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教育劳动力市场现状

一、简要的历史回顾

1970年，伯格在《教育与工作:培训大诈骗》一文中用“文凭主义”的观点来解释教育的经济功能，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上，文凭是获取某些职业的门票，而有些文凭的持有者并没有达到应有的人力资本积累程度。他分析了虚假文凭对工资的影响，从而动摇了人力资本理论所建立的教育与劳动生产率、工资和国内总产出之间的递进关系。同年，瑟罗在《人力资本投资》一书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1973年，斯潘斯在《工作市场信号》一文中论述了文凭所具有的信号功能，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除了个人能认识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以外，雇主观察不到求职者的劳动生产率，他可以借助文凭来免费观察求职者的教育资历，并以此作为他们决定雇用与否和工资高低的标准。1974年，他在《竞争和自由选择对信号的反应:效率与分配的一种分析》一文中，把劳动者分为“高才能对低教育成本”群体和“低才能对高教育成本”群体，认为才能高的人所费教育成本较低，教育投资对他们而言是有利可图的;而才能低的人所费教育成本较高，教育投资对他们而言是无利可图的。同年，威尔斯提出:如果能证明对于从事不同职业而具有相同素质的劳动者而言不存在工资差别，那么，教育的筛选假说就是正确的;同样，如果能证明个人的人力资本不会影响个人的工作表现，那么，教育的筛选假说就是正确的。这被称之为“威尔斯假说”。后来，米勒(P.W.Miller)和沃尔克(K.I.Volker)等人证实:“同样从事经济职业，经济学者并不比受过技术教育的人挣钱多。这进一步证实了筛选假说。然而，同样从事技术职业，受过技术教育的男性的起始工资却比经济学者的高出5%。这反过来又证实了人力资本理论。”^[23]1975年，斯蒂格利在《筛选理论、教育和收入分配》一书中把教育的筛选功能进行如下划分:①教育机构通过入学要求和入学评价来对学生进行专业化分类;②在教育过程中通过标准化考试来对学生进行学习成绩的比较;③个人在教育过程中对自身的才能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而能进行合理的自我选择。^[24]1987年，亨杰福德和索龙在《教育回报的羊皮效应》一书中，对“羊皮假说”，又称“文凭假说”——如果未获得初级学院文凭的辍学者所获教育回报低于完成了初级学院学业并获得了文凭的人所获教育回报，那么，教育的筛选假说就是正确的——进行了检验，证明了高等教育不同年限的收益率存在着不连续性，从而证实了“羊皮假说”。

由此可见，以上学者从劳动力市场信号和筛选假说意义上对教育经济功能的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教育的劳动力市场发送功能的经济意义，这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补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这些解释才被称为一种教育经济学理论——劳动力市场信号理论。如果教育没有劳动力市场信号功能，学校也不为毕业生出具学业文凭，从而也不为劳动力市场配置提供劳动力市场信号，那么，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条件下，雇主花费在寻找雇员上的“搜索成本”就会变得很高，社会资源配置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顺利，社会资源配置机制也许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了。

如图2-2所示，劳动力市场信号理论对教育所作的筛选假设的经济学解释，是遵循这样一条思路来进行的:教育具有甄别人的才能、确定人的生产性特征等劳动力市场信号功能，它可以筛选出象征不同才能的文凭，进而为劳动力的市场配置提供劳动力市场信号，使劳动力配置效率得以提高，并参与国内总产出的分配，通过市场机制和分配机制，将劳动力配置效率转化为社会和个人的劳动力配置收益，以补偿教育成本，从而实现教育投资与收益的均衡。在这里，我们把这一解释模型叫做劳动力市场信号的教育投资与收益模型。

必须指出，筛选理论的创立者们在强调教育的筛选功能时，在某种程度上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和抹杀了教育的生产功能，甚至认为教育只是人的才能和生产性特征的筛选器，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只能影响国民收入分配，进而断言:“教育的社会毛收益率因教育对分配的影响而趋于零;社会净回报则呈负数。”^[25]这显然是错误的。如果真是这样，教育就不会发展到像今天这样庞大的规模;在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政府、单位、家庭和个人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也不会日益提高。再说，筛选假说的有些检验本身也证实了教育确实存在积累人力资本的功能。

图2-2　筛选理论的教育投资与收益模型

还必须指出，筛选理论把人的才能仅仅看作是教育筛选的对象而不是教育生产的结果，这也是片面的。例如，我们必须承认，有才能的高中毕业生可以争取到更多免费上大学的机会，可以争取到更多的大学奖学金，从而降低了他们的高等教育成本，但我们还必须承认，大量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了正常人的遗传素质差别是很小的，因此，才能既是教育的前提，又是教育的结果。筛选理论在把才能当作教育的前提的时候，却忘记了才能还是教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