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农兵学员的招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就业

工农兵学员的招生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学生就业

口述：赵关忠　　　　　　　　

采访：顾继虎　侯建生　黎俊玲

整理：侯建生　　　　　　　　

时间：2011年1月28日　　　　

工农兵学员招生由来

解放前，我国各高等学校是单独招生的。解放初，教育部颁发了《关于高等学校1950年度暑假招生的规定》，这是我国建立规范化的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先声。1951年，实行了各大行政区范围内统一招生的政策。到1952年，随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的起步，过渡到全国统一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后来因“文化大革命”，1966年起高校停止招生。

1968年7月，毛泽东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是从1972年2月初，由市教育局的干校抽调到当时的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分配办公室。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参加刚起步的工农兵学员招生工作。工农兵学员招生在1970年和1971年已经开始试点。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主要招收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三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后来大家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同年10月15日，国务院向各地发出电报：1970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报告提出的意见进行。试点刚开始是清华、北大搞的，上海的复旦、同济等几所大学也参加试点，招收量很少。试点两年后，而1972年以后，上海高校招生全面地铺开。当年的招生我记得上海有12所学校参加，从全国各地招收工农兵学员4698名。

工农兵学员招生这项工作的起源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当时提出要求复课闹革命，“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一些教育革命的语录来进行教育改革。因为毛泽东比较强调实践，在实践中学习，所以就搞“三来三去”（即“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来哪去”）。

工农兵学员招生的主要问题

现在看来，我想至少这项政策有两方面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的，这两方面大的问题就势必会影响到这项工作持久地开展。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种招生方式目的就是打着让工农兵成为大学的主人的旗号，明确提出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简称“上、管、改”）。说到底，就是为当时“四人帮”的政治路线服务，是为培养他们的人来服务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当初培养的对象，就是招生对象，明确就是有两到三年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年龄一般在20岁左右，文化程度一般掌握在初中以上（有较多丰富工作实践经验的，文化程度和年龄都可以放松），进大学的文化水平、起点太低。因此，这两点我认为是工农兵学员招生的致命点。

工农兵上大学也没有严格的、较科学的方法，那时制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是工农兵学员招生的16字方针。这个方法实际在操作上很难掌握。比如说群众推荐问题、领导批准问题，这个招生过程中人为的因素很大，灵活性很大，结果出现的问题也特别多，包括走后门。工农兵学员正式招生是从1972年到1976年。1976年是最后一届。我们招生办公室的任务就是组织各高校的复审组，到全国各地，到本市各企事业和公社、大队去复审。他们推荐出来的人选经领导批准，我们去复审。实际工作中我们碰到很多问题，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就是专业问题，即专业对口问题。因为当初强调“三来三去”，有些专业对不起来，有时推荐上来的人所学专业单位不需要，所以这方面的矛盾就比较大。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走后门的问题，各地省市推荐中不同程度地有拉关系、送人情等情况。在政治方面，也因为政治问题筛掉了不少人（属于“黑五类”的不可以招，有海外关系的也不能招）。总体上来讲问题不少。此外，招生计划也比较乱。现在招生最多一年两次，有计划，而那个时候想招就招。比如想培养外交人士，需要400人，那就立即开始招400人，到农场锻炼两年，然后回来学一年外语。可见，工农兵学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工农兵学员招生停止

工农兵学员每年招生都碰到很多问题。那时，我提出我们办公室的工作同志不能光听汇报，也要去基层亲身体验。后经领导批准，1976年，我就带队到内蒙古去参加招生，去了三个月。原定9月初要去的，正好碰到毛主席逝世，等毛主席治丧工作办好之后，就带着上海铁道学院等校的招生干部、学生去招生。在内蒙古招生的过程中，我体会深刻。我们花了比较大的精力来堵后门，学生来反映各种情况，都要一一去核实，时间长，成本高。招来的学生进校以后，由于文化水平起点低，又参差不齐，教学中的问题更多、更大。这些学生有的对“斗批改”感兴趣，但是学习不行。毕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要学大学的内容，的确比较累。最有名的一个笑话是，一个学医的学生将“扁桃体发炎”写成“半导体发炎”。这样的招生、这样招来的学生，实际上是不符合培养人才要求的。在内蒙古招生的工作总结中，我们深感这样的招生办法必须改变！正值此时，“四人帮”被粉碎了，大家感到有了新的希望。

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工作，高考终于恢复了。停止工农兵学员招生了。当时我们积极筹建市高校招生工作委员会和招生办公室，1977年主要招收有5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人，这也是为了衔接，逐步转变，逐步面向应届毕业生。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前几年积累了好几届青年没读大学，1977年正式招生开始后，这一批人非常希望进入大学。刚开始，应届生只占5%，后来逐步恢复正规了，历史遗留问题逐步解决，应届生逐渐增多。这个改革得到了大家的拥护。

我当时在招生办公室秘书组工作，办公室里另外还有考务组、政审组、体检组（卫生局派的）。秘书组主要负责简报和来信来访接待，那时接待的量是特别多。到1979年2月教育局和高教局分开，招生工作步入正常轨道。

高校的毕业生分配

新中国成立后，历来的高校招生和毕业分配都是计划经济模式，统一招生统一分配。上海的高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是三家统筹——市计委、市人事局和市高教局，由高教局具体负责。这被戏称为“三驾马车”。计委制定计划，人事局负责接收，高教局制定调配计划，学校实施计划，学生对号入座。当时规定分配主要是计划形式，企事业单位只知道专业，不了解学生，学生不了解单位情况，大家都没有选择权。如果你不服从分配，则5年内国家企事业单位均不得录用。长期以来一直是这样：用人单位是只见计划不见人，盲目用人，不了解毕业生。

工农兵学员在毕业分配上则采取“哪来哪去”，当然工农兵学员分配后来有个渐变的过程。按照统考上来的，就是1966届、1967届的学生，水平还是很高的，他们毕业后实际上是回不去的，也是按计划分配了。

从统招统分到供需见面

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后，同时也恢复原来的分配制度。我把分配工作介绍一下。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的教育拨乱反正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教育改革的举措也很多，如组建了上海大学。新的上大实行7项改革，首次开始招收少量国家计划外的自费生，当时需要缴25元，虽然钱少，但是个突破。在招收自费生后，也开始探索不包分配问题。时任学生处长的杨德广积极探索毕业生分配改革，他突破计划分配的模式，搞了个供需见面会，实行双向选择，就是用人单位和学生见面，相互接触一下，了解一下，单位了解学生的情况，学生也有一些诉求，可以通过这个场合来表达。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对于国家计划内的学生，其“毕业分配，实行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用的制度”。随后1989年出台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又明确提出了在过渡阶段实行以学校为主导向社会推荐就业，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在一定范围内双向选择的办法，进一步推进了毕业分配制度的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毕业生分配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冲击。1987年我到学生处工作，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企业退毕业生。企业因为实施《公司法》，增强了企业的自主权，包括用人权，有权决定要还是不要应届毕业生。比如说以前的分配可以搭配冷门专业的学生给企业，现在企业有权拒绝接收。由于当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阶段，各方面的关系还没有理顺，没有配套措施，企业退人的做法引起了很大的社会矛盾。我们及时向主管副市长谢丽娟反映了情况，紧急开会，讨论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后来提出了“谁家孩子谁家包”，如医学院校的毕业生由卫生局包，纺织系统的毕业生由纺织局包，像这样各部门包掉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用这样方式过渡一下，但同时这也迫使我们进一步开展毕业生就业工作的改革。

自主择业、双向选择阶段

随着高校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校招生时自费生的人数逐渐增加。自费生明确不包分配，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去，这就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而变化。不包分配以后，学生如何就业呢？我们专门做了课题研究，当时就设计搞了一个人才市场，给学生和企业提供了一个直接交流的平台。1993年初，市高教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了上海首届大型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这是与教育部联合搞的一个大型的人才市场，在上海展览馆举行。全市各高校约6000多名毕业生到市场与近200家大中型企业、“三资”企业进行双向选择，签约和签意向书的有4000多人次。这个人才市场不仅规模大、非常热闹，影响也很大。之后，毕业生就业市场就逐渐扩大，次数增加，形式多样。到1994年，就筹建了市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从体制上进一步加强为高校毕业生服务的功能。中心设在胶州路，规模没有现在这么大，我作为第一届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完成了毕业生由包分配到就业的过渡，这也是和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接轨。现在，就业指导中心改成了学生事务中心，功能更加扩大，任务也更繁重了。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变化反映了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教育适应社会的过程，也适时应对了大学生的实际需求，改变了过去全包的政策。这个改革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学生现在比过去自由多了。我们上海的就业指导工作所以取得成绩，应归功于市各部门协调得力，“三驾马车”始终齐心协力，这在全国也是榜样。

招生和就业是我们教育改革比较重要的方面。现在改革也不是尽如人意的。我们现在还拿不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改变我们的招生办法。自主招生也是方向，但应该怎么改，也是个系统工程。我设想，考试院的任务应该就是考试，专门负责各级各类的国家考试，学生参加考试后，出来的成绩三年内（或两年内）有效，学校（或单位）可以根据不同的成绩要求来提出报名资格。招生的工作由学校（或单位）自己负责。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比较好。招工也可以这样实施。我认为招生改革可以开放点，教育考试院可以请大学（或企业）里的专家出试卷，建立题库，出的题目代表国家标准，由国家授权，进行资格审查，这就更权威了。我认为应该走这条路。

赵关忠（中）正在接受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