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上海的中等职业学校教育

口述：费爱伦　　　　　　　

采访、整理：顾继虎　黎俊玲

时间：2011年4月21日　　　

上海近代职业教育的开端与发展

上海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源地之一，教育培养社会各行业需求的人才。上海近代职业教育的开端是1843年英国传教士办的护士班（1914年被正式认定为仁济医院附属学校）。中国传统的职业教育是父传子、师带徒，而近代职业教育则是开设学校，设置一定的专业，规定学制，明确培养目标，面向社会招生。1863年，清政府在上海开设同文馆，专门培养外交翻译官，之后曾国藩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办了机器学堂、造炮学堂。20世纪初，社会舆论呼吁改变“教育与职业需求脱节”的状况，黄炎培等48位有识之士发起组成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第一所正式命名的中华职业学校诞生，从此开辟了近代职业教育的新天地。

抗日战争前，上海已经有了20余所职业学校。抗战中，这些学校大都毁于炮火或被迫内迁。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由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职业教育全部停办或被并入普通中学。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由于大量需要职业人才，中央12个部委根据需要在上海创办了12所中等专业学校（简称“中专”）。1958年大跃进开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在参观上海电机制造学校时提出“学校工厂合一，教学生产并重”，提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到1966年，上海已有“中专”学校147所，“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100余所，在校学生达十几万人。“文革”开始，这些学校全部停办。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中等职业教育应包括“中专”、中级技术工人学校（简称“技校”）和职业学校（又称职业高中）。在此，仅就职业学校试谈一点认识。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必须有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支持保障，职业教育才能健康地发展。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颁布为职业教育带来蓬勃的生机。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解决教育结构的单一化。当时，我们只有单一的普通教育，大批学生不能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而中专和技校在“文革”后复办，时间还不长，校舍、师资、设备严重不足，无法大量招生。初中生毕业后，要升学只能进入高中。于是，形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促使高级中学大为膨胀。以1979年为例，本市高中毕业生达20余万人之多，而本市和外地来沪的高校招生数仅为五六万人。因此，本市大量的高中毕业生升学无望、就业无门，成为在社会上游荡的青年。在此情况下，急需扩大教育规模，以使更多人能够接受学校教育。教育体制改革的另一个背景是，对外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迅猛，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对人才的需求大大增加，教育与社会脱节的矛盾日益激烈。如“中专”是各专业局部门办学的体制，开办学校的规模、专业设置、招收的学生数量都是按照本部门需求来定的，不可能为社会大量培养第三产业所需的人才。而“技校”系企业办学体制，按企业生产流程所需培养技术工人，没有条件为社会培养服务类人才。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提出了提高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比重，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招生比大体相当。办学体制采取“国家办学”与“经济部门、企事业单位办学”并举；明确要求建立职业教育管理的机构由政府统筹，明确了各部委在职业教育中的职责。计委将职业教育发展列入计划，劳动人事部门负责安置学生就业，财政部门确保经费投入。《决定》提出要“培养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正如有人所讲，“假如我们培养的都是陈景润，那就要喝西北风了”。

上海在贯彻《决定》过程中发了很多文件，规定了职业教育的学制、师资等具体问题。1986年，上海成立了由副市长谢丽娟牵头的职业教育协调委员会，劳动部门、教委等有关负责人任副主任，下设办公室，1995年改名为职业教育委员会。同时，国家下拨专项资金以确保职业学校的办学经费，本市还规定23%的教育附加费用于职业教育。1987年，上海市人大颁布了《上海市职业教育暂行条例》，使本市职业教育的建设和发展有法可依。

“文革”结束后，本市在第三产业蓬勃兴起，对各类职业人才需求迫切，在原有的职业教育机构培养途径不畅的形势下，职业学校体制应运而生。本市第一所由普通中学附设的职业教育班，于1983年在静安区昌平中学开设，以与有关部门合作举办职业教育培训的方式开始联合办学的创举。此后，不少普通高中陆续开始开设职业班，又先后变为专门的职业学校。职业高中是新兴事物，此后，职高、中专、技校三类职业教育并驾齐驱。宾馆、地铁、商业、旅游、银行、保险、航空等行业都来要人，当时的劳务市场由计划指导，学生大多是定向培养，企业要先从劳动部门申请到指标才能招人。所以社会各行各业都将本身需要的人才，要求纳入教育部门招生培养规划，以致我们的业务也大大开拓。由于“就业好、待遇高”，大大改变了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被称为“百花园中的奇葩”。职业教育的招生比重不断增加，1984年职普比为52∶48，1985年达到6∶4，最火的时候为7∶3。有些学校（如海关学校）的录取分数线甚至超过了重点高中。

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改变了一些人们的观念。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职业教育不了解、不理解，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到的“鄙薄职业技术教育的陈腐观念根深蒂固”。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有的学生被录取后很无奈，心里感到自卑。当时向明中学对面的女子职业学校由市妇联主任兼任校长，学生一出校门就把校徽摘掉，别人问就说是向明中学的学生。用人单位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接受度也不高。常常“磨破嘴皮、跑破鞋底”才能划到有关单位合作办职业教育。当时职业教育是“势在必行”，又“实在难行”。

从人的个性讲，有的人逻辑思维强，有的人形象思维强，有的人动手能力强，从因人施教、因材施教的角度讲，职业教育将学生的潜能充分开发出来，使学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使他们增强了自信，也有利于学生通过实践锻炼成才。

1985年，我们搞了一次职业教育成果展览会，副市长杨恺去看了我们的展览。当时一位香港来访者看到我们的职业教育办学分布图后惊叹：“上海的职业教育发展得这么快！学校星罗棋布，市区、郊区都有那么多点。”到1986年，上海独立设置的职业学校有103所，247所普通高中设职业班。

上海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特点

第一，灵活的办学形式。普通高中改办职业高中，性质完全改变，职业学校的校长办学艰难。职业学校开办时，往往被称为“三无”学校（无设备经费、无专业师资、无教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走了联合办学的道路。1987年，谢丽娟副市长在全国职教会议上专门介绍了上海“联合办学”的经验。引起各省市职教界关注和赞誉。

过去中专、技校都是行业、企业自己办，培养出的学生是为自己的行业服务的。但很多单位需求的人才有限，不可能也不需要都自己办学校，它们愿意与教育部门联合办学，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教育部门设办学点。所谓联合办学就是，双方共同办一所学校，它们可以派领导和教师参与专业教育、管理和服务，最后可以录用毕业生。因此教育部门不需要投入大量的经费，可以“短平快”地把职业教育办起来。

当时，我们先后与60多个行业部门开展了联合办学，如与商业局联办了3所商业职校（分别在黄浦区、徐汇区、卢湾区，都是商业繁华的地区），与旅游局合办了4所旅游职校，与工商银行合办了2所银行职校（分别在虹口区和静安区），与新闻广播电视局合办了新闻广播电视学校（逸夫职校的前身），还与卫生局联合办了医卫职校，与地铁公司、保险公司合作办班，与东航合作培养乘务员。学校按用人单位要求设置课程、专业，制定教学计划，用人单位派出专业教师给我们上专业课、提供实习基地。

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素质较高的劳动者。当时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商店里的营业员、银行的前台、宾馆服务员等都是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电影《紧急迫降》中的乘务长的原型就是职校毕业生。

我们一直是根据经济体制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变我们联合办学的形式。这就是我们具有活力的表现。

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企业产权与经营权分离，自负盈亏，开始剥离一部分社会责任，人才市场、劳务市场进一步开放。“联合办学”也发生改变，从“一个学校与一个行业（企业）联合办学”逐渐变为“与这个行业的几个公司（或企业、单位）联合办学”。有的还成立联合办学指导委员会，建立办学联合体。

我们还与高校挂钩联办，如与上海财经大学联办统计学校，与农学院联办农林专业，铁道学院、旅游专科学校也是我们挂钩的单位。

我们还开展与境外有关机构合作办学，上海市电子工业学校就是与德国赛德尔基金会合作办的双元制的试点学校。1990年，德国联邦政府与上海市政府合作建立了上海市职业教育研究所。20世纪90年代初，新加坡的一个电脑学校与东辉职校和商业学校合作，采取的模式是我们派教师到那里进修，学成后回来担任专业课教师。后来还有澳大利亚的霍尔姆斯学院与我们合作在卢湾区建了长乐霍尔姆斯学校（他们培养的学生外语好、专业技能强，很受欢迎）。台湾地区一家出版商赞助人民币1000万元在宝山区建了鸿文商业职业学校（它的文明礼貌、行为规范、道德教育搞得都非常好）。

第二，灵活的专业设置。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历来是由中央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定的。而职业学校教育在我国是新型的，按市场需求培养人才的一类教育体制。市场经济形态需求，国内各省市间差距很大，中央教育行政部门一时间也很难作出硬性规定统一的专业设置。因此，从本市的经济建设需求出发，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有了极大的灵活性。根据当时需求，职业学校自然地形成了10个大类，如商业、旅游、财经、汽修、服装、计算机、电子电工、医卫等。专业设置的活力还体现在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专业结构。只有贴近市场、紧跟市场，职业教育才会有活力。如根据社会需求热点，职业学校先后开设了外贸、金融、房产销售、网页设计、媒体设计、BB机寻呼员等专业。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根据经济转型的需求，职业教育又根据市场上一些新的热点开设了邮轮服务管理、水上环境物流、宠物服务与管理、迪士尼园区景点服务、高尔夫教练、星级管家、珠宝加工与营销等专业。社会经济建设不断发展、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不断更新，这就是我们固有的特点和活力所在。

第三，灵活的学制确定。学制是国家规定一类教育为实现培养目标必须实施一定程度的教育、教学和实践的法定年限。但职业学校教育由于培养目标的特殊性，学制也必须相适应，方符合社会需求。我们的学制确定比较灵活，既有针对初中毕业生的三年制职高、两年制职高，也有针对高中毕业生的“3＋1”职高，有的学校还试点了四年制的综合高中（学生可通过四年学习获得学历和技能两张文凭）和“3＋3”的中职高职连续的学制。

上海发展职业教育的主要举措

职业教育的功能是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职业教育既要育人又要具有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功能，所以必须练好内功，加强自身的基础能力建设。

为了加强自身的基础能力建设，我们曾对4000名在校生的思想状况进行调查。很多用人企业表示，我们选用的人不一定是只看他的技能怎样，更看重他的职业精神的表现和社会责任的担当。由此可见，在职业学校实施德育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制定了职业学校德育纲要，突出职业道德，强调职业精神、职业规范、职业操守、行为规范；邀请由劳模组成的“德育讲师团”对学生进行德育宣讲；还开展了“文明校园行为规范”评比。

在处理文化基础课与专业课的关系方面，我们认为能力虽然是必要的，但既不能只培养劳动技能，而忽略人文素质的培养，也不能要求职校学生的文化基础普遍达到普通高中水平。职校学生一般是30%的时间学习文化课，70%的时间学习专业基础课。也有些专业根据职业需求，文化课与专业基础课达到50︰50。我们与行业、企业合作编写教材，如商业、旅游、汽车维修、服装、公交运输等，这一做法得到了中央教育部的肯定。1993年，我们在课程教材改革与建设方面搞了“10181”工程，即选了18个典型工种、10门公共课的课程改革的方案以及教材的编写。搞了职业教育以后，我们懂得了“跨界”办学的重要性，即依靠企业，与企业合作。在公共课方面，我们组织了包括人文修养、艺术欣赏、体育保健、语数外等10门课程教材的编写。请的专家都是长期担任基础教育的行家里手，教材编写的原则要求体现出与普教的不同，强调应用性与时代特征，要体现出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在教材编写过程中，对于一些典型的工种，我们借鉴了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职业教育课程标准和体系。

费爱伦（右）正在接受采访

我们还开展了示范性学校建设，上海石化工业、上海东辉、上海南湖、上海市高级技工等10所学校作为现代化、标志性的中等职业学校被评为示范性学校。对示范性学校，区县教育部门和相关企业加大投入经费，市教委予以配套以加快进行建设。在后来的职教工作会议上，我们又提出了实现职业教育的现代化的“八大工程“（包括课程、师资、实训、现代技术应用等）。我们还搞了师资培养基地，选出一些有专业特色的学校作为培养基地，聘请行业内的权威专家来校任教。

最后，我深切地感到在职业教育发展中，必须注意做到三个接轨，一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接轨；二是与国内劳务人才市场接轨；三是与国际职业教育接轨。同时要深化“用人单位”与“育人单位”对接，“课程标准”与“岗位标准”对接，加强企业与教育的合作，使企业在职业教育中承担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