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中，有这样一些人：对待领导只说“漂亮话”，对待同事只说“赞美话”，遇到矛盾总是绕道走，该讲话的时候不讲话，该表态时不表态。本该挺直腰杆讲真话的时候，很多人反倒变得理不直气不壮起来，小心翼翼地讲，瞻前顾后地讲，甚至偷偷摸摸地讲。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敢于说真话的人越少，说明问题就越严重。
要挺直腰杆说真话，实事求是，而不是“随风倒”。讲真话，就是要讲合乎事实的话，讲发自肺腑的话，讲反映真情的话。
善于听真话，勇于讲真话，是职场基本准则，是事关工作成败、事业兴衰、公司兴亡的大事。善听“好话”容易，善待“真话”却很难。
诗文革新派的领袖欧阳修，只是因为写了一篇《与高司谏书》，为被贬官的范仲淹说了几句公道话，宋仁宗赵祯便听信奸臣的谗言，将其视为范的“朋党”，欧阳修因此被贬往荒僻的峡州夷陵。虽然七年后，宋仁宗又将其召回朝廷任了谏官一职，但两年后，又因《朋党论》而再度触怒了赵祯与反对革新的朝臣，欧阳修又被贬往滁州。
韩愈身为中唐文坛的领袖，上书了一篇《论佛骨表》，对兴师动众、耗费巨资、掀起迎拜佛骨狂潮的宪宗李纯进行劝谏。李纯览表竟勃然大怒，硬要将他宰掉，幸得宰相裴度、崔群及一些王公大臣为他求情，才算保住了性命，但韩愈还是被贬到了偏远的潮州。
古人云：“用一贤人，则贤人毕至；用一小人，则小人齐趋。”如果领导善于听真话，则身边齐聚一批敢于讲真话的正直之人。
敢讲话，意味着正视现实、直面问题。真话、实话不像假话那样经过处心积虑的修饰，也不像套话那样不痛不痒，但却是最管用的话。
战国时期有一位有作为的君主齐宣王，有一段时间，齐宣王沉湎于酒色，不问国政，致使奸佞小人当道，忠臣义士遭贬。眼看齐国的国势一天天衰败下去。
一天，齐宣王正在雪宫里与宫娥彩女嬉戏作乐。一个长相丑陋的女子钟离春声称要入宫侍候大王。齐宣王出于好奇，传命丑女进见。丑女进来，齐宣王抬头一看，不觉目瞪口呆：天下竟有此丑女！她丑得如此出奇：宽额头、小眼睛、高鼻子、大喉头、驼背粗颈、黄发黑肤。
大臣、宫女看见丑女，哄笑不止。齐宣王觉得可笑，以嘲弄的口吻说：“我宫中粉黛三千，美女如云，你这粗陋丑女，连乡下人都会看不起，怎么想到要来万乘之尊身边争宠呢？莫非你有什么过人的本领不成？”
钟离春不卑不亢地说：“大王，我没有什么过人的本事，只不过会点隐语之术罢了。”齐宣王让她当即试来，如其不然，便有欺君之罪，立即杀头。只见那丑女举目、张口、挥手，然后指着膝盖高喊：“危险啊！危险啊！”
齐宣王不解其意，让她说明。钟离春说：“大王赦我不死，我才敢说。”齐宣王同意。钟离春上前施礼，说道：“我这举目，是替大王观察风云的变化；张口，是惩罚大王那双不听劝谏的耳朵；挥手，是替大王赶走阿谀之徒；拍腿，是要拆除大王这专供游乐的雪宫。民女不才，但我也听说‘君有诤臣，不亡其国，父有诤子，不亡其家。’而今大王沉湎酒色，不纳忠言，这是我张口劝大王接受规劝的意思；敌人就要大兵压境了，您还被一群吹牛拍马之徒包围着，这是要误国的，因此我挥手将他们驱逐掉；大王耗费大量财力、物力、人力，造成如此豪华的宫殿，弄得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今后怎能迎战秦兵呢？我这才手拍大腿让大王拆除这座亡国的雪宫，说实话，大王确实犯了这四大错误。在这国家危如累卵的时候，我冒着杀头的危险来劝告大王，如能采纳我的意见，民女就是死也无憾了！”
钟离春这一番振聋发聩的剖析，使齐宣王如梦初醒，大为感动，说：“如果你不及时来到这里提醒我，我哪儿会知道自己的过错啊！”他把钟离春看成是自己的一面宝镜。为了表明自己痛改前非，他让钟离春做了皇后。自此，齐宣王招贤纳士，疏远小人，勤于政事，齐国日益富强起来。
真话是无虚假点缀和曲意修饰、不受功利意识和个人考量影响的话，是发自讲话者内心，真实反映其所见、所闻、所思、所做、所感、所悟的话。真话有时会逆耳，实情有时会无情，但不讲真话，不听真话，就难以全面、准确地认识客观事物，不能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
俗话说“好话一句三冬暖”，说人好话、爱听好话是人之常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任何人都不喜欢受到批评和指责，也不喜欢批评和指责自己的人。两千多年前的齐人邹忌就说过：“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这个典故给人的警示是：有些“好话”不止脱离现实，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私心，甚至还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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