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

王夫之有些议论，毛泽东是赞成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四五梁武帝天监元年条，记载了梁武帝萧衍篡齐登基前夕的一段有趣的故事。这段故事的另两位角色是儒士沈约与范云。

南齐末年，时任大司马的萧衍已有篡齐之意。其好友、著名文士沈约和范云都看出了他的野心。于是沈约劝进说：“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文谶记又复炳然，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稍后，范云也陈述了类似的意见。萧衍听后很高兴，并让范云在第二天同沈约一起再来。沈、范二人从大司马府出来时，沈约嘱咐范云第二天一定要等他，但结果第二天沈约却独自先进了大司马府。萧衍让沈约起草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当即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单，萧衍看后表示完全赞同。沈约出来时，范云竟还在殿门外徘徊傻等。他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方醒悟沈约已赶在自己前面进去了，于是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安排为尚书左仆射。范云即会心一笑，说：这才和我所期望的一样。

对于上述这段史实，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一文中评论道：

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干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因异端之所不屑者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师鄙夫而学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驱之而已矣，又何受焉？

王夫之把沈约、范云这样的“干禄”“希利”之人鄙视为“俗儒”，认为这些人是“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对他们的行为非常愤慨，指出任用这些人不是“放豚”，而是“柙虎”，应该把他们赶走。

此次，毛泽东赞同王夫之的评论，在批注中进一步发挥说：

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344页）

毛泽东的批语有两层意思：万千俗儒中无一贤者；法家犹讲真话，俗儒伪骗。

俗儒，指浅陋庸俗的儒者。最早由荀子提出。《荀子·儒效》：“随其长子，事其便辟，举其上客，亿然若终身之虏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以为其学术荒谬杂乱，衣冠行为已同于世俗，言议谈说无异于墨者。“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同上）相反，其总是“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得委积足以揜其口则扬扬如也”（同上）。这些人“法先王”必然“足乱世”（同上）。故人主用俗儒之主张，万乘之国只能勉强得以保存。这是战国末期的“俗儒”这个概念的内涵。

王夫之对“俗儒”的定义则是：“俗儒者，以干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因异端之所不屑者也。”就是利欲熏心而不知君父之道，又讲异端邪说的庸俗浅陋之儒。这是明末清初时期“俗儒”这个概念的内涵。具体所指，就是沈约、范云一类阿谀篡位者以谋取私者之徒。沈、范二人，言甘行贼。他们鼓动萧衍篡位，口头上说什么“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实际上内心里想的是自己升官谋利。沈约的玩心机，范云的谋高位，皆是无耻之尤。

也许毛泽东正是有感于此，批评“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相反，他认为倒是“过去法家之犹讲些真话”，这是俗儒之伪所不能比的。法家如何能讲真话，毛泽东没有具体展开。比如，韩非就敢讲真话，不回避问题的实质。他主张君主集权，修明法制，富国强兵；鼓励耕战，加强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实行愚民政策；提出任法不任贤，不用文学游宦之士，排斥儒墨的仁民爱物思想，推行极端的专制主义。特别是韩非子能直面人性的幽暗面，无论是对君主统治心理的分析，还是对臣民行为倾向的剖析，往往一针见血，如“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等等。韩非的思想为当时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作为早期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一方面有其刻薄寡恩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有其真实坦率、毫不掩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