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的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多样化，社会对教育产生了新要求。职业教育是适应经济、产业发展需求而产生的。职业教育的兴起本身就是教育体系与社会各种矛盾调节的结果，职业教育发展状况及其所起的作用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的速度和质量。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其实质就是职业教育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中起着一个什么样作用的问题。

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技术人才的重任。现代化国家的建设，靠体力、靠技术工作是不可能成功的，但只是寄希望于精英阶层的人才来实行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显然，一个配置合理的人才队伍显得尤为重要。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机床数量排在世界第三位，排在日本和德国之前，但我们生产的产品的质量却不能与人家相提并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极低，原因就是缺乏技术工人。可见，人才资源的比例失调，结果造成有机器、有厂房、有工人，而缺乏技术人才的局面，使我们的经济始终在低水平运作和发展，而且效率低、浪费严重。

现在，这一问题同样存在，并引起国内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这种人才培养格局不合理现象如得不到纠正，它将与人才短缺一样，受影响的远远不只是某一行业，而是城市和乡村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中期，一些发展中国家大量引进外资，以求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然而最终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经济发展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西欧和日本，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被经济学家们归结为西欧和日本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劳动者，这些高素质的劳动者技术过硬、吸收能力强，一旦有大量的物质资本引进，就能迅速掌握技术并进一步创新，快速促进经济发展。而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人才，不能有效地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和设备，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就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而言，亟须大量的受过职业教育的各行各业劳动者。职业教育在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发达国家农业技术先进，劳动生产率高，很重要的原因是全社会重视对农民的教育，从基础教育到专业教育以及技术推广都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的完整体系。我国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极低，而整个农村的经济发展，轻工业主要是农产品加工业占60％以上，反映出我国农村必须走工业化发展的道路才能摆脱经济的困境，也就是说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必须注重培养技术人才而不只是新型农民。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和规模逐年加大，为城市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增加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存状态。但是，农民工整体素质较低的客观现实仍广泛存在，农民工素质问题已经成为农民增收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农民工的职业技术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渗透职业教育更是当务之急，然而，无论是目前农村的职业初中，还是这种普通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渗透职业教育，都不受农民的特别重视，更多的家长更加关注子女升学、高考问题。

在国民政府时期，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国民政府对于职业教育的推广与实施，不仅体现在对各级各类职业教育机关的设立，而且体现在用职业教育的精神对于普通学校（包括大、中、小学教育）的改造。1929年4月公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明确规定：普通教育须以“养成国民之生活技能，增进国民生产能力为主要目的”。从此，国民政府就开始比较自觉地将职业教育渗透到各级普通教育中去。在小学教育方面，鉴于绝大多数小学生尚不能继续升学这一现实，国民政府一再强调：“小学教育应体察当地之社会情况，一律以养成独立生活之技能与增加生产之能力为中心，务使大多数不能升学之学生，皆有自立之能力。”职业教育对小学的渗透主要是通过调整教学科目进行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1929年9月）就把“工作科”列入教学科目中。1936年7月公布的《修正小学课程标准》，除了将小学一、二两个年级的美术科、劳作科合并为工作科外，还在算术科中加授珠算，以配合学生就业的需要。^〔6〕

与此同时，一些关注普及教育、基础教育的民间团体，主要是以王拱璧为代表的新村主义的改良派、晏阳初为代表的平民教育派、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教育派、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学的文化教育派、以黄炎培为代表的职业教育派，怀抱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宏愿，发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乡村教育运动”，并在30年代达到高潮，掀起了至今还备受关注的“博士下乡”运动，也成为内容异常复杂的改造农村的社会运动，其工作重点不尽相同，有的侧重平民教育、职业教育，有的侧重社会服务、救济灾荒，有的侧重农业技术改良，有的侧重乡村自治和乡村自卫等。到1934年，全国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团体达六百多个，建立的实验区有一千余处。^〔7〕他们要改变当时农村教育完全仿照城市和外国的恶习，认为农村教育要从农村实际出发，并服务于农村建设与发展。例如，晏阳初满怀疗救农村“愚、穷、弱、私”的志向，提出要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期望能使中国农民成为富有智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能够创建新中国的“新民”。梁漱溟借助中国乡村治理的传统资源，在农村创办村学、乡学和乡农学校，试图以乡村学校为载体，综合性地解决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和自卫等问题。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的理念，并立下“募集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个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计划，发誓要从根本上改造“把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不会生产劳动，只想往城里跑的农村教育。为此，他提出“教育与农业携手”“为农民服务”等原则，作为改造乡村教育的纲领。^〔8〕黄炎培则提倡职业教育与乡村教育相结合，早在1913年即主张寓职业教育于初等教育之中，后来与平民教育运动相配合，1926年又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思想，并指出“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得出“把职业学校，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须同时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9〕为贯彻“大职业教育主义”，1920年，王拱璧最早开始实行“农教合一”的“新村”教育实验，1926年，中华职业教育社又提出了“富教合一”主义，把职业教育渗透于普通教育之中，并在上海创办比乐中学，在普通教育中进行渗透职业教育的实验。职业教育社的主要思想是认为，教育与生活、生产劳动不应脱节的问题，这不是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而是有关整个教育的重要理论。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前提是“人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人人要受教育”，教育贴近人们的生活，阐明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性，并提倡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样应当是普及的，因为无论何种教育都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根本。而职业是人生的中心，人人要劳动，人人都必须从事某种职业服务于社会，职业教育应该是教育的中心，因而有理由把职业教育渗透于普通教育之中。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乡村教育运动大都以教育改革、教育救国为出发点，但是由于乡村教育走的是一条改良主义的中间道路，缺少政府的政策性支持，农民因经济条件的限制也无法拥护和参与，同时缺乏政治力量的支持和乡村教育家和实干家，加之当时的战乱等极为不利的教育环境，导致了乡村教育运动最终没能达到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义务教育得到很大发展，但由于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普及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规模也不得不受到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因此，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还不能全部或多数升学，要有很大一部分转入农业生产战线。就此，刘少奇提出了两种教育制度的主张，提出：“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8小时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并指出：“升学不升学，也要坚持两点论。”^〔10〕这是根据教育发展的实际必然提出来的问题，是普及和发展义务教育带来的矛盾现象，这是正常的。刘少奇从实际出发，及时、正确地指出了解决教育事业发展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它不仅解决了中小学生毕业就业问题，而且体现了教育必须适应经济发展状况，必须根据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加以调整的思想。^〔11〕

现在的义务教育制度基本上是面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而设置的，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为向城市输送优秀人才及向非农产业输送优秀人才，这对于农村自身来讲就是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致使农村形成了人才空洞化的局面。在这种人才流动中最得益的还是大学生个人及其家庭，而不是培养他们的家乡。这种教育严重脱离农村的实际，农村教育是对城市化教育模式的简单效仿，学生在学校很难学到对农村发展有用的技能、知识，农村经济的发展无法从农民子弟受教育中受益。大多数的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差、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条件差、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许多学生在入学后不久很快就成为学习成绩差的学生，成为班中少数学习成绩良好同学的“陪读”，初中毕业后大多数学生考不上高中。绝大多数农村学生在毕业后回到了农村，并且回到农村的绝大部分毕业生依然使用传统而落后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务农，使得回乡务农的青年人身在农村心系城市，不安心务农，被形象地称为“种地不如老子，担担不如妹子，管家不如嫂子”，农村多数学生是“升学无望、就业无路、致富无术”，导致大多数回乡务农的学生产生挫败感。农村义务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失败的教育，严重地影响农民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大多数学生的家长当看到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时就选择放弃，让他们很早就退学了，并且认为已经识字会算术就可以了，如果没考上大学，那么，学校教育对他们来说就完全没有用或用处不大。而给孩子上学投入的费用又是农民难以负担的，与其学而无用，还不如不学。这种新的“读书无用论”严重干扰了义务教育在农村的进程。如何能使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用得上”是农村教育的关键问题。农村教育应该针对农村学生建立一套适合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培养现代农民的教育体系，农村学生的前途不仅是与城市建设相关，更与农村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息息相关。农村教育不但要培养为城市服务的优秀人才，更要培养出为农村服务的优秀人才，努力实现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的宏伟蓝图。

农村教育要帮助学生了解当地农业发展的地理环境、历史状况、未来趋势，同时，根据农村的实际条件，带领学生走出课堂，融入农村广阔的山水田地、工厂和车间中去，这样，既降低了职业教育的成本，又能有效地使学生得到具体的职业导向的教育，培养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热爱、劳动的热爱。农村教育要培养学生作为国民的基本素质，更要培养学生致富的本领，生存的能力，帮助学生看到生活的美好前景和农村未来发展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将职业和劳动力市场信息渗透进各学科中，使课程内容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培养学生研究和思考的能力，确立正确的生活态度，使教育与农村经济融为一体，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因此，在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也就是在农村儿童失学和辍学之前，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的形式成了解决农村儿童读书无用的一个得力的办法。在农村进行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渗透职业教育，防止学生的选择性失学，使大多数学生即便是将来考不上大学，回乡或进城后也能有一技之长，为日后的生存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对农村学生来说，是符合实际需要的，学生在多样性教育环境中进行相应的选择，有利于提高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并使每个学生都能够获得相应的发展机会。

有关农村教育问题的解决思路不是固定不变的，对农村教育问题应动态地加以考虑，因为社会的发展变化会直接影响到农村教育，在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渗透职业教育是中国的特殊国情所要求的，是现阶段基于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文化传统、整体教育发展水平等基础之上的应对措施。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还存在许多过渡性问题，如城乡差别、文化差异、贫富两极分化等，并出现由此带来的社会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教育也未能避免。当城乡差距等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时，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具体改革思路也将随之调整。

柳诒徵在他的《中国文化史》绪论中写道：“夫世界任何国家之构成，要皆各有其特殊之处，否则万国雷同，何必特标之为某国某国？然它国之特殊之处，有由强盛而崩裂者，有由弱小而积合者，有由复杂而涣散者，事例綦多。而求之吾民族、吾国家，乃适相反。”“其第一特殊之现象，即幅员之广袤，世罕其匹也。”“第二，则种族之复杂，至可惊异也。”“第三，则年祀之久远，相承勿替也。”柳诒徵进而追问：“吾国所以开化甚早，历久犹存者，果何故乎？”^〔12〕深刻阐明了各国各具其特殊的情况，因而不可盲目效仿别人。我国的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要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适合实际的制度安排。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必须遏制农村儿童失学辍学，尽力使他们受到最佳的教育，培养他们成为有用的人，让他们享受最基本的教育权，教育的本质作用才能在这些儿童的身上有所体现，才能实现教育的目的。

学校教育具有巨大的筛选功能，这种筛选是比较公平的选拔方式和流动渠道。无论是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对于学生来说都是一种筛选，而学生在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学习职业教育的这种筛选是不同于升学中的筛选，因为这种学习是包含了普通教育的职业教育，而且可以选择。社会的流动促使人们对教育的选择结果的服从，也就是对个体抱负志向的调节。教育可以增加选择的机会，鼓舞人们向上流动的热情。但是，当社会或国家可供利用和选择的职位超过了被选择的容量时，教育就要起一个平衡器的作用，要引导和调节学生的抱负志向，使其与学校和社会对他们能力要求相符。不仅要鼓励学生树立远大志向，而且应该教会学生正视自己的各方面的情况，坦然面对现实的流动所带来的分配机遇。

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城乡差距很大。农村人口多，经济贫困，农民大多数无法充分就业，处于贫困状态。而与此同时资本密集型技术在城市中的迅速发展，以及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使得经济活动绝大多数集中在城市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形式转移到城市，大批农民工流向城市，寻找自己的岗位和生路，成为社会流动的主要群体之一。农民工的出现既是我国城市化的产物，也是我国城市化发展滞后的具体体现。在城市中，他们无论是从衣着打扮，还是从他们从事的具体工作上，都会很明显地显露出农民工的痕迹，从中折射出农民工的流动并没有带动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从而使得我国社会结构转型变得更加艰难和复杂。只有社会身份得到转变，农民工才能真正融入城市社会中来。许多学者用不同的理论来研究这种现象，目前对流动人口的研究有多种理论视角，如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供需理论、同化理论以及“推拉理论”等。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分析农民工的成因及其带来的社会效应。无可否认的是，农民工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发展，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改变社会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的范式，为自己在城市、在就业机会上寻找出路。然而，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知识社会，知识技术是提供生产能力的第一要素，从农村来的务工人员中许多人只有小学、初中文化水平，没有技术特长，没有适应社会的文化知识，农民工绝大多数在城市里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无法提升他们自己的社会地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与受教育程度还并没有十分密切的相关，到了90年代这种相关性越来越强，未来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地位将更多地依赖教育资源，没有一定的教育资源是很难在城市中立足的。当然，农民工的出现是我国转型时期的一个新兴的、过渡性的现象，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身份还属于一个边缘群体，是一个新的社会结构层次，而且终将会出现社会分化，与不同的社会阶层靠拢。但这种分化有赖于农民工个体的流动资源，其中受教育程度和掌握技能水平的高低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虽然本书倡导的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渗透职业教育也是一种教育的分流，但这种分流不同于初中毕业后的教育分流，而只是为教育分流做必要的准备，是一种职业导向的和提升人的生存能力的教育，不是明确的职业分流的教育，但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问题却直接关涉人们对这种教育形式的理解和选择。如何解决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流，是一个关乎公平的问题。为了避免人力、财力和时间的浪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要科学地进行，分流要掌握时间、比例，即做到适时分流和适度分流。实质上，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分流时间及分流的比例，是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分流的时间，第一，取决教育基础与培养能力。包括知识基础、教育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为职业教育所能提供的必要的专业教师、设备及财力支持。第二，由于分流的方向是不同的教育类型，所以，分流受到教育制度的影响，合理的教育制度会为分流提供有序发展的保障，反之，则会使分流后的继续教育及发展受阻，影响分流。第三，分流还受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的职业种类及岗位数量的制约。如果两者不相协调，就会产生大量失业人员或劳动力供不应求的问题。第四，分流受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的影响。高校招生人数的多寡，不仅直接影响到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流时间，而且还会影响到分流的比例，我国高校扩招政策出台后，职业教育滑坡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五，分流受到社会文化传统与国民意向的影响。表现在影响教育分流价值目标体系的确立和影响分流的结构功能体系。第六，分流受政府认识与政策导向的影响。这是教育活动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教育分流有助于社会流动。社会流动的功能不仅在于能够引起社会性资源的再分配，改变个体所处位置上的社会性资源的质和量的分布态势，而且还能消减因分层带来的社会差别的消极影响，缓解社会阶层分化的矛盾。社会流动体现了机会均等的理想。数量巨大的向上流动是机会存在的明证。许多学者认为教育可以被用来促进流动，而且教育是向上流动的基本因素之一，教育有助于人们在社会阶梯上获得升迁，一个人接受的教育越多，就越有可能实现向上的流动或维持原来较高的社会地位。英国学者赫尔塞（Halsey）、黑斯（Heath）以及瑞奇（Ridge）曾经研究成功教育的社会阶级因素，他们认为在改变英国的社会流动形态上，教育似乎不是非常成功。即使如此，拉尔夫·H.特纳（Ralph H. Turner）还是觉得，教育的流动功能非常重要而且值得研究，特纳审视英国与美国选择英才的方式，提出了著名的赞助性流动和竞争性流动两种升迁性流动的规范模式，认为这两种规范模式对实行社会控制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不同的教育制度。赞助性流动拒绝采用竞争模式，而是通过补偿性措施使得某些群体能够有资格进入流动机制。而竞争性流动则鼓励竞争，英才的地位是靠个体的努力获取的。赞助性流动机制直接涉及公平问题。至于我们这里谈及的农民工的流动，虽然不是特纳所指意义上的向上流动，但对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来说意义是相同的，都是为改变自身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而进行的努力。我们可以把农村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接受的职业教育看成是一种补偿性措施，旨在提高农民工子女未来的就业成功率，以改变他们的生存面貌和社会地位，那么，对于只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来说，在他们的义务教育阶段渗透职业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为无法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农村学生在当地发展经济提供了技术保障，而且为他们进城务工提供了基础，使得他们可以充分扩大就业机会、满足日后发展的最基本的需要。

农村实行义务教育阶段渗透职业教育是义务教育过程中的一次分流，这种分流也是对人才实行分流培养的教育活动，是教育选择的体现。它直接为学生从事不同的职业和进入不同的社会阶层奠定基础。虽然，反对教育分流的呼声一直不绝于耳，认为这种做法是在制造不公平，复制社会的不平等的关系，许多学者还要求取消教育分流。但是取消分流不能消灭不公平，反而会加剧不公平。亚里士多德曾提出一种“积极差别待遇”的平等观，认为给不同的人平等待遇，实际上就是不平等，而给不同的人不同的待遇才体现出平等。因此，也有学者提出，不能把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和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平等的教育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接受教育，但教育的过程因人而异才是真正的平等。^〔13〕教育分流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推进教育公平，同时有利于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不仅如此，分流还能够反映社会分工的规律与职业结构的要求，能够有效地利用各地不同情况因地制宜进行不同的选择。

在农村义务教育初中阶段渗透职业教育，不仅是农村经济发展状况决定的，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决定的，因为社会的分工要求人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的不同，导致对教育的不同要求；同时也是教育的结构层次不同必然要求人们作出选择，各类各级不同的教育分别要求不同的能力相适应。从一定意义上讲，如果所有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没有达到普及的程度，就必然存在着对学生的严格的选拔活动，对许多不能继续升学的学生来讲，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也就在所难免；更为有意义的是学生的个体差异决定了教育要因材施教，以适应不同学生的能力水平，义务教育制度的选择不仅是社会分工的要求，也是因材施教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