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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和现状

时间:2022-03-04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以西洋各国为模式,用短短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逐步确立了体系完备的日本高等教育制度。至此,确立了日本高等教育的雏形。从1945年8月到1952年4月是日本被盟军占领时期,这个时期日本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急剧的变革,教育改革的主要机构是文部省和教育改革委员会。在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初期,教育和工业之间相互刺激和推动,几乎是平衡发展,而且盟军占领期在制定教育政策方面也未来得及顾及教育和经济的关系。

一、日本高等教育政策的历史和现状

日本是第一个步入先进发达国家行列的亚洲国家,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为自然资源匮乏的日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源,为日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以西洋各国为模式,用短短五十年左右的时间,逐步确立了体系完备的日本高等教育制度。之后经历了二战后的改革,经济高速发展期的改革与完善,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化、国际化社会的到来,日本高等教育在变革中求发展。

(一)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

1868年明治政府推行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其中“富国强兵”是明治维新的最终目的,“殖产兴业”、“文明开化”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文明开化”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科学、教育、生活方式等,借以改造日本的封建文化,建立资本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运动。教育改革是“文明开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培养建设资本主义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家、科技人才、产业工人和军人,明治政府取消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学习西方各国的教育模式,建立了包括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实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近代学校体系。

明治政府“求知识于世界”,鼓励出国留学,派遣使节团出国访问考察。1871年,明治政府组织了以岩仓具视为首的使节团出访了欧美各国,考察了各国的教育制度。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制定了日本近代第一个庞大而全面的国民教育计划,它效仿法国、德国模式,规定在文部省的领导下,全国分为8个学区,每个学区设立一所大学; 32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立一所中学; 210个小学区,每个小学区设立一所小学。其中作为高等教育核心的大学,设立了理学、化学、法学、医学、数理学五科,授予合格的学生学士学位。与此同时,政府设立了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法学校、医学校、理学校、艺术学校、矿山学校、农学校、工业学校等专门学校,聘请外籍教师担任教学任务。至此,确立了日本高等教育的雏形。《教育基本法》以欧美诸国的教育法规为蓝本,在广泛借鉴法国与德国学制的基础上而制定的,反映了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复合性与创造性特征。

1879年,废除了《教育基本法》,颁布了《教育令》 。《教育令》注重吸收美国的自由主义教育经验,注重地方分权,承认地方的教育独立性。1886年,森有礼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学校令”,包括《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诸学校令》,以立法的形式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日本国民教育制度。1890年,明治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强调日本的君主立宪制政体与教育方针政策的结合,从此走上了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主义教育道路,一直到二战后教育改革才结束,为日后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二战后的高等教育改革

从1945年8月到1952年4月是日本被盟军占领时期,这个时期日本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急剧的变革,教育改革的主要机构是文部省和教育改革委员会。在整个占领时期,文部省几乎成了向全国宣布与执行占领军指示的唯一机构;教育改革委员会举行过全体大会142次,分组会议350次,提出建议35项,大多数建议后来通过议会的立法与文部省的通令付诸于实践。

其中1946年3月通过了《教育基本法》,这一法案为新的教育制度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法律依据,并开创了一个先例,就是之后重要的教育法规都必须通过国会这一程序。1947年3月颁布的《学校教育法》规定了“六三三四”的单轨学制,取代了战前的多轨学制。随着1948年7月《教育委员会法》的颁布,日本的教育行政机构也进行了改革重组,逐渐趋向于反集权化。1949年5月颁布的《文部省设置法》,规定了文部省的基本职能是发挥咨询和促进作用。日本教育的民主主义化是日本人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进行的,这次教育改革可以说是“军事占领下的‘被迫’的民主主义化”[1]。战后的日本教育改革是一个国家的教育制度向另一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国家的移植,美国民主教育的思想和模式成了日本教育效仿的榜样。

1952年4月,盟军占领期结束,日本的教育面临新的局势,实现教育的民主化,调整教育与经济、工业发展的关系,实现教育的大众化是主要解决的课题。虽然日本的独立为实现日本教育的民主化提供了条件和保障,但移植的美国教育模式在日本这片土壤扎根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首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民族主义,要建立一个能与民主主义并行不悖的新民族主义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另一个问题是教育管理问题,文部省在建立教育管理体制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高等教育发展初期,教育和工业之间相互刺激和推动,几乎是平衡发展,而且盟军占领期在制定教育政策方面也未来得及顾及教育和经济的关系。随着日本的独立自主,其越来越重视教育在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的作用。经济的恢复、发展,不仅为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还提出了今后要培养大量受过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实现教育的大众化,进一步扩大教育机会,继续沿用占领期间采取的放宽在校年龄的限制、变更学制、鼓励男女同校、提倡成人教育等措施,实行产学结合,采取积极措施提高在职教师的效率,培养教师后备军。

(三)经济高速发展期高等教育的改革与进一步完善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日本战后经济恢复时期结束,进而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期。1959年,日本经济发展的年增长率已经高达18.3%,并且在整个60年代经济年增长率都保持在10%以上,这10年成为日本教育特别是技术教育方面大发展的时期。日本教育的发展为经济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反过来,经济的增长,不仅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而且还深入影响了教育的性质。在这一时期,教育界先后提出了“才能多样化”、“教育投资”等教育理论。

进入70年代,日本的经济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国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提高到了空前的水平,因此导致了物质环境和国民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失调。日本的教育也随之面临着新的改革。1968年,文部大臣提出“适应社会结构急剧变化的社会教育政策”,并交由中央教育审议会讨论,1970年,文部省发表了题为“日本教育标准”的白皮书,1972年,在纪念《教育基本法》颁布100周年时,出版了《国民教育制度一百年》,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国民教育的发展,为文部省现行的教育政策提供了历史根据。中央教育审议会预计从1970年到1980年的10年间,大学和短期大学学生人数将会急剧增长,分别从17.1%增至31.9%、从6.5%增至15.3%。因此,70年代的改革目标在于容纳急剧增长的大学生人数,满足他们对教育的不同要求,同时保证科研和教学的较高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了一个高等教育模式,由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与学生主体互不相同的五种学校组成。[2]同时还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要求高校改进教学方法,改变挑选学生的办法;为提高教学管理,在校内成立一个总的管理机构,由校长、副校长与经过任命的校内外其他成员组成;为保证教学与科研的质量,强调普遍改善教学与科研人员的工作条件;为了保证教育经费的有效使用,审议会还提出政府必须就高等教育的总体能力作出长远的规划,包括各类高等教育机构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生主体及不同专业招生人数与高等学校所在地区的平衡布局。

1982年,根据中曾根首相的建议,经国会讨论,日本颁布了《临时教育审议会设置法》,该法于1984年生效,并于同年正式组成临时教育审议会,这标志着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教育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84年9月,临时教育审议会接受首相题为“为使教育适应我国社会变化和文化发展而进行的各项改革方针”的咨询,并于1985年6月、 1986年4月、 1987年4月和1987年8月,发表了四次咨询报告。四份咨询报告确定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目标和改革原则,制定了具体的改革措施。日本战后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教育改革曾经分别为国民教育和民主教育奠定了基础。两次教育改革的共同点在于“作为日本(受到外力强迫之下)被迫制定出来的政治纲领的一部分而推行的,都模仿先进国家的教育制度,又都是在不利的经济条件下实行的,因而难于将改革计划全部实现”[3]。而这次改革的基本理念是确立终身教育体系,与前两次教育改革相比更具有明显的文化自觉性和创造性,从欧美化回归到本土化,再从本土化指向国际化,在兼顾效率和平等的前提下,实现教育发展的多样化、个性化和信息化,是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体系的过程。

(四)高等教育的现状与课题

21世纪是趋于国际化的信息化时代,日本的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就国际形势而言,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愈加紧密,国际竞争愈加激烈,信息通讯技术的不断更新,自由贸易体制的扩展,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世界一体化急速发展。面对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以及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不仅在社会经济领域,而且在教育研究和文化等领域,世界规模的国际交流和合作趋势也日益明显。在高等教育领域,越来越凸显出开展跨国界大学的高等教育合作、研究信息和研究资源共享、启动访问学者和交换留学生等合作项目的必要性。一方面国家间的互相依存度增加;另一方面如何提高国家竞争力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课题。从国内形势来看,第一,随着日本老龄少子化社会进程的加速,日本的产业结构和雇佣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劳动人口的骤减,不仅调整产业间劳动人员的分配,还瓦解了日本以往的终身雇佣制,加速了企业内部教育的外向委托培养和企业间的人员流动。同时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要求高等教育培养新职业领域的人才,以前未作为高等教育对象的领域也被扩展进来,培养集高等知识与专业能力于一身的综合人才成为高等教育的首要目标。第二,随着教育机构和产业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业人员的再深造和终身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为了应对社会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就职人员需要不断提高专业素质和强化再学习能力。第三,日本社会的少子化现象日趋严重,随着18岁人口的减少和大学升学率的急升,高等教育的生源日益呈现多元化。为适应生源的多元化,高等教育机构有必要重新考虑高等教育的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不仅如此,人口结构老龄化的加剧也为终身教育提出了现实需求。第四,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学术研究的层次越来越高,专业性越来越强,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对于“科技立国”的日本而言,先进的科学技术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产业界对高等教育的科技创新和新领域的开拓寄予厚望。随着学术研究专业性的加强和层次的不断提高,学术领域趋于国际化、综合化,需要拓宽视野从全球的眼光去审视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

日本面对以上国内外形势,在1998年大学审议会发表的《关于21世纪的大学和今后的改革方针》中,提出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改革将围绕着知识的重建、教育研究的灵活化、管理运营的合理化和多样化的评价系统这四个支柱来进行,具体的改革措施和方案将在下文具体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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