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27日（农历除夕前一天）23点45分，中联轮船公司“太平”轮因超载、未开夜间航行灯，在舟山群岛海域白节山附近与载有2700吨煤矿及木材的“建元”轮相撞沉没。船上搭载总共近1000人（有票乘客508名、船员124名、无票者约300名）；另载有沉重货物，包括600吨钢条、《东南日报》印刷器材与白报纸100多吨、中央银行重要文件1000多箱等。
“太平”轮由美军设计制造，排水量2489吨，是一种仅供短程使用的运输船。在“二战”时，这种运输船的主要任务是补给中国后方战备生活所需。但日本为了切断补给，往往会集中火力击沉这种运输补给船。所以美军刻意将此种船的船身设计成轻巧单薄，以便加速航行。中联轮船公司出资买下了“太平”轮，并从1948年月开始往返上海——基隆，至1949年元月沉没为止，共完成了两岸间35趟航程。
当时的中国，从大陆到台湾的机票和船票班班客满，一票难求。上海外滩更是涌入许多想要去台湾携家带眷的人们。黄牛票是正常票价的数倍，但还是一抢而空，于是客满与超载成了常态。为登上“太平”轮，乘客用金条换取舱位，有时还得动用特权关系挤上早已客满的“太平”轮。
1949年初，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曾下令“查轮船载客额限制例禁甚严，近以日久废弛，主管者不加干涉，航轮这边唯利是图，不顾旅客生命安全，演成巨祸”。政府虽三令五申，但船运公司唯利是图，旅客只要能挤上船就已满足。
但海难最后还是发生了。
预计16点出发，因等待中央银行的一批银圆，延至18点起航。“太平”轮是从上海开往台湾基隆的，当时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布海上戒严令，船只不能挂灯。“太平”轮夜间航行，为逃避宵禁，没开航行灯。
那夜，无风，无雨，无雾。还能见到远处小岛上的渔火。
“建元”轮是从基隆开往上海的，隶属于益详轮船公司。两轮呈丁字形相撞，吨位较小的“建元”轮立刻下沉；“太平”轮在最初几分钟似乎安然无恙，甚至还救起了“建元”轮的几名船员。没多久，“太平”轮船体开始进水，起初想往附近岛屿靠岸，可是还未到岸边，就开始下沉。至12时半左右，“太平”轮没顶。惨叫声四起，落水者因天寒而冻死或溺毙，超过900人罹难。
“太平”轮失事地点大约为舟山群岛嵊泗区域内的白节山与白洋山、三星山之间的三角区。按照官方说法，当时被救起的生还者36名，其中旅客28人，船员6人，另有“建元”轮上的2人，这些幸存者最后由澳大利亚军舰华尔蒙哥号救起。此外还有几位自行脱难者，张典婉《“太平”轮一九四九》书中提到舟山渔民姜思章的父亲与几名船家，曾在深夜摸黑救上几名生还者，用渔绳拉他们上船，第二天送到附近的相关单位。这样幸存者总数该有40余人。
搭乘“太平”轮的，大多是有名望、富商级的人物，包括山西省主席邱仰浚一家，辽宁省主席徐箴一家，蒋经国好友俞季虞，袁世凯之孙袁家艺，《时与潮》总编辑邓莲溪，天才音乐家、南京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伯超，还有神探、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之父李浩民，前亚洲女首富龚如心之父龚云龙等。船上漂流着许多珠宝首饰、佛像牌位、木箱文牍。
1951年台湾基隆港东16码头海巡队附近立有“‘太平’轮遇难旅客纪念碑”，由于右任题字。2004年4月，台湾民进党“族群事务部”与香港凤凰卫视合作筹拍《寻找“太平”轮》纪录片。
原本在上海港送别亲人，原本在基隆港迎接家人，从此岸到彼岸，却永远留在了舟山海域。这一段海难悲剧在最初的震惊、愤怒过后很快被1949年那场政权交接的大潮所吞没。半个多世纪了，有人一辈子渡不过海峡，进不了家门，踏不上两边的港岸。
舟山海域白节峡55米处，成了太平轮及900多名罹难者永远的归宿。
2010年5月25日，舟山市嵊泗县白节山约1千米处，两艘渔船渐渐地停了下来。其中一艘船上站满了互相搀扶的老人，船头飘着的旗帜写着“‘太平’轮协会赠”的字样。老人们手捧白色菊花，面朝白节山灯塔方向默哀一分钟。之后，老人们轮流走上船头甲板，默念给亲人的祭文。
这次海祭的发起人之一、太平轮协会的秘书长，也是《“太平”轮一九四九》的作者张典婉说，此次活动，是为寻找两岸记忆的拼图。
这也是海峡两岸良性互动向更大的纵深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活动。这样的活动符合两岸人民的情感与利益。是的，海峡两岸，原本就属于“命运共同体”。合祭就是把“命运共同体”更加具象化、情感化。
海祭团一行还有两个心愿：一是将台湾基隆港内的“太平”轮纪念碑，从军营里迁出来，异地重建，刻上遇难者的名字；二是想在嵊泗县白节山岛上，也设立遇难者纪念碑，让子孙后代都能来拜祭。豁达灵性之地舟山群岛啊，这样的愿望是不是应该在不远的某一日得以实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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