摒弃旧观念

第一节　摒弃旧观念

思想观念是客观事物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但它不是机械的反映。人的思维的能动作用，还表现在能够对感性认识材料进行组合和加工，进而形成新的思想观念和理论。人的思想观念，不仅来源于自己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和加工，而且还可以通过教育的传播作用，接受他人甚至是几千年前形成的思想观念。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既有现实客观世界的反映，也有历史文化的沉淀。

客观事物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反映客观事物的观念也要不断地发展。人的思想观念，从来就是要接受实践检验的。只有当人们的思想观念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时，它才是正确的，并且能够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指导作用。但是，一旦人们脑子里存储的那些观念不符合现实情况时，即使它们过去被认为是正确的，那么现在也必须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改变。这就是思想观念的变革或转变。

1.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我国封建主义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所形成的历史沉淀也特别深厚。几千年以来，自然经济、小生产者意识、封建家长制观念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影响到现在。我国目前进行的各项改革，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遇到的阻力还是很大的。从思想上来说，主要的阻力是来自于封建文化观念和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左”的思想观念。因此，为了深化改革，必须转变那些陈旧的、不符合改革时代潮流的旧观念。这种思想观念，不是人们随心所欲提出来的，而是改革实践的产物，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教育是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并肩负有继承和传播文化的责任。正因为如此，教育受传统观念影响最大，改革起来也最困难。在我国历史上，一些政治家、思想家提出过许多醒世恒言、治世真理，老百姓也从大量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的成语和谚语等。这些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是和那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这些观念有的带有普遍性，有的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是这些观念都通过各种途径流传到后世，有的甚至作为箴言代代相传。所以，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我们应抱着批判继承的态度，继承其精华，而扬弃其糟粕。

列宁曾说过:“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1]当前，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传统的习惯势力。有些人总是安于现状，习惯于按照老规矩办事，用老观念看待新事物，所以对改革评头论足，横挑鼻子竖挑眼，反正左右看不惯。在改革中，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对一个人或一件事，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对立的看法，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持的思想观念不同。因此，改革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转变不适应改革实践需要的旧思想、旧观念和旧习惯。舍此，教育改革不能深入，一代创造型人才也难以发现和成长起来。

在教育上，传统的观念很多，有些是教育中一直沿袭的，有些是社会观念对教育的影响。只要稍加思索，就可想出几十条词句，例如“只专不红”、“个人奋斗”、“好高骛远”、“见异思迁”、“喜新厌旧”、“才不可露尽”、“好大喜功”、“好为人师”、“不务正业”等，不一而足。我认为这些观念颇有研究的价值。我初步归纳了一下，这些词句表现的思想观念，大概可以分为四类:

政治方面的观念。这些大多是“左”的路线下形成的一些政治口号或政治术语，例如“白专道路”、“业务挂帅”、“个人奋斗”、“成名成家”、“崇洋媚外”、“学习目的不端正”等。实际上，这些说法是把政治与业务对立起来，以“突出政治为名”而大搞空头政治，把智育的培养架空了。在过去50多年里，每次运动都要批判“政治落实到业务上”这个正确的观点，导致学生不敢刻苦学习，技术人员不敢钻研技术。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他们本来才能低下，不学无术，只得靠搞空头政治起家。过去，完全混淆了人才的标准，把不少真正有才华的人打成了“白专道路”的典型或“右派分子”，而把一些德才不佳的人树为“又红又专的标兵”。这就是在一段时间内，优秀人才出不来的最主要的原因。

关于才能评价的观念。传统的思想是劝导人们要抑制自己的才能，而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华，最充分地实现自己的价值。例如，有许多箴言都是劝告人们“不要才高于众”，“才不可露尽”，不要“见异思迁”、“好高骛远”、“异想天开”、“好大喜功”和“喜新厌旧”等。总之，在传统观念看来，凡是高、大、异、新的思想都是不好的，是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但是，这些素质又恰恰是创造型人才所不可缺乏的品格，因此创造教育的人才观与传统教育人才观的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知道了这种文化观念的背景，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多数人信奉“求同不求异”、“求正统不求革新”、“求稳怕乱”和“怕出风头怕冒尖”的思想观念了。

关于竞争的意识观念。竞争观念不仅是适应商品经济的一个最普及的观念，而且也是创造型人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素质。但是，传统观念是不提倡竞争的。在过去的很多的名言和民谚中，都有这一方面的劝告，例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为最先，不耻最后”，“出头的椽子先烂”，“安贫乐道，与世无争”，等等。总之，就是不主张冒尖，如果谁冒了尖，那就要遭到“枪打出头鸟”的下场。

关于处世哲学的观念。“中庸之道”，这是儒家的一种处世哲学，在中国的思想观念中，有着极深的影响。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很多，如“多种花，少栽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祸从口出，言多必失”，“夹着尾巴做人”，等等。这些观念，在教育上的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弱点都与这些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是“藤性植物”，这大概就是因为相当多的一些人缺乏独立思考、独立意识和独立人格的原因所致。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传统观念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不少人的头脑中，还在不同程度上起作用。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把人们的头脑束缚得紧紧的，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2]人的创造性是容易损伤的，一种传统观念就是束缚创造性能力显露的一条绳索，有这么多绳索的束缚，创造型人才怎么还能涌现出来呢？因此，必须要给创造型人才松绑，也就是彻底转变陈旧的传统观念，树立有利于创造型人才成长和创业的新观念，让蕴藏在中华民族中的创造性喷发出来。

2.改革旧的鉴定制度

在我国，从小学教育开始，就有一种鉴定的制度，例如品德鉴定、思想鉴定、政治鉴定、毕业鉴定、工作鉴定等。与鉴定并行的是个人档案制，它记录和保存每个人的鉴定，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历史记录。档案是很重要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档案是一个人的“生命袋”，是代表一个人的。人在档案在，人走档案走。要审查一个人，先要看档案，如果档案记载得好，那么就容易得到重用；如果鉴定不好，或装进了什么不实的“黑材料”，那么一辈子休想翻身。难怪过去组织人事部门那么重视鉴定和档案，而个人又是时时刻刻担心自己的鉴定和档案了。

我并不笼统地反对鉴定和建立必要的档案。问题是，以什么思想指导鉴定？建立什么样的档案？建立档案的目的是什么？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各种形式的鉴定和档案都是为政治运动服务的，在鉴定表中充满了“政治运动表现”、“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对待路线斗争态度”、“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很显然，这种鉴定和档案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只可能把人们搞得谨小慎微，而绝对起不到全面考核人才的作用。

思想鉴定，也是用一种传统的观念和行为规范来衡量一个人的。例如，过去搞鉴定，主要内容是评议一个人是否谦虚谨慎，是否遵守组织纪律，是否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否正确处理个人志趣与组织需要的关系，等等。从鉴定的要求看，是要把人们培养成为没有独立思考、“循规蹈矩”和“唯唯诺诺的老好人”。稍微有一点个性的学生，每次鉴定时总是要检讨自己的“自高自大”、“自我表现”、“自由散漫”、“脱离群众”、“个性太强”、“强调个人兴趣”等缺点，有的学生是要从小学一直检讨到大学毕业，但到头来还是改不了，只能落得一个不好的评语。殊不知，这种鉴定的内容恰恰是违背创造教育原则的。这不是鉴定，而是对创造性的判词。那些学生的检讨，也是在自己熄灭自己的创造思想的火花。创造思维的发展，绝对需要自由、安全的心理环境，而这种鉴定的内容和方式恰恰起了相反的作用，对学生的心理起了压抑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后顾之忧。只要有了压抑，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就要受到限制，创造性就得不到发挥。由此看来，我们过去的思想鉴定制度，从内容到方式上，都存在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造。

人事鉴定本来是一件很严肃的工作，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按照现代新观念来进行评价。一个科学的、全面的鉴定，应当包括一个人的才能、特长、兴趣、工作业绩、开创精神等，这有利于全面考核，量才使用。鉴定不是一成不变的，不能管一个人的一辈子，也不能不允许人家改正自己的缺点或弥补工作上的失误。一般来说，一个人在一个单位的鉴定，只反映他在这个单位的情况，如果工作有变动，它不应当对人家在新的单位起约束作用。我就亲自听到过一个事例，听后实在让人感到那种“左”的阴魂并没有消失。有一个很有开创精神的青年，由于原来工作单位的上级部门与他过不去，有意整他。于是，他愤然离去，在新的工作单位，他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但是，那个上级部门仍不放过他，把他的所谓材料又转到新单位的领导部门，要求予以干预，给这位青年制造了很大的困难。他对此颇有感触地说:“创业者就像荒山上的野果树，平时无人管它们，一旦它们结出了满枝的果子，那些居心不善的人就向它扔石头、打棍子。”这话的确令人深思，我们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生长在苗圃里而让他们生长在荒山野外呢？为什么当有人向他们扔石头时，他们得不到保护呢？

3.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

社会风气很重要，良好的社会风气可以激励人们奋发进取；不良的社会风气像毒瘤一样，摧残着人的机体，磨灭人的意志。当然，我们社会风气有好的，也有坏的，我只是希望把那些不利于创造型人才成长和人们开创事业的坏风气好好地改造一下。

不良的社会风气之一是“看风使舵，跟风跑”。看风使舵本来是驾船航行的经验总结，即要人们依据实际情况行事，并没有什么不对的。但是，有些人把它作为“处世哲学”和“思想方法”，那就不对了。长期以来，在我国经常出现“风”、“热”，就是这种“看风使舵，跟风跑”思想的来源和反映。仅在教育上就出现过几次“热”，如“文凭热”、“从政热”、“经商热”等。物极必反，过热以后就又会冷下来，所以现在又出现新的“读书无用”的倾向。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怎么可能所有的人都去从政、都去经商呢？只能是因人而异，适合从政的去从政，适合经商的去经商，适合治学的就专心致志搞研究。不过搞任何工作，都离不开智力，因此还是要努力学习，万万不可跟着“读书无用”的“风”跑。

有人也许会说，“跟风跑”是政策多变造成的。不排除有这个因素，但我认为“跟风跑”的社会风气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人说，中国的政策像钟摆，就算这话是正确的，如果民众的思想不左右摆动，那么钟摆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实际情况是，政策的左右摆动导致人们“跟风跑”，而人们“跟风跑”的思潮又促使政策在更大的幅度内摆动。这就是长久以来矫枉不能居正的原因。我认为，要想营造稳定的社会风气，既要有稳定的政策，又要有稳定的民众的心态。

不良的社会风气之二是“包打听，评头论足”。包打听是指喜好打听和传播小道消息。打听小道消息的目的是为了传播，作为评头论足的材料。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很有市场。不管谁家婆媳争了嘴，夫妻打了架，谁升了官，谁免了职，谁念错或写错了一个字，等等，都要评论一番，把人评得一无是处。特别是这种评论，不少是专门冲着那些改革和创新的人，要么无中生有，要么抓住一点不及其余，采取丑化或人身攻击的做法，把人弄得无所适从。两次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曾说:“在科学上我们要注意事，不要注意人。”但是，我国的社会风气恰恰相反，“不琢磨事，却专门琢磨人”。难怪一些改革创新的同志反映说:“不干事的没有事，干事的到处都是事；没有思想很安全，有了思想反而不安全”。

不良社会风气之三是“平均主义，不准你好”。平均主义现在仍然很有市场。有人说，在中国是“不患寡，只患不均”。看来，这是刨到了平均主义的病根。我曾遇到过一件事，充分反映了这种妒忌和“不准你好”的心态。有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教师，刚过“不惑之年”，他教学效果极佳，主持了一项重大科学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他曾发展了某外国学者的定理。鉴于上述突出的才能和成果，按程序并经评审，他破格由讲师晋升为正教授。在晋升以前，各方面对他反映都很好，对他的成果也没有任何异议，几乎是大家公认的“完人”。但奇怪的是，在他晋升为教授以后，舆论完全翻了过来，几乎什么都不好，甚至有的人说成果是假的，真有把人搞倒搞臭之势。这种事例，在我们生活中实在太多了，恐怕每一个改革创业者都尝到了这种滋味。

不良社会风气之四是“大惊小怪，幸灾乐祸”。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什么地方发生了争吵，或是自行车发生碰撞，或警察捉拿犯罪分子，或发生了交通事故，等等，于是很快围满了人，可是，谁也没有出面去调解一下争吵，谁也不去协助一下警察，谁也不去救死扶伤……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完全是一种大惊小怪的猎奇心态，其实质是为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所驱使。

在工作上，主要表现为对他人工作的评议。如果谁工作上出了点什么差错，或遇到一点麻烦，也是一派舆论围攻上来。就拿改革来说，由于缺乏经验或非改革者本身的原因，出了一点小毛病，这本来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由于有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于是责难者、专门放马后炮者，都纷纷跑了出来，大有“秋后算账”之势。这些人大都是一些自封一贯正确的人，他们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唯一能干的是盯住人家，一旦发现所谓的毛病，马上抓住不放。这正像爱尔兰作家萧伯纳所说:“能者干事，无能者训人。”这些人虽然是极少数，但是他们却压抑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不良的社会风气一定要彻底转变，一定要在全社会造成一种新的风气，大家都来支持改革，支持创新，支持敢于冒风险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