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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的智慧·

时间:2022-03-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部反映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学名著的书籍如果不包括这些著作,必定是有严重缺憾的。仅仅是因为“技术的”原因,本书中没有涉及上述10种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学名著。20世纪已然成为历史。作为教育史专业的教师,我所能做的无非就是以各种方式呼吁、倡导教育学界对历史和知识传统的尊重和重视。

·现代教育的智慧· (代前言)

本书与我们先前编写的《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学名著19种》(张斌贤、刘冬青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所选择的都是在西方世界教育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著作,也同样兼顾到教育学科的各个主要方面。所不同的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学名著19种》涵盖了西方教育史的各个主要时期(考虑到读者的兴趣,又侧重于近代和现代),而本书则基本限定在20世纪出版的名著。

由于这个原因,本书在选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教育著作时就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学名著19种》中选择的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赫钦斯的《美国高等教育》、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教育与研究的作用》、伊里奇的《非学校化社会》、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心理学》、艾伦·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迈克尔·阿普尔的《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等,无疑都是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学名著,但又都是在20世纪先后面世的。一部反映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学名著的书籍如果不包括这些著作,必定是有严重缺憾的。而如果在本书中包括这些著作,又难免重复(即使是由不同的作者写作研读)。为克服上述困难,只有在这篇“代前言”中有所交代。仅仅是因为“技术的”原因,本书中没有涉及上述10种20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教育学名著。

本书包括了29种出版于20世纪的教育学名著,包括杜威的《学校与社会》、爱伦·凯的《儿童的世纪》、拉伊的《实验教育学》、凯兴斯泰纳的《劳作学校要义》、沛西·能的《教育原理》、克伯屈的《教学方法原理》、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巴格莱的《教育与新人》、维果斯基的《思维与语言》、蒙台梭利的《童年的秘密》、凯洛夫的《教育学》、马斯洛的《动机与人格》、布卢姆等的《教育目标分类学》、科南特的《今日美国中学》、布鲁纳的《教育过程》、尼尔的《夏山学校》、克尔的《大学的功用》、科尔曼的《关于教育机会平等的报告》、苏霍姆林斯基的《帕夫雷什中学》、皮亚杰的《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布迪厄与帕斯隆的《教育、社会和文化中的再生产》、富尔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加涅的《教学设计原理》、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鲍尔斯和金蒂斯的《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教育改革与经济生活的矛盾》、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的《国家处于危机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古德莱得的《一个称作学校的地方》、加德纳的《智能的结构》等。这些著作既涉及教育基本原理、课程与教学,又与学校组织和管理、学习和教育心理学等相关;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教育政策方面的著作,也有表面上看只是论及一所学校的著作;既有关于基础教育的著作,也有高等教育方面的著作。简而言之,20世纪世界教育发展各个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著作,本书大多有所涉及。我们希望,通过对这些重要教育学著作的介绍,不仅能使有兴趣的读者对每一种著作及其作者有较为系统的了解,也能从中获得有关20世纪重要教育学说的整体把握(哪怕只是初步的把握)。

20世纪已然成为历史。而在许多方面,21世纪的人们依然生活在20世纪,生活在20世纪所创造的环境和条件之中,生活在20世纪所形成的价值体系之中,生活在20世纪所造成的问题和困惑之中。就教育而言,21世纪的教育无非是20世纪教育的自然延伸,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教育问题即使不都是20世纪的遗产,也主要是20世纪带给我们的;而我们所具有的解决问题所需要的智慧也同样来自20世纪。就此而言,阅读这些面世并不太久的著作,对于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下的教育问题显然具有非常直接的启迪作用。

最后,说几句“题外话”结束这篇“代前言”。近几年来,尽管工作头绪很多,我仍然在组织编写类似名著研读方面花费了不小的精力(除了组编上述两部书籍之外,还包括正在组编的《高等教育名著研读》以及从2008年开始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研究员在江苏大学主办的《高等教育管理研究》上共同主持“高等教育名著研读”专栏)。之所以如此,除了普及教育知识的需要,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我对当前教育界对知识传统的轻视甚至漠视感到深深的担忧。尽管中国社会当前普遍存在着迷信现实、轻视历史的风气,但从知识界来说,很少有哪个学科或学术领域像教育学界那样轻视自己的知识传统。无论是教育学界的浮躁、浮夸,还是教育学者对自身历史素养的轻慢以及在教育专业学生(包括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中对历史课程的大幅削减,都是这种文化危机的表征。我坚信,只有当这种文化危机得到克服,教育学界才能真正发挥对民族教育事业所应发挥的作用,中国的教育研究也才能真正承担起对中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所应承担的责任。作为教育史专业的教师,我所能做的无非就是以各种方式呼吁、倡导教育学界对历史和知识传统的尊重和重视。组编这类研读或导读的书籍,正是这些方式中的一种。

张斌贤  

2009年1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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