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测评

一、西部民族地区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测评

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的测评体系由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四个子系统构成。

（一）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测评

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由社会进步动力指数、社会创造力指数、创新环境指数等对中观社会发展具有综合性影响的指标构成。目前我国各省域及地区社会环境领域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8-1。

表8-1显示，目前我国各省域社会环境领域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是北京市，水平最低的是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因数据不全，在此舍去），二者间的指数值差异为159个百分点，省域间的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差距较为明显。若将目前我国省域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则具体聚类情况如下。

（1）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20以上）省域：北京、上海、广东、天津、辽宁、江苏6省市；

表8-1　各地区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以全国平均值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6：234、255；《中国区域创新能力报告》2007：6

（2）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100～120之间）省域：浙江、山西、山东、吉林、黑龙江、河北6省；

（3）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90～100之间）省域：陕西、河南、湖北、江西、重庆、湖南、福建、新疆8个省区；

（4）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90以下）省域：四川、安徽、内蒙古、广西、海南、宁夏、甘肃、青海、贵州、云南、西藏11个省区。

分析上述聚类情况可知，目前我国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省域中，83.33%的省域来自于东部地区，另有16.67%来自于东北地区；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较高水平的省域中，有50%的省域来自于东部地区、33.33%的省域来自于东北地区，另有16.67%的省域来自于中部地区；在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省域中，则有81.82%的省域来自于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除了陕西、重庆、新疆的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处于一般水平之列外，其余9个省区均处于低水平之列，反映出现阶段西部地区绝大多数省区的社会进步动力、社会创造能力及社会创新环境仍处于相对较差位次。

从地区间的整体水平比较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分别高出西部地区52.30和39.89个百分点，中部地区的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亦高出西部地区20.50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差距比较明显。

表8-1还显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58.97、46.56、27.57个百分点，低于西部地区整体水平6.67个百分点。就具体指标项目而言，西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差距最为明显的是“社会创造能力指数”——此项指标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66.94、72.58、39.24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0.68个百分点；此外，在“社会进步动力指数”和“创新环境指数”项目上，西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的差距亦较为突出。由此，可以认为，社会创造能力的相对不足，是造成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处于全国落后位次的关键性原因。

（二）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测评

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由科技竞争力指数、教育竞争力指数、网民渗透率、知识创造能力指数、知识获取能力指数等对中观社会信息化发展具有直接影响的具体指标构成。目前我国各省域及地区科技教育领域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8-2。

由表8-2可知，目前我国各省域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市，水平最低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二者间的指数值差异达258.87个百分点。有8个省域的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指数值，占31个省域数的25.81%，另有74.19%的省域的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指数值。若将目前我国省域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则聚类情况如下。

（1）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50以上）省域：上海、北京、广东、天津4省市；

（2）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100～150之间）省域：江苏、陕西、浙江、重庆4省市；

（3）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70～100之间）省域：福建、黑龙江、湖南、江西、辽宁、湖北、山西、山东8省；

（4）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70以下）省域：四川、河北、甘肃、内蒙古、海南、吉林、广西、宁夏、云南、贵州、安徽、河南、青海、西藏、新疆15省区。

分析以上聚类情况可知，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省域全部来自于东部地区，较高水平省域中有50%来自于东部地区，另有50%来自于西部科技教育相对发达的省市，这对于西部地区而言，实为难能可贵。在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的15个省域中，有10个来自于西部地区，也就是说，除了陕西、重庆外，其余的西部省区全部为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省域，反映了西部地区整体水平的低下。此外，在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的省域中，来自于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的各占13.33%，来自于东部地区的占6.67%，反映出了这些地区省域间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的不平衡性。

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的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呈“一枝独秀”势态——其指数值分别高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87.05、92.79、92.86和百分点（东北地区由于辽宁、吉林的“网民渗透率”数据缺失，故其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值较低），反映了全国目前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的地区间不平衡性。

表8-2显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低于东部地区达104.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9.27个百分点，即便与西部地区整体水平相比，亦低出12.01个百分点。从具体指标项目分析，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间差距最为突出的是“科技竞争力指数”——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182.79、80.10个百分点；其次为“网民渗透率”——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132.82、66.31个百分点；第三是“知识获取能力指数”——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95.21、47.05个百分点；第四是“知识创造能力指数”——分别低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85.84、39.82个百分点。“教育竞争力指数”与其他地区间的差距相对较小。由此可以认为，目前制约西部民族地区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的关键因素是：科技竞争力和网民渗透率过低。

（三）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测评

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由政府效率指数、政府作用竞争力指数、经济社会调控指数等对中观社会信息化发展具有直接影响的具体指标构成。目前我国各省域及地区社会管理领域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8-3。

表8-3显示，目前我国各省域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市，水平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二者间的指数值差异为145.69个百分点。有11个省域的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指数值，占31个省域数的35.48%，另有64.52%的省域的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指数值。若将目前我国省域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具体聚类情况如下。

（1）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20以上）省域：上海、北京、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7省市；

（2）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90～120之间）省域：天津、辽宁、河北、湖北、重庆、浙江、黑龙江、安徽、江西、海南、陕西、四川12省市；

表8-3　各地区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以全国平均值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2006：260；《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7：1564

（3）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80～90之间）省域：宁夏、湖南、吉林、新疆、山西、河南6省区；

（4）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80以下）省域：内蒙古、广西、甘肃、云南、贵州、西藏6省区。

以上聚类情况表明，目前我国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省域全部来自于东部地区，较高水平省域中，来自于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分别占33.33%和16.67%，来自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各占25%。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省域则全部来自于西部地区，反映出西部地区整体水平在全国处于较明显的落后位次。

从各地区的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来看，东部地区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东北地区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尤其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及全国平均水平间的差距最为突出——其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低于东部地区48.8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指数值19.93个百分点。

分析表8-3可知，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间的差距则更为突出——分别落后53.41、22.69和17.25个百分点。从具体指标项目看，差距最大的是“政府作用竞争力指数”——分别落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81.59、42.49和41.05个百分点；其次是“政府效率指数”——分别落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38.14、21.05和21.03个百分点。此外，在“经济社会调控指数”方面，西部民族地区与东部地区间的差距为45.6个百分点，但与东北地区间的差距不大，与中部地区相比，则高出11.57个百分点。说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调控水平相对于其他社会管理项目而言处于全国中游位次。通过上述分析，可以认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的“短板”在于政府作用尚未充分有效地发挥。

（四）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测评

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由人力资源竞争力指数、农村劳动力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比重、农村小城镇人口比重等对中观社会信息化发展具有直接影响的具体指标构成。目前我国各省域及地区人力资源领域的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8-4。

表8-4　各地区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以全国平均值为100）

资料来源：《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7：1560；《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7：286；《中国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监测报告》2007：各省、市、自治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综合表

由表8-4可知，目前我国各省域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市，水平最低的是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因数据不全，在此舍去），二者间的指数值差异达278.61个百分点。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有9个省域，占31个省域数的29.03%。若将目前我国省域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则聚类情况如下。

（1）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30以上）省域：上海、北京、天津、江苏、辽宁、浙江6省市；

（2）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90～130之间）省域：广东、山东、黑龙江、吉林、重庆、福建、河北、湖南8省市；

（3）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70～90之间）省域：内蒙古、陕西、河南、湖北、山西、四川、海南、安徽、广西9省区；

（4）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70以下）省域：江西、甘肃、宁夏、新疆、贵州、云南、青海、西藏8省区。

以上聚类情况表明，目前我国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省域中，来自于东部地区的占83.33%，另有16.67%来自于东北地区。在较高水平省域中，来自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分别占50%和25%，来自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各占12.5%。而在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省域中，来自于西部地区的省域则占87.5%，来自于中部地区的省域占12.5%，反映出西部地区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整体水平尚处于全国落后位次。

从地区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聚类情况来看，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西部地区，其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与其他地区间的差距甚为突出——分别落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95.90、54.03、26.93个百分点。

分析表8-4还可以看出，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处于全国最落后位次——其指数值分别落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105.89、64.02、36.92个百分点，即便与西部地区整体水平相比，亦低出约10个百分点。从具体指标项目分析，目前西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差距最大的为“农村劳动力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比重”——分别落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149.35、55.20、33.12个百分点；其次是“人力资源竞争力指数”——分别落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90.97、87.10、45.33个百分点。可见，现阶段制约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的关键要素在于：该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相对偏低，致使人力资源竞争力较弱。

（五）西部民族地区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测评

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由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社会管理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等一系列对社会信息化具有中观直接影响作用的指标，通过一定的权重综合构成。目前我国各省域及地区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情况，详见表8-5、图8-1、图8-2。

表8-5、图8-1显示，目前我国省域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最高的为上海市，水平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二者间的指数值差异为221.51个百分点，省域间的差距甚为突出。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省域有10个，占31个省域数的32.26%。若将目前我国省域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一般水平、低水平四个档次，则聚类情况如下。

（1）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指数值在120以上）省域：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江苏、浙江6省市；

（2）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较高水平（指数值在90～120以上）省域：辽宁、陕西、山东、福建、重庆、黑龙江6省市；

（3）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一般水平（指数值在75～90之间）省域：湖北、河北、山西、湖南、吉林、江西、四川、河南、安徽、内蒙古、海南11省区；

（4）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指数值在75以下）省域：广西、甘肃、宁夏、新疆、贵州、青海、云南、西藏8省区。

分析上述聚类情况可以看出，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高水平省域全部来自于东部地区的发达省市，较高水平的省域中，来自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西部地区的省市各占1/3，而低水平省域则全部来自于西部民族地区，即除了内蒙古自治区处于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一般水平之列外，其余8个西部民族地区省域均为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低水平省域，反映出现阶段西部民族地区在这方面的整体性落后。

表8-5　各地区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值（以全国平均值为100）

图8-1　各省域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值排序

图8-2　各地区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值

表8-5、图8-2显示，在四大地区中，西部地区的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处于最低位次——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72.12、24.19、15.08个百分点，与东部地区差距巨大，与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差距较大。

表8-5、图8-2还显示，西部民族地区的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间的差距则更大——其指数值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80.44、32.51、23.40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75个百分点。从具体领域分析，目前西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差距最大的是“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105.89、64.02、36.9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1.05个百分点；其次是“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104.80、11.91、17.75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9.27个百分点；再次是“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分别低于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58.97、46.56、27.57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1.98个百分点。而在“人力资源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科技教育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社会环境领域中观信息化直接绩效指数”中，西部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间差距最大的指标项目分别是“农村劳动力大专及大专以上文化程度者比重”、“科技竞争力指数”和“社会创造能力指数”。由此，我们认为，全面影响西部民族地区中观社会信息化直接绩效水平的关键性制约因素为：（1）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社会信息化应用效益难以做到最大化；（2）全社会的科技实力过弱，影响着信息化与科技创新、科技普及的有机融合；（3）全社会的创造能力过弱，信息资源、信息技术的应用效益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