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高官”吴晓灵

（2011年12月16日）

12月12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当选2011年“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

在此之前，她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她是中国金融界耳熟能详的人物，是金融界真正的“大姐大”，现任央行副行长的胡晓炼是她五道口的小师妹。

但有意思的是，吴晓灵在今年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并非是她在金融领域的活动，而是她作为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质疑住建部建廉租房可能会出现权力寻租。当时，她毫不给住建部部长面子，颇有西方“议员”质询官员的味道，而这正是人大代表被赋予的最基本的监督权。

其实，吴晓灵在金融界素以敢言著称，不敷衍记者提出的任何金融问题，演讲从不重样。重要的是，台下听讲的都相信她的演讲稿是自己所写，因为她曾任央行旗下《金融时报》副总编。就在不久前，她在某大型银行的内部研讨会上还当着一干银行董事长、行长的面极力批评商业银行。

不过，这位金融“铁娘子”也有温情的一面。央行一名工作人员对《华夏时报》记者介绍，吴晓灵任央行副行长时，“经常自己做饭，如果她的司机很早来接她，她还会给司机带饭。我们跟她共事基本都没把她当部级高官看待，因为从她身上散发不出任何官僚痕迹，对我们都挺好的”。

2007年年底到次年3月，吴晓灵卸任央行副行长当选为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完成了从金融监管者到政府监督者角色的转变。

麻辣监督

吴晓灵与央行其他现任和转任他职的郭树清、项俊波、易纲等一样对农村金融和小额信贷十分关注，并都为推动上述事业发展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出任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后，吴晓灵则对弱势群体和民生问题十分关心。让吴晓灵声名鹊起的是新华社一篇关于吴晓灵向住建部部长问的一个简短的问题的报道。

据新华社10月27日报道，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当日举行联组会议，专题询问国务院关于城镇保障性住房建设和管的理情况。

其中，最麻辣发问者当属吴晓灵委员，她当时的问题是：“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消除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市场中的寻租空间呢？”

吴晓灵的提问随后在网络和平面媒体上持续发酵，支持者普遍认为，她能提出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说明她也的确了解到了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市场中存在的寻租问题，民众对开着宝马奔驰住经济适用房和公租房问题相当不满。

年初，吴晓灵曾撰文指出：应将住房政策与房地产政策区分开来，笼统地将房地产行业当作支柱产业来抓，一味片面地追求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必然导致房地产政策出现偏差。

发问有所指，金融出身的吴晓灵身份转变之后，对房地产和保障性住房等民生话题，显然是做了系统性调研的。

货币主义者

没有人怀疑吴晓灵是位弗里德曼信徒，她也曾经自称是个货币主义者。

“货币政策回归稳健是怎么样的表现？我一再宣称我是货币主义者。我认为稳健的货币政策应该表现为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和物价预期调整幅度相适应。”这是2010年10月吴晓灵在一个论坛上对当时的货币政策的解读。她认为：“在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加大的时候，我们在‘保增长、调结构、控预期’这三个目标的协调当中，我认为管理通胀预期日益迫切。”

卸任央行副行长后，原本率直的吴晓灵说话更是直截了当。早在2009年9月甚至更早，吴晓灵对当时的宽松货币政策就曾提出批评。她也可能是彼时唯一公开质疑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官方人士。

根据当时的报道，在吴晓灵看来，中国并没有经济危机，也没有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下滑，是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合理，需要自我调整的必然趋势，国际金融危机只不过是促使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得快一点而已。在这样的背景下，为打消通货紧缩的预期，采取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对的，也已取得成效，因此中国的中央银行绝对不能采取和国外的中央银行同样的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

事实上，像吴晓灵一样，中国金融系统的许多官员都是货币主义者，还有很多金融高官出版过类似弗里德曼著作的教科书，比如易纲等。而货币供应学派不仅是一个学术流派，更是一种市场理念，这一点和凯恩斯主义是相冲突的。美国政府不管经济，美联储负责刺激经济，而中国完全不同，所以美联储可以以货币供应学派作为指导思想，但是在中国，许多投资者就会觉得和中央政府的宏观政策格格不入，甚至矛盾。

我们的政府其他财经高官很迷恋凯恩斯主义，于是，当时吴晓灵的批评，显得格外另类。

而中国特色的放松货币在表现形式上是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息；而放松货币最主要的传导形式是商业银行增加贷款，在银监会管信贷的两年，2009年和2010年商业银行放贷近18万亿元，是正常年份5年的总和，后来的通胀和房地产泡沫与此直接相关。

假如，决策者当时采用了这位央行前副行长的建议结果会如何呢？

银行批评者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自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制定系统的吴晓灵对商业银行自然有着不一样的了解。

就在她获得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那一天上午，吴晓灵应一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邀请开一个研讨会。在会上，面对几乎清一色的银行高管和银行自己的研究人员，她对银行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批评：“希望你们只赚取你们该赚的，不要赚不该赚的钱，比如，你们的渠道很强大，有少数银行跟基金要盈利分成，人家不是给你手续费了吗？人家赚钱了为什么要给你分成？”

她认为，银行过于强大对其他行业发展不利，比如，基金、PE等。

随后一位副行长辩解说，银行盈利对国家、对股东都有好处；中国银行业是伴随经济发展而盈利的，财政收入增长不也百分之二十六点多吗？中国国有银行的利润增长与财政收入增长大致匹配；中国银行业业绩增长是靠创新获得的，利差收入占比在逐年递减；外资银行业绩增长也很快，大银行业绩增长与之协调。

随后，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反击得则更为直接：融资融券只在两家银行试点后就歇菜了，监管者以美国金融危机为借口不再搞资产证券化，这是误区。说我们靠吃利差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你不让我资产证券化的，不让我们搞，明年我还得拉存款放贷款，吃利差。“是不是，吴行长？”

此时，批评见效之后的吴晓灵反而只是乐呵呵地看着与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