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走进中国海

无论谁，做如何的研究都无法否认和改变这样的事实：海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体，自古以来我们与海洋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海洋利用的认识与实践在主观意识上存在的差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郑和船队七下西洋虽然辉煌，但负有的是政治使命，而不是负有征服海洋的使命，因而导致中国在人类征服海洋的历史上黯然失色。之后，使中国在始于15世纪末的全球大航海时代里全程缺席了。

还在中国元朝时，一个叫马可·波罗的意大利人从中国返回本国写了一本书《马可·波罗游记》。正是这本书把这个蓝色星球上原本寂寞冷清的浩瀚海洋搅动得躁动不安。

马可·波罗从遥远的西方海岸走进了中国海，在世界历史上他第一个把中国介绍给了欧洲，为欧洲编织了寻找东方“黄金之国”的梦想。

当世界进入15世纪，在马可·波罗的影响下，一个世界大航海时代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序幕，而拉幕的绳子竟是操纵在葡萄牙人的手中。葡萄牙人厚积薄发，扬帆出海，终于打通了印度洋航线，财富滚滚而来，并以崭新的姿态在欧洲崛起。几乎是同时，西班牙也不甘落后，在航海探险事业上取得的突破足以和葡萄牙人一争雌雄。接下来海洋争锋峰回路转，英国、法国、俄国、荷兰等欧洲国家纷纷登场，各逞英豪，要在地理大发现中分一杯羹。这些航海探险尽管充满了掠夺贸易，但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美洲，完成了环球航行，使一个个陌生的角落接连被发现，世界逐渐被连在了一起。为此，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一个个人们谙熟的名字永久地载入了世界航海史册。

大航海时代向世界宣告：人类从此将以全新的目光和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赖以生存的这颗蓝色的星球。

在马可·波罗走进中国海的前后，中国人都在干些什么？

1230年到1239年，有一个叫汪大渊的中国人先后两次驾船航海，航迹遍及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印度洋与地中海，并把航海见闻写成了《岛夷志略》流传于世。汪大渊航海比郑和早了175年，比哥伦布早了262年，更重要的是汪大渊航海并不是朝廷行为，而是民间自发探索海洋奥秘的壮举。然而，他的名气和业绩却无法与郑和、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相比，这又是为什么？

汪大渊之后，郑和来了。郑和下西洋被称为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郑和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七下西洋，航船200万艘3万余人，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87年，早于达·伽马横渡印度洋93年，早于麦哲伦环球航行114年，这些都是欧洲那几位航海家所望尘莫及的。

20世纪末，有位美国女作家为写郑和下西洋，亲赴东非一些国家追访中国大明船队的遗踪。她竭尽全力调动东非人对那次声势浩大的航海活动的记忆，最终得到的只是从他们老祖宗那里流传下来的几声叹息：曾有过一支浩浩荡荡的中国船队，像一片云铺天盖地而来，又像一片云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有几座庙宇，几块石碑……

无独有偶，到了20世纪末，葡萄牙人为了纪念达·伽马横渡印度洋500多年，向联合国申请将1998年定为“国际海洋年”。联合国秘书长大笔一挥同意了，还确立了一个很好的主题：“海洋——人类的共同遗产”。

这是不是绝顶的讽刺？这会不会令好大喜功的中国人汗颜？中国人应该认真地思考：中国人早期的航海想要寻找什么？为什么中国从寻找世界，到被世界寻找？

郑和下西洋奉行的是朝贡贸易，按照中国历朝历代的传统，坚持的是他国“薄来”、中国“厚往”。这虽然体现了中华民族热心扶助弱小的美德，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培育了我们自己的软实力。

1792年，英国朝野两党共同推举马噶尔尼勋爵为赴中国的特使，目的是要让中国认识大英帝国世界老大的显赫地位，心悦诚服地充当“日不落”帝国的茶园。他们此行中国带来了天文仪器、车船模型、纺织用品、钟表玻璃、机器玩具等礼品，要让我们的乾隆爷长长见识。

就在马噶尔尼使团的船队驶进中国海、锚泊渤海湾的大沽觐见乾隆之前，朝野却为了见面礼节是否中规中矩颇费了一番周折，要求马噶尔尼一定要按大清朝的礼仪行“三跪九叩”大礼。最终，马噶尔尼未能遂乾隆所愿，只行了免冠、趋单膝、深鞠躬之礼。

据说事后拿破仑曾评论这次的礼仪，嘲笑马噶尔尼不能“入乡随俗”，给中国皇帝行礼有些不伦不类。马噶尔尼此行中国看到了什么？就在他离开之前，曾悄悄地对随行人员说了这样的话：“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我们只需几艘三桅战船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此时乾隆被厚重的长城和紫禁城重重隔离了，成了“井底之蛙”。他的志得意满、故步自封潜伏下来的是一个国家失去走向海洋的严重危机。而马噶尔尼的几句“老巫婆式”的咒语，在48年后让中国地动山摇，鸦片战争在中国海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