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识”进步召唤“教科书的春天”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出现明显进步。90年代前半期，日本出于推出新安全战略的需要努力改善邻国外交，自民党“鸽派”政治家当政，在历史问题上有别于前任，特别是非自民党政治家掌权后，突出不同于自民党的“历史观”。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欧、美各国民众“清算历史”要求赔偿的人权运动，也对日本构成巨大的国际压力，这些都从不同角度促进日本政府改善“历史认识”。

1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协助法》（PKO法），9月，自卫队依法走出国门参加柬埔寨的国际维和活动。为了消除邻国疑虑，这一时期日本历届内阁首相关于日本侵略历史的表态出现明显改善，日本媒体认为，这种现象是向国内外反对“海外派兵”的人提供“口头担保”。日本政局持续动荡，竹下登内阁被利库路特公司的行贿丑闻搞垮，宇野宗佑首相因桃色丑闻辞职，自民党成为在野党和社会舆论批评的众矢之的，自民党内有百余名国会议员组成“净化政治联盟”，试图摆脱政治危机。1989年8月8日，404名自民党国会议员与47名全国都道府县的代表举行无记名投票选举，海部俊树成为17年来公开选举产生的第一位首相。海部内阁执政后，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外交，对外加强与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及地区发展合作关系，对邻国提供经济和技术合作，通过频繁出访改善国际环境。此后诞生的宫泽喜一内阁，虽然在内政外交上不乏建树，但由于受贿丑闻不断曝光受到重创，导致自民党下野。海部和宫泽内阁执政期间，日本首相在历史问题上的表态出现明显进步。1990年5月21日，海部俊树首相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答辩时表示，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1991年11月12日，宫泽喜一首相在国会答辩说，“日本曾经侵略他国是不能否认的事实”。12月5日，宫泽首相又在参议院特别委员会表示：日本深刻认识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给亚太地区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莫大的痛苦和损害，今天决心不再重复这种不幸的历史。[1]宫泽内阁在“随军慰安妇”问题上的立场尤其值得肯定。1989年日本市民团体“向朝鲜与朝鲜人正式道歉百人委员会”，在《朝日周刊》上连续15次刊登“意见广告”，要求日本政府向曾经作为日军士兵、军队勤杂人员、慰安妇的朝鲜半岛受害者道歉和补偿，得到旅日韩国人和日本和平民主人士的积极支持。以“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委员会”[2]为首的韩国民众团体展开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要求日本政府表明态度，向受害者进行道歉和赔偿。1990年6月6日，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海部政府的一名劳动局长回答社会党议员的质问说：“关于随军慰安妇……由我们调查实际情况并且拿出结果，坦率地说办不到。”韩国妇女团体被激怒了，10月17日，以“韩国妇女团体联合会”为首的37个妇女组织发表联合声明，向日韩两国政府递交公开信，提出了6项要求：（1）日本政府承认将朝鲜妇女作为随军慰安妇强行带走的事实，（2）向受害者正式道歉，（3）弄清日本所有的野蛮行径，（4）为牺牲者建立慰灵碑，（5）补偿幸存者和遗属，（6）为了不再重复错误，在历史教育中持续讲述事实。[3]

日本战败后有组织地销毁政府机构的公文，然后主张“没有国家参与慰安妇问题的证据”。1991年8月，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第一个站出来揭露日军罪行。至1992年，包括原慰安妇在内的多名韩国战争受害者，在“向朝鲜与朝鲜人正式道歉百人委员会”等团体的支援下，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索赔诉讼。[4]在具备“人证”的基础上，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发掘出“物证”，击溃日本政府借口没有证据、拒绝承担责任的防线。1992年1月11日，吉见义明在《朝日新闻》上首次公布了6项证据。《朝日新闻》用“慰安所、表明军队参与的资料”、“防卫厅图书馆内有日军通告和日志”、“‘听任民间’的政府见解动摇”等醒目标题，在日刊头版和社会版刊登整版的独家报道，其中包括日军指示设立部队“慰安所”的公文。这批政府文件的截止时间是1942年，日本战败前被送到远离东京市区的八王子的地下仓库，因此避免了美军空袭的破坏，在盟军接收日本政府公文之前没有来得及烧毁。盟军接收这批文件运到美国，后来又归还日本，保管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内。政府文件曝光的第二天，宫泽内阁官房长官加藤纮一承认日军参与设立慰安所，13日发表道歉讲话。17日宫泽首相访问韩国，在日韩首脑会谈中向卢泰愚总统正式道歉。

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宫泽内阁从1991年12月调查慰安妇问题，听取部分韩国受害者的证言。1992年7月，日本政府公布了127项资料和调查结果，承认政府负有“参与”责任，但仍旧主张没有证明强行带走平民妇女充当慰安妇的证据，同时，官房长官加藤表示政府将研究代替补偿的措施。1993年8月4日，日本政府第二次公布调查结果，[5]承认了强掳妇女作为日军慰安妇的事实。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谈话，承认军队警察等强征奴役慰安妇的事实，表明日本政府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对受害者进行道歉和反省。[6]宫泽内阁特别是河野洋平官房长官的表态，在战后自民党政治家正视历史事实，反省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责任的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实际上，日本国内关于“随军慰安妇”的认识走过了漫长的路程。战后不久，一位日本作家曾以朝鲜慰安妇为主题写过一本小说《春妇传》，后来还拍成一部影片。当时，没有人认识到这个问题具有国家参与战争犯罪的性质，对妇女构成极其严重的人权侵害。70年代，在新闻文化界及历史学界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过程中，日本学者千田夏光、广田和子，韩国学者金一勉等，先后出版研究随军慰安妇问题的著作，但直到70年代后期仍未引起普遍关注。80年代以后，各种战争回忆录层出不穷，日本和韩国学者的有关研究不断深入，主要成果包括：千田夏光的《随军慰安妇———庆子》（光文社1981年版），长泽健一的《汉口慰安所》（图书出版社1983年版），堀江祐司的《在湘桂作战中从军———军医的回忆》（1988年私家藏版），吉田裕的《天皇的军队与南京事件》（青木书店1985年版），川崎正美的《患者运输第89小队》（1988年私家藏版），南京战史编辑委员会的《南京战史资料集》（1989年偕行社出版），第3师团卫生队回顾录编辑委员会的《第3师团卫生队回顾录》（回顾录刊行会1979年版），辎重兵第32连队第1中队战友会八木会编的《我们的军队生活》（1983年辎重兵第32连队第1中队战友会八木会出版）等。战争回忆录中一再出现“随军慰安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这个问题。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随军慰安妇问题迅速引起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的瞩目，也引起了韩国民众团体的特别关注，特别是拥护和扩大妇女人权的妇女团体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1992年2月，社会党议员伊东秀子披露新史料证据，促进了发掘慰安妇证据的活动。在许多正义人士的努力下，1992年末，吉见义明主编的《随军慰安妇资料集》在大月书店的帮助下问世。此后，吉见又参加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的调查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公布了62项新证据。吉见还展开深入调查，听取多位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词；从“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韩国太平洋战争牺牲者遗族会”、“日军性奴隶妇女受害者调查特别委员会”（TFFCW）、“弄清日本战争责任之会”、“菲律宾原‘随军慰安妇’支援会”、“支援在日‘慰安妇’诉讼会”等非政府组织获得重要资料和信息，并且得到朝日新闻社提供的《三宝垄（印度尼西亚）慰安所事件审判资料》等重要文件。另外，吉见还参加日本战争资料中心组织许多志愿者进行“战争体验记和部队史调查”（随军慰安妇研究会）的活动，吸收了大量的调查信息特别是西野留美子、早川纪代、尹明淑等人的研究报告成果，终于在1995年4月出版了详细披露史实的专著《随军慰安妇》。该书至1999年7月再版发行11次，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7]日本国内许多学者、教育工作者、普通市民志愿者从事相关调查研究，很多成果收录在重要论著和资料集内。

冷战结束后，长期以来受到各种意识形态因素制约的人权运动蓬勃发展，在战后媾和与国家赔偿的双边条约内未能解决的平民战争受害问题形成人权运动的中心，集中表现为德日两国战时强制奴役平民和战俘以及对妇女进行性奴役问题上。几乎所有与人权、劳动领域有关的联合国机构、国际法律界、妇女团体都介入了随军慰安妇问题，这无疑对争做政治大国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日本形成来自道义与经济赔偿的双重重压。关于“清算历史”的世界人权运动对日本的国际压力，联合国各机构对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作者在《日本新保守主义战略研究》（时事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的第五章有详细阐述，不再赘述。在日本政府不接受国际社会的一再劝告采取有效措施的情况下，日本“战争与对妇女的暴力网络”（VAWW-NET）向世界“战争与对妇女的暴力网络”提议，举办“侵犯妇女权利国际战犯模拟法庭”。2000年12月，海牙国际法庭与日本、澳大利亚的法官，在东京对二战期间蹂躏亚太妇女的日本战犯进行了道义审判。来自中、朝、韩、菲、马来西亚、印尼、东帝汶、荷兰、中国台湾省的65名“慰安妇”受害者，与中、美等国的国际法专家、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会议，约有5000人次的日本民众到场旁听，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很大关注。一些亚欧国家的随军慰安妇和强制劳工受害者，还用游行示威甚至焚烧日本国旗的方式，迎接到访的日本首相和天皇，表达他们的愤怒情绪。

非自民党政治家掌权，突出不同于自民党的“历史观”，是日本政府改善“历史认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竹下内阁到宫泽内阁丑闻不断，致使国民反对政府和自民党政治腐败的情绪高涨，加速了自民党内部的分裂。1993年7月自民党在众议院大选中惨败，执政38年之久的老牌保守党下野，“五五年体制”彻底崩溃。1993年8月6日，日本新党、新生党、先驱新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社民联和参议院民主改革联盟共同推荐日本新党代表细川护熙当选为日本第79任首相，8月9日，以细川为首相的八党派联合内阁宣告成立，[8]“保守与革新对立”的日本政治格局宣告结束。经过细川、羽田两届内阁合计不到一年的政治动荡时期，1994年6月29日，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当选首相，建立社会党、自民党和新党魁联合政府，从此，日本进入“保守与革新联合”执政的新时期。

在国内外清算日本侵略罪行的民众运动的推动下，细川首相在组阁第二天会见记者发表谈话：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错误的战争”，[9]遭到右翼团体的猛烈攻击。8月11日，自民党内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重要团体“回报英灵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联合举行紧急会议，向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提出抗议。一个名为“‘日本不是侵略国家’国民委员会”还联合右翼团体在《产经新闻》上刊登攻击细川首相的广告。迫使细川首相在8月23日发表施政讲演时，把“侵略战争”淡化为“侵略行为”。[10]1994年6月村山首相执政伊始，设想通过一项区别于自民党政权的国会决议，作为在日本战败50年之际昭示日本不再进行战争的和平宣言，向国际社会表明日本站在新的起点上，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政治大国作用。这既是对90年代以来几任自民党“鸽派”首相和非自民党首相的“历史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日本战后半个世纪走过道路的一个总结，更重要的是，为今后进一步密切日本与战争受害邻国之间的关系奠定坚实基础。自民党右翼势力则于1994年12月纠集众参两院的161名国会议员成立“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会长奥野诚亮），鼓噪不能忘记“直面昭和国难、期望日本自存自卫与亚洲和平，献出宝贵生命的二百万余战殁者”，“决不允许国会通过使我国在国际社会留下祸根的国会决议”。1995年2月21日，新进党的30余名国会议员成立以小泽辰男为会长的“传授正确的历史国会议员联盟”，宣称战后50周年之际日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上次大战中倒下的将士慰灵，并且慰问负伤者及战争遗属”。

1995年3月3日，日本社会党在众议院“战后50周年特别委员会”上提出“不战决议”草案，反省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在半个世纪内对亚洲各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历史。草案还提出，从偷袭珍珠港开始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不仅仅是同欧美国家的战争，而是发动了新的侵略战争。自民党又针锋相对发表了一份完全没有“反省”侵略和殖民统治表明“不战”立场的决议案。“回报英灵议员协议会”等攻击细川首相的三个团体，号召国会议员反对通过“承认侵略历史的决议”，网罗了105名自民党国会议员组成“历史研究委员会”，开展一系列美化侵略历史的活动。自民党和新进党的上述团体频频召开反对“不战决议”的会议，举行示威游行大造声势，发表反对通过“道歉议案”的意见书。各地方议会中的保守势力也通过“草根运动”与其呼应，至1995年3月共有18个县议会通过“追悼感谢战殁者决议”，向村山首相施加压力。在这种政治氛围中，宫城县盐灶市议会3月29日撤销了13日作出的支持通过反省侵略战争的国会决议的决议，通过“对三百万战殁者表示衷心追悼和感谢”的决议。[11]自民党还积极支援民间右翼团体的活动。1994年“保卫日本国民会议”、神社本厅、“报答英灵之会”、“新日本协议会”、明治神宫、靖国神社、神道政治联盟、“纠正教科书家长会”等一批右翼团体，成立了“终战50周年国民运动实行委员会”，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加濑俊一担任会长、前首相福田赳夫出任“最高顾问”。1995年，这个民间团体举行反对国会通过“谢罪决议”的“国民大会”，并且征得456万个支持的签名，向各地方议会施加压力，结果，共有26个县和90个市町村的议会，通过了反映该团体政治意图的决议。在政界与民间右翼团体的联合反对下，尽管村山富市首相、河野洋平外相、海部俊树新进党党首等政治家作出很大努力，1995年6月9日众议院最终通过联合执政三党共同提出的《以历史为教训，重表和平决心的决议》，《决议》措辞模糊，与社会党最初拟定的“不战决议”大相径庭，几乎完全没有反省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词句。[12]199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5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日，展转社将“历史研究委员会”的活动报告出版为《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发给每个自民党议员作为反对承认侵略历史责任的“理论武器”。村山内阁改善日本政府历史认识的努力受到保守势力的顽强阻击。村山首相为了消除日本与侵略战争受害国之间的历史隔阂，非常希望促进改善中日两国民间感情加深相互理解，曾经拨专款实施中日教师互访等教育领域的交流项目。1993年日本外务省通过“国际教育情报中心”，编辑出版日本小学、初中和高中历史教科书汇编，3部教科书汇编都用中日、韩日、英日三种文字对照的方式各刊行3个版本，以此促进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教科书交流活动。1994年3月，作者翻译的中日文对照版小学6年级历史教科书汇编《现代史中的日本：小学卷》首先问世，[13]此后不久，虽然初中历史教科书汇编也由作者完成了翻译工作，但终因政界“风向”突变，遭遇“出版经费困难”，至今未能问世。

总之，冷战结束后至1996年初，日本在海湾战争和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的过程中调整外交与安全政策，注重塑造政治大国形象。日本民众特别是舆论界猛烈抨击自民党“权钱交易”等弊病，有利于自民党“鸽派”政治家掌权、非自民党政治家当政，客观上为官方改善历史认识创造了条件。以中韩两国为首的民间战争受害者与日本进步人士共同追究日本侵略战争罪行的正义活动，不断推动日本政府反省历史。在围绕承认“随军慰安妇”和如何总结历史教训的问题上，自民党“鸽派”政治家虽然处于被动立场，但却采取了积极行动，非自民党政治家虽然主动出击，但却受制于政界民间右翼势力的联合反击不得不妥协。右翼保守势力凭借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优势，极力阻挠官方表态“不再进行战争”。历史学界与教育学界的和平民主人士，在推动反省日本过去的历史错误，揭露法西斯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活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将90年代前半期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直接反映到教科书上，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表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1983年的审定中被文部省删除的“731部队”也重现于部分教科书。1994年开始使用的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初中教科书从1997年开始使用），毫无例外地表述了“随军慰安妇”问题。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教科书表述最接近史实。在历史学界及民间团体努力发掘资料证据深入研究的努力之下，终于迎来了“教科书的春天”，尽管她来得迟，走得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