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矛盾激化与财界攻击教科书

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自民党第二次组织发动了大规模的教科书攻势。这次攻势有着非常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背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日本防卫战略发生重大转折，美国要求日本分担远东防卫责任应对“苏联威胁”。1978年至1981年，日本确定防卫战略扩张框架，1982年中曾根内阁执政以后，进一步加强防卫力量，配合美国实施远东战略。8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到巅峰状态，垄断资本集团凭借空前强大的经济实力发挥政治影响。作为经济迅猛增长的“副产品”，形成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企业界与消费者、产生公害的企业与受害者等诸多矛盾。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及教科书，必然反映这些矛盾冲突。所以，80年代的教科书攻势具有三大特点：其一，财界率先审查、批判教科书，提出修改教科书的具体要求；其二，右倾文人在剔出教科书的“偏向”问题上发挥重要“理论指导”作用；其三，自民党从组织系统、国会立法、舆论宣传等方面攻击教科书。

70至80年代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鼎盛期。早在1968年，日本就超过英、法、联邦德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大企业和银行业的合并热潮过后，各行业形成少数企业巨头分别控制钢铁、造船、汽车、石油和电力工业的局面。企业大型化与生产迅速集中带来负面后果，在大企业不断增加利润的同时，一些中小企业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不仅如此，大企业还被视为公害、环境污染乃至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大企业使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现代化工业，同时也在国民生活中留下了阴影。此外，大企业及大企业集团干预国家政治生活，执政党依靠大企业的“政治捐款”竞选，当选后实施有利于大企业的政策，产生“政企勾结”的社会弊端。

田中角荣内阁辞职前后的情况足以说明“金权政治”的严重程度。1973年至1974年，田中内阁推行的“日本列岛改造计划”遭受“石油危机”的打击，导致日本地价和物价飞速上涨，民众对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恶化愈发不满。1973年11月，日本工会总评议会、中立劳联举行“物价斗争日”，呼吁各界民众“保卫生活”。1974年3月田中内阁的支持率降至16.7%。国有铁路、国家公务员与民间工会组织掀起的春季罢工斗争浪潮此起彼伏。4月11日，有600万人参加的交通大罢工致使国营铁路近乎瘫痪；私营铁路也举行了48小时的罢工；部分航空公司也在24小时内罢工。[3]大规模的罢工活动给日本经济、政治造成沉重打击，日本统治集团由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8月，田中内阁陷于政局危机，支持田中的经团联决定不再帮助自民党的集资机构国民协会筹集政治资金，随后，东京电力公司也决定停止政治捐款，财界决定抛弃田中。10月24日，财界团体“议会政治现代化委员会”向田中首相提出《关于自民党改革和政治资金应有状况的建议》，建议解散和改组国民协会，给田中以最后一击，迫使田中11月24日宣布辞职。此后，标榜“清廉政治”的三木内阁上台，财界仍然肆无忌惮地干预政治。三木武夫首相为防止“政企勾结”，限制企业的政治捐款并减轻选举费用，推出《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和《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同时，为平息国民对垄断企业的批判，要求大企业行为“公正、公开”，而且准备修改《禁止垄断法》。此举引起财界和自民党内主流派的强烈反对，他们首先迫使三木修改方案，然后，在众议院通过修改法案之后，在参议院的审议中又使该法案“审议未了”而作废。财界对三木内阁失去兴趣，自民党内派系斗争加剧。1976年春季日本产业工人等发动了3次大罢工，三木内阁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被迫下台。田中、三木二人的宦海沉浮录，是财界控制和影响国家政治的真实写照。政界在借助财界力量的同时，也企图限制财界主宰政治，两者之间既互相利用也互相斗争。这些众目昭彰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必然反映到教科书中。

另一方面，日本工人运动高涨促使日本政治“向右转”，间接影响教科书问题。1976年12月，自民党在第34届众议院大选中惨败之后，采取党内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等政策巩固政权，加强国家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统制。在这种形势下，教育及教科书再次受到统治集团的高度重视。1977年1月21日，福田赳夫首相（福田康夫首相之父）在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讲，提出“国防取决于国民保卫自己国家的气概和国民的共同意志。”2月5日，福田又在国会表示：“我认为《教育敕语》所表明的为人之道，在当今仍然有活力，而且今后也必须充分发扬光大”；希望确立将情操教育、道德教育作为重点的、堂堂正正地高唱国歌《君之代》的教育，培育忠于国家之心的教育。福田还鼓励以“重新唤起民族精神”为主要目标的天皇“元号法制化”运动，并且亲自接见了所谓的运动代表。自民党发动了纠正教科书“偏向”的进攻，同年6月，文部省再次修改《学习指导要领》，提出把《君之代》定为国歌加强爱国教育。[4]

从教科书的编写制作、审定和选用周期推断，引发80年代初大企业攻击教科书的主要问题———负面表述经济垄断和大企业、中小企业的不利处境，强调“消费者”与民众的权利，批判大企业制造公害等，都是70年代日本社会的热门话题和国民普遍关注的焦点。这在取得反击三木内阁限制垄断立法胜利的大企业看来，不但有损于大企业的社会形象，而且任其发展可能危及实际利益。大企业对教科书的批判，符合自民党纠正教科书“偏向”的政治意图，两者结成发动进攻教科书的联合阵线。大企业率先向教科书发难，集中攻击较多表述经济领域问题的公民教科书。

1980年11月，经团联设立的“经济宣传中心”出版了《经济教育》一书———大企业团体审查批判教科书的报告，审查对象是1981年4月即将在初中使用的7家出版社发行的社会科公民教科书。《经济教育》首先对每册教科书作出整体评价，摘出“有问题”的表述列出一览表，然后按照具体问题，比较各教科书的表述。即使表述内容缺乏“均衡”、“有产生误解的危险”未必构成“问题”，也要全部摘出，由一位匿名者负责分析研究。审查结果认为，上述7种教科书共存在以下14个共通问题：（1）各教科书的表述内容存在很大差异。文部省《学习指导要领》仅规定指导项目，没有规定内容。（2）全部教科书的表述，都以提出问题加以批判为主，极少表述解决问题的尝试，以及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可能采取的行动，欠缺行动性与关于未来的定向。（3）公民教科书中也有资本主义形成和国际形势等历史性表述，强烈反映执笔者的观点，存在很多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中学的历史教科书。（4）主张权利的重要性走向极端，极少表述伴随权利的义务，以及调整个人与集体的权利和冲突问题。（5）关于宪法与自卫队，在现实中国民普遍接受自卫队，因此没有把自卫队说成违反宪法，所有教科书同时记载了两种观点。但有两三种教科书表述国际形势二元化：战争势力或和平势力。（6）教科书不仅要提出政治问题，而且有必要通过表述使学生进一步考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参加地方政治和福利活动，参与共同体及地区文化的形成等。（7）很多教科书把公害仅归结为“产业公害”，无视“城市公害”和“生活公害”，或对此没有说明。将公害的原因片面归咎于企业的表述十分突出，没有真正指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向。（8）教科书大多表述消费者是与企业相对的应该保护的弱者，不少教科书没有讲述个人消费在当今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9）几乎所有教科书都指出了资源和能源问题的重要性，缺少今后向节省资源型企业社会转变的尝试及行动的具体说明。（10）垄断问题多集中在与经济有关的表述中，无论哪种教科书都在表述垄断上下了很大功夫。这些表述虽然讲的是理想形态，但却给人以现实也如此的印象。在现实经济中，大企业存在多方面的竞争关系，新产业的出现也经常产生动态竞争，对此几乎没有说明。（11）教科书一致强调今后应推进福利，但却很少涉及需要完成的课题，如财政负担等。（12）关于经济体制的历史说明较多，有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主义经济现状的说明薄弱。有必要超越社会体制，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角度加以说明。（13）几乎没有说明企业的基本性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表述企业所犯错误占压倒多数。（14）从整体上说，表述经济问题存在太多的成见，对现实动态欠缺说明。这样会造成片面印象———所有综合商社和广告业者都是坏人，中小企业总是受压迫者。

在摘出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经济教育》有针对性地提示出“经济实态补充信息”：“企业的基本作用”，“企业对提高生活水平作出的贡献，对确保资源的贡献”，“企业解决公害的成果”，“企业在国际化中的作用”，“企业与社会的合作”，“现代产业的竞争状况”，“车间内的新尝试”，“中小企业的实际状态”等。以“企业的基本作用”为例，需要补充这样的信息：“要坚决主张企业在社会中的基本作用在于‘适应人们的需要，供给便宜、优质的财富和服务’，呼吁只有通过实现企业的作用，才有可能解决雇用问题，提供有生活意义的工作岗位，解决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负担等社会课题。”又如，补充“解决公害的成果”：“以具体事例表述产业迅速解决公害问题取得的成果———大气污染、排水、噪音、工业垃圾、绿化等。还应介绍企业开发防止公害的优秀技术。”《经济教育》建议说：“应该注意，许多教科书都批判大企业雇用残疾人落后。企业在雇用高龄者的同时雇用残疾人，显示作为社会集体成员之一的负责任的态度，能够有效应对教科书批判大企业。”[5]

《经济教育》表明企业界认定公民教科书表述了有损于企业形象的“成见”，片面强调弱小者的利益与权利，把大企业当作“坏人”批判，造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仍然存在弱肉强食、不利于消费者的片面印象。该书在赞美企业“社会贡献”的同时，以提供“补充信息”为名，主张修改教科书内关于企业垄断、公害等社会问题的表述，纠正教科书倡导保护弱者利益，提高社会福利的“偏向”。客观地说，上述补充信息并非一无是处。例如，公害不仅来自产业，废弃电器、生活垃圾等也是污染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问题，但产业公害的危害最大，后果最为严重。教科书客观反映六七十年代的重大社会问题，特别是企业给所在地区民众造成严重的健康危害，各地陆续发现工业废气物造成的疾病。例如，有机汞中毒症“水俣病”严重危害民众生活，引发当地受害居民多次提出诉讼，1967年至1969年居民相继胜诉，迫使企业作出经济赔偿，治理公害。此外，各地民众要求工厂处理废水和减量排放，反对建设工厂、发电站、核电站、公路、铁路、影响日照的建筑物等，不断掀起“保卫生活环境”的运动。在民众运动的推动下，1967年日本国会通过《公害对策基本法》，国家支付巨额费用防治公害，从1973年起污染程度才有所减轻。教科书作者作为民众的一员，将民众保卫生活的现实活动写入教科书，反映了日本社会的实际状况。另外，中小企业缺乏竞争力不得不依附大企业；消费者作为相对的“弱者”处于被动和不利地位，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世界各国的共同现象，并非由于教科书作者“成见太强”。但是，这些表述却被大企业集团视为不能容忍的偏颇。值得注意的是，大企业团体不仅在经济领域寻找问题，而且在有关宪法与自卫队问题的表述中“纠偏”，这是财界支持自民党防卫政策的政治取向所决定的。1980年，关西经济团体联合会的会长曾公开发表言论，主张日本应该实行“征兵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