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出右翼初中历史教科书的政治操作

右翼势力在学术界的弱势地位，突出了极少数学界右翼的存在价值，他们为了打破学界“定论”编写美化侵略历史的教科书，受到政界和财界右翼力量的重视。编撰会一成立就确定了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宗旨，表明蔑视邻国、颠倒是非、自我中心的历史观：宣称日本是一个“无论在哪个时代都与世界先进文明步调一致的文明国家”，轻描淡写日本对外殖民侵略的历史是“伴随着与诸外国紧张和摩擦的严酷的历史”，影射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是文明国家与落后国度的“摩擦”；谴责战后的历史教育和教科书忘记了日本人应该继承的文化与传统，使日本人失去了自豪，并且背负着子子孙孙一直道歉下去的命运，日本人被当作罪人一般对待，“现在使用的历史教科书，原封不动地把以前敌国的宣传当作事实表述，”因此，必须扭转这种偏向，从根本上重建历史教育，“用品格和平衡感生动描绘日本国和日本人的自画像”———编写新教科书。[8]编撰会纠集了几个有一定知名度、历史观相近的学者，精心炮制初中历史教科书，《产经新闻》发表社论为之喝彩，产经集团决定，由扶桑社出版这本与日本史学界唱反调的教科书。

2000年3月间，编撰会的教科书尚未提交文部省审定，热火朝天的宣传推介活动已经开始：编撰会的理事等奔赴全国各地召开演讲会、议员学习会、恳谈会，邀请要人面谈，攻击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是“自虐史观”的产物，为扶桑社即将出版的右翼教科书大造声势。4月13日编撰会将教科书原稿提交文部省审定，不久设立“教科书选用战略会议”，迫不及待地掀起促销高潮。7月编撰会教科书存在的严重错误曝光，受到日本学界的严厉批判，引起中韩等国的高度关注。

在邻国紧盯日本历史教科书是否再次公然美化日本侵略战争历史的时候，发生了一起政界、媒体及右翼团体联合攻击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委员的恶性事件，文部省乘机在审定体制中清除了“异己”。前日本驻印度大使、文部省教科书审定审议会委员野田英二郎，由于公开指出如果右翼教科书“合格”将给日本的邻国外交带来严重后果，遭到铺天盖地的政治攻击。2000年10月13日，《产经新闻》率先在头版头条报道“原外交官委员”针对编撰会教科书进行“不合格工作”，影射中国政府对日本教科书审定施加压力。随后，《文春周刊》和SAPIO杂志抓住这个话题大肆炒作，相关报道不断升级，公开指名批判2月被文部省任命为“教科书审定审议会历史小委员会”的委员野田英二郎大使（时任中日友好会馆副会长一职）。10月26日出版的《文春周刊》刊载同样的攻击性文章，连环画家小林善纪则在11月8日刊行的SAPIO上发表文章，指名诽谤野田是中国和日本外务省的“秘密工作员”，呼吁“即刻更迭侵犯审定公正的、中国与外务省的秘密工作员野田英二郎！”《产经新闻》恶意煽动说：野田委员认为，编撰会的教科书“把侵略亚洲各国的行为正当化，难免触犯其他国家的国民感情”，这样过分的教科书不应该允许合格。报道还编造谎言称，野田在中国的压力下，与原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外务省负责教科书问题的科长协商“如何对付特定的教科书”，按照二人的旨意，通过电话和信件向其他委员做工作。下列社论和报道的标题表明，这家右翼媒体集中攻击野田的“舆论暴力”，费尽心机欲将野田与外务省、中国政府串连在一起，制造中国干涉日本内政的假象（见下表）。[9]

2000年10月13—31日《产经新闻》报道标题摘录

在右翼媒体的大肆炒作下，外务省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等场合全面否定“野田委员做工作”与外务省有关，表示外务省根本没有针对编撰会的教科书“做工作”。然而，有人继续发表各种离奇古怪的见解，前日本驻泰国大使、现NPO法人冈崎研究所所长冈崎久彦说：“外务省先把编撰会的教科书送审本带到中国进行煽动：‘发怒吧！中国！’中国当然要向日本施加压力。这样一来，外交官就有义务向‘有关方面’转达。他们可能也与后藤田商量过。”数名“执政党干部证实”，外务省“以亚洲大洋洲局长槙田邦彦为中心的亲华派”，曾经企图让编撰会的教科书不合格，“主要对首相官邸做了工作”。还有传言说槙田及亲华派的靠山是野中广务。槙田一遇到棘手的事就越过铃木宗男等人直接与野中广务联系。显然，攻击野田不是唯一的目标，揪出野田背后的“外务省亲华派”，改变“外务省谢罪外交的体质”是其真正意图。在盛行“敲打外务省侵华派”的状况下，“外务省挪用机密费问题”不失时机地曝光，外务省雪上加霜，不得不应对媒体和政界的猛烈抨击，自2001年初起已经没有余力从外交角度审视教科书问题了。[10]

以右翼媒体大举炒作为信号，朝野各路右翼势力立即协同作战：10月16日，编撰会向文部相大岛理森要求罢免野田委员；17日，自民党思考日本的前途与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之会召开全体紧急会议，要求文部省“处分野田委员”，该会代表中川昭一接受《产经新闻》采访时煽动说：让儿童使用健全的教科书学习是全体国民的责任，“邻国条款有对历史事实改变认识的危险，必须取消。以南京事件中有多少中国人死亡为例，中国政府发表的数字越来越膨胀。因为要照顾邻国就一定要把没有根据的事情载入教科书很不妥当。”[11]26日，自民党“教育改革实施本部”召集教科书分科会，召来文部省教科书科长大槻达进行严厉追究，要求文部省按照自民党的要求解雇野田委员，解雇之前审议会不能开会。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预定于10月27日举行的审议会被迫推迟。

忠于职守、心胸坦荡的野田委员存在违法行为吗？迄今为止，审议会委员关于审定中的教科书对其他委员谈论己见，即所谓的做工作并非没有先例，也不属于违法行为。据说文部省最初不同意解除野田的委员职务，但最终还是屈服于自民党的高压态度，采取调换岗位的方式，将野田从“历史小委员会”调动到与审定教科书无关的“教科书价格分科会”，事实上无异于解除了野田的教科书审议会委员的职务。文部省公开承认，野田做工作的对象“限于其他委员，在迄今为止的调查中，没有触犯保密义务等不正当的行为”。[12]在发布野田调离决定的记者招待会上，大岛文部相表示：“很难说野田委员明确违反了法令。”[13]外务省大槻科长解释调离野田的理由说：“‘被人做了工作’的说法招致了误解。从确保信任审定与公正审议的观点出发，改变了野田所在的岗位。”但是，“被人做了工作”的其他委员却说，接到野田的来信和电话并未感到有压力，“不是感到压力的问题，因为这种事情延期召开审议会，在我的经历中还是第一次。”[14]不容否认，野田按照1986年日本政府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承诺“邻国条款”，衡量编撰会的教科书，是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文部省的审定制度。既然野田委员没有触犯保密规定，将没有违法的野田事实上解除职务，为编撰会教科书通过文部省审定清除障碍，废弃“邻国条款”修改现行审定制度，这才是右翼联手进行重点打击的真正目的。教科书审定审议会历史小委员会共有10名委员，1986年右翼高中教科书《新编日本史》引发外交风波后，由外务省退休人士担任的委员从原来的1位增加到3位。但是，这一人事变动却被自民党右翼视为“扭曲的委员结构”，野田委员的合法行为成为其排斥外务省人士的口实。在2001年初公开的外务省“挪用机密费”问题上，尚能考虑到日本与邻国关系的外务省威信扫地、自顾不暇。接下来，2001年1月日本整编行政机构，文部省与科技厅合并为文科省，与野田一起担任委员的另外两位原外交官也因“高龄”未能连任，[15]从此，文科省教科书审定体制中的最后一道关口，不再有“前外交官委员”。这意味着文科省审定教科书无需考虑外交因素。

攻击野田委员的这场闹剧，是右翼媒体、编撰会等右翼组织与自民党“文教帮”议员互相配合，借文部省之手实施“定点清除”的政治迫害，右翼势力达到以下目的：第一，彻底排除任何可能妨害审定编撰会教科书合格的阻力。第二，使审定制度摆脱“邻国条款”的束缚。第三，将有良知的日本人士污蔑为中国的秘密工作员，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政治迫害野田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第四，为实现自民党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夙愿，压迫外务省屈从自民党的压力。第五，编造中国干涉教科书审定的假象，刺激日本国内敌视中国的舆论，破坏中日政府间交涉教科书问题；其政治企图之险恶，手段之卑劣，令人触目惊心。日本国内有观点认为，这一事件不过是日本政界当时“敲打亲华派”风潮的一个缩影，外务省首当其冲，所谓亲华派已被大批排挤出去：前亚洲大洋洲局长槙田邦彦被派任新加坡大使，前亚洲局审议官樽井澄夫被任命为驻科威特大使，前军备管理和科学审议官（前中国科长）宫本雄二被任命为驻缅甸大使，前亚洲大洋洲局审议官佐藤重和被派往印度尼西亚任公使，前驻华公使下荒地修二被调任驻美公使。[16]事实上，日本根本就不存在“亲华派”，他们是一批学习中文、就业后负责外务省对华工作的外交官，他们因此被冠以“亲华派”，受到右翼势力的打击排斥，成为右翼势力纠正对华“谢罪外交”的攻击对象，这也是日本社会进一步右倾化的结果。

2000年12月8日，文部省向扶桑社提出了137项审定意见，意味着编撰会的教科书不会在初审阶段被淘汰。为了让编撰会反科学反民主的教科书最终“合格”，文部省采取了种种违规措施：（1）在2000年度的审定中，除书面通知出版社审定意见外，文部省官员还要按照内部规定口头传达审定意见，由教科书作者和编辑进行补充说明。文部省对其他出版社一律严格限制时间，在2小时内让教科书作者和编辑阅读审定意见并进行补充说明。唯独特殊照顾编撰会，用3个小时不厌其详地听取说明。（2）文部省无视避嫌惯例，安排伊藤隆的门生———文部省官员照沼康孝，审定伊藤隆监修的编撰会历史教科书。（3）文部省声称，此次审定标准与1986年审定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编写的《新编日本史》的标准相同，但是，文部省提出的审定意见仅占《新编日本史》的十分之一，而且，在1986年被文部省责令删除的部分也重现教科书。例如，右翼分子把“在南京发生袭击外国人的事件”称为“另一个南京事件”，因为一直未被学界认定为事实且可能混淆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南京事件”，在1986年的审定中被责令删除，而同一内容却顺利通过了此次审定。（4）审定制度规定，在“最终修正表”内，如果审议会对教科书原稿提出1项意见即作为不合格处理。但审议会在编撰会教科书的最终修正表内提出了8项意见，仍然允许其再三修正直到“合格”。由此可见，文科省不但对编撰会放宽了审定标准，提供特殊优待，进行违规操作，而且还欺骗国内外舆论。出现上述问题，与森喜朗改造内阁中一贯美化侵略历史的政客在政权中枢占据优势地位，町村信孝就任文科相一职不无关系。

在国内外舆论聚焦编撰会教科书的关键时刻，2000年2月21日《朝日新闻》报道了日本政府透露的消息———日本政府决定，2000年度的教科书审定方针是，只要教科书表述“没有违背史实”就不作为问题，始终坚持制度原则，不受“政治判断”左右，关于教科书审定标准中的“邻国条款”，也在“审定框架内对待，不加以政治方面的考虑”。从2000年度起，审定合格后的教科书，除订正笔误和印刷错误外，不能进行其他修改。如教科书合格后遭到邻国反对，采取“说明日本审定结构求得理解”的方针。不难看出，这是日本政府针对可能发生的“政治干预”预先制定的对策，否定“邻国条款”，将审定制度恢复到1982年以前的状态。文部省还放风说，2000年12月，编撰会的教科书已经按照审定意见退回扶桑社修改，[17]然后进行再审，“即使有一处未按文部省的要求修正也不会合格。”所以，合格后的教科书将有大幅度的变更。[18]至此，文部省修改审定制度的意图终于明朗化，一是在审定不触及历史观的名义下，保护篡改和美化历史的右翼教科书；二是废除“邻国条款”，封堵战争受害国要求修正教科书篡改历史谬误的外交途径。

尽管文部省严密封锁审定内幕，仍然未能完全屏蔽信息，从2000年7月开始，嗅觉敏锐的部分媒体已经开始透露内情。7月28日的《每日新闻》大阪地区版、7月29日的《朝日新闻》公布了编撰会教科书的送审稿，并且都对编撰会的《中学公民教科书》中表述“根除核武器是绝对正义的”提出了异议。编撰会和《产经新闻》声称“审定期间不宜报道”进行反击。此后，《产经新闻》与《朝日新闻》围绕编撰会教科书展开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报道活动。9月，《朝日新闻》等媒体开始频繁刊登编撰会炮制的《新历史教科书》的谬误———将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太平洋战争”正当化。[19]中国和韩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就《新历史教科书》歪曲史实问题进行交涉，2000年9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会见记者，指出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及设立731部队等都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严重罪行，这些历史事实不是修改教科书所能淡化或忘记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国际社会早有定论。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是日本自身能否切实正确认识和对待过去那段侵略历史，真正从中汲取教训不再走回头路。中方在此问题上曾多次表明立场，日方也表示将予妥善处理。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履行以往的表态和承诺。11月，韩国外交通商相李廷彬在韩日外相会谈中表明：韩国对教科书内存在“一部分歪曲韩日关系的历史”感到忧虑，希望不要因此给两国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在中韩两国的不断交涉下，2001年3月2日，河野洋平外相在内阁会议结束后会见记者：“从迄今的经验来看，制作教科书的规则包括‘邻国条款’，期待也要从这个角度制作出好教科书。”同时，河野还表示“制作教科书由我国决定，按照固有规则进行。”当天，文科相町村也在内阁会议后会见记者说：编撰会教科书在原来版本上有“相当大幅度的修正”，原定于7月发布各家教科书的具体修正内容，将在3月底决定是否合格后公布，以此求得中韩两国的理解。[20]河野外相与町村文科相的表态各有用意：河野主张，“邻国条款”是“制作教科书的规则”，而且是“固有规则”的一部分，希望文科省从顾及邻国的角度审定教科书。町村则态度鲜明为编撰会教科书审定合格作铺垫，施放其已经进行“相当大幅度的修正”的烟幕，以此平息来自邻国的批判。此后，文科省又向时事通讯社透露消息，3月4日（星期日）傍晚，时事社发布特别消息：文科省对编撰会教科书提出137项审定意见，大幅度修正合并韩国等表述，本月可望合格……。业内人士立即觉察到其中的玄机———朝日、每日、读卖三大主流新闻媒体随时转发时事通讯社的消息，如果有人希望日本各大报社一齐报道某件事，向时事通讯社透露消息效率最高。果然，3月5日（星期一）各大媒体闻风而动一齐报道说：编撰会教科书送审原稿中受到国际批判和抗议最多的部分已经通过修正解决了问题。《读卖新闻》还刊登了编撰会教科书第二次修正后的部分内容，文科省职员立刻大量复印，分头向国会议员散发，争取支持。这一政府与媒体之间的互动，起到缓冲国内外舆论谴责、确保右翼教科书如期“合格”的重要作用。

从右翼教科书的编写者方面来看，2001年1月编撰会召集主要作者和扶桑社编辑开会，决定“忍难忍之忍，耐难耐之耐”，全部接受审定意见，“重要的是要使教科书问世”。1月18日，编撰会把经过第一次修改的教科书原稿再次提交文科省，教科书调查官审查后提出：其中的100项可以过关，余下的问题多集中在近现代史部分，需要第二次修改，“希望按照殖民地统治的实情进行表述”。2月22日，扶桑社向文科省教科书审议会历史小委员会提交第二次教科书修改表。3月16日，教科书调查官召见扶桑社负责人，转达审议会已经采取了极其例外的强制性措施“部会长留置”，这就是说，必须遵循审议会的指示一字一句地改正表述。

在整个审定过程中，文科省只字不提“邻国条款”。此前，文部省曾于1999年11月26日“丢卒保车”，解雇了批判“邻国条款”的教科书调查官福地惇，他过早暴露了目标。[21]为了防止中韩两国“干扰”审定编撰会教科书“合格”程序，文科省采取严密封锁审定消息的措施，甚至没有按惯例委托外务省的专业人员将教科书修改内容翻译成中文和韩文，唯恐走漏风声，结果却因匆忙翻译有失准确，没有派上用场。直到2001年4月2日正式公布审定结果的前一天，文科省在确认中韩两国来不及抗议的情况下，才向中韩媒体的驻东京记者说明教科书的修正内容。一天后，文科省公布了中小学260册新教科书的审定结果。编撰会的右翼教科书“合格”，从此打破了倡导和平民主思想的初中历史教科书占领学校的“一统天下”。町村文科相断言：审定不能追究执笔者的历史观。追究则违反宪法第19条，看了合格后的教科书，就觉得“平衡”掌握得非常好，作为教科书足够合格。“我期待，看了合格版本以后，中韩等国的担心也可以大体上解除了”。[22]町村的表态释放了明确的信号，中韩认为有问题的教科书没有再修正的余地。正如俵义文所言：“说编撰会的教科书是编撰会与《产经新闻》、自民党、文科省的合作产物也不过分。”

文科省在启动此次审定程序之前，已经通过提出“非正式要求”的方式，迫使出版社“自主订正”了随军慰安妇等问题的表述。所以，文科省在审定中采取了宽松审定“扩大合格范围”的方针，对于其他多年刊行历史教科书的出版社的送审稿，审定意见少则13项多则41项，据说，即使在以往要求修正最多的近现代史部分也网开一面几乎原样通过。就整体而言，2001年4月通过审定的7种新版初中历史教科书（2002年4月开始使用），在对外侵略历史的表述上大幅倒退，二战期间日军侵略暴行的表述及相关照片或被删除或被篡改。表述随军慰安妇的现用教科书（1997年审定出版）从7种减至3种（市场占有率20%），其中只有1种使用了慰安妇一词。表述在中国实行三光政策的教科书从5种减至1种。表述南京大屠杀人数的教科书从6种减至2种，分别为“据说杀害了20万俘虏和平民”（1种）；“［注释］：死者人数被推定为数万人、十余万人、三十万人以上等”（1种）；“死者多数”（3种）；“死者很多”（1种）；“没有定论”（1种）。关于731部队的表述全部消失，[23]此次合格的教科书，在记载日本加害邻国事实方面出现了严重恶化。对此，2001年5月韩国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修正教科书的要求，除主要针对编撰会教科书外，要求修改全部历史教科书。韩方提出的35项修正要求，从朝鲜古代史、“日韩合并”到随军慰安妇、南京大屠杀，要求所有出版社进行修正。此举令那些至今标榜出版“唯一的左翼教科书”、“历史观与中韩同步”的出版社受到相当大的冲击。[24]至此，右翼势力以慰安妇问题为突破口，1996年正式拉开帷幕的第三次教科书攻势，终于以教科书审定制度恶化，教科书表述整体倒退的结果告一段落。文科省不顾国内民众团体的强烈抗议，无视中韩两国的再三交涉，仍将严重歪曲史实的编撰会历史教科书推入教科书市场，违背了日本政府向亚洲邻国作出的国际承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