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式讨论模式在“基础课”教学中的运用

大学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一门特殊的课程，它为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人文素养和思想政治素质的基础。在思政课的讨论式教学中运用对话的教学形态旨在打破学生作为客体的被“灌输”现状，使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都成为教学主体，从而打破知识从教师向学生单向的纵向传播。“成功的教学中，教师与学生在进行情感和思维上的对话，这对话的发生和存在都依赖于情感合作的持续发展。”^[7]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以下称基础课）为例，基础课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法制观，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课程。基础课中涉及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都来源于生活世界，与同学的个体生活息息相关。可以，基础课是一门充满生活体验、生活关怀的课程，其中有很多可以讨论，进行“对话”的主题，譬如：大学生活的规划，大学时代的理想，人生观中的价值追求，生活中的道德判断，社会中的法律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都不是简单地将其抽象化、概念化和工具化，简单的灌输只会导致教学内容与实际生活的严重剥离，要将基础课的教学内容贴近生活，结合生活，讨论式教学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方式，而通过“对话式”的讨论模式更能引领、拓展和深化基础课的基本知识要点。

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的“道德教育”为例。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俗和人们内心信念来维系，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善恶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为活动的总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碰到道德问题，很多情况都需要作出道德判断，这种道德判断如何形成呢？这源自我们对道德问题的认知，人们普遍存在道德问题，但又在道德问题上又总是不能达成一致，这是因为道德的普遍性与每个人对道德认知的多元性造成的。伦理学家罗伯特·诺齐克（Noziek）用“伦理（道德）的普在性”（the Ubiquity of Ethics）来表示人类道德问题的普泛与平常。“我们注定是或本质上是一种道德存在”。每个进入道德生活世界的人都必须面对“如何道德地生活”这样的问题，也就“不可避免地与他者相遇时已经面对着善与恶的选择”^[8]。但道德的普遍性存在并不意味着道德规则、美德、原则等方面在空间或时间上的整体划一。作为一种文化姿态，人类道德的多样性或者说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几乎是一个不可化约、不可消解的事实。因而，在道德教育中，道德教育不能变成道德教化，而应该成为学生发自内心的道德共鸣。运用对话式教学就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教学方式，她使同学能全面、客观地认识道德问题，并将道德认知内化为道德观念，外化为道德行动。譬如：讨论当前社会的道德热点“老人倒地该不该扶？”的问题时运用“对话式”的讨论教学方式效果就特别好。这个问题既是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又能通过对话，让学生在对话中形成基本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判断，在日后的生活中转化为道德行动。

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道德的多样性和差异性。道德是奠基于人的独立、自决的精神生活，而道德对话是通过对话的形式在多样化、差异化的道德讨论中寻求人类的共契价值和共享规范。正如麦金泰尔所言：不同道德传统达成共识坚定信念，“如果两个道德传统能够相互承认在重要问题上提出了互竞论点，那么它们必然分有某些共同的特点”^[9]。道德共识即在道德对话的交流与争辩中获得道德的知识和美德与正义，再将这些道德知识和美德转化为道德行动。用麦金泰尔的话来说，只有对于拥有正义美德的人来说，才可能了解如何去运用法则。道德对话建立在拥有道德主体性基础的个体身上，即道德生活的主体们通过参与公平合理化的选择程序共同选择一种公认的合理的道德秩序。拥有道德主体性基础的社会规范伦理才有条件进入社会公民或道德个人的内在美德，内化为每个个人的道德品格和行动准则。反过来说，唯有那些为广大社会公民或道德个人所普遍接受的社会伦理规范才堪称真正有效的普遍道德规范，也才具有真实的社会伦理意义，否则，也就只能成为缺乏对人们内在精神吸引力、感染力的干瘪的道德教条而招致被抛弃、被抗拒的命运。可以说，道德的本质就是对话，无论是道德现象的产生还是个体道德的获得，都是对话的结果，体现对话的本质。道德教育以对话的形式展开更符合道德教育的本质，也更能激起学生在道德认知上的共鸣。作为肩负着道德培养的思想政治课教师运用对话式的教学方式，利用自己的课堂，实现道德对话，用心灵启迪心灵，用言语传承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