,从而也是最无法从根本上替代的”[8]

坡芽歌书符号的生成,既是他们日常经验的升华,同时又促进壮族文化独特性的形成,以服务于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满足,丰富和滋养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壮民在日常生活中积累了对周围万物的观察和了解,既解决了他们生产生活必需品来源,又形成了他们对物种丰富性的掌握,积累了诸多的“地方性知识”。在过去没有“教材”的生存环境里,这些知识自然是他们教育后代重要的“课程”资源,从而得以在田地里、凉亭中、火塘边教育下一代如何去认识他们周围的环境,认识和了解万事万物的特征,使得本民族的生产、渔猎、纺织技术等代代相传,也为民族个体得以和谐发展提供了养料。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富宁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富宁县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1.

[2]云南省富宁县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富宁县志[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145.

[3]叶正渤.金文月相纪时法研究[M].昆明:学院出版社,2006.

[4]K.B.克劳斯科普夫.自然科学入门——天文学[M].张卫民,译.昆明:知识出版社,1985.

[5]黄庆印.壮族哲学思想史[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6:40.

[6]王海龙.视觉人类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25.

[7]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38.

[8]张诗亚.祭坛与讲坛——西南民族宗教教育比较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3.

The Analysis on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s of Po Ya“The Book Used for Noting Songs”of Zhuang Nationality in Yunnan Province

Quan Y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Southwestern Ethnic Group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The book used for noting songs”which belongs to the Zhuang nationality was found by accident in 2006 on Po Ya village,FuNing County,Yunnan province and has drawn increasing public attention. Its particularity lies in its way of by drawing to note songs. Itsmystery lies in the time of emergence,the creator,the purpose of creating and the region of application has not been investigated and proved.Its importance lies in it ismeaningful for us to dissect national characters of the Zhuang nationality by reading“the book”,as an ancient thing. This essay on the basis of fieldwork to inhabited areas of Zhuang Nationality,analyses the three aspects on knowing,choosing and expressing things during the process of symbols creation concerning“the book”,and to elaborat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neration of 81 symbols. Key words:the Zhuang nationality;Po Ya“the book used for noting songs”;the generation of symbols.

【注释】

[1]权迎,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2009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

[2]黄饭花是当地壮族用来染黄色糯米饭的植物,壮语称梅诺盆,属蔷薇科植物;黄色糯米饭常用来祭祀。

[3]“经验之塔”可分为三个大的层次:最底层是做的经验(包括直接与真实事物本身接触取得的经验,是通过对真实事物的看、听、尝、摸和嗅,即通过直接感知获得的具体经验、设计的经验和演戏的经验)、中间层次是观察的经验(包括观摩示范、野外旅行、参观展览、电视电影、静态画面、录音、广播等)、最上层是抽象的经验(包括视觉符号和言语符号)。这三个大层次呈现金字塔形,而且从最底层到最上层,经验从具体逐级抽象。

[4]这81个符号组成一个整体,具有完整内涵,但是限于篇章和行文的方便,本文只列举了其中一些符号来说明,特此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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