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而上学到伦理学

贾丁斯（2002）在其《环境伦理学》中指出，深生态学不仅要提出新的环境伦理观点，而且要发展新的形而上学。在方法论上，深生态学已经促使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有所突破。这恐怕是纯粹的哲学家们所不曾料到的。

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主客体之间的区别是最普遍和最基本的区别之一。考查事物的本质是西方主流形而上学尤其是本体论的最重要的目标。耳熟能详的论述是这样的：客观世界是独立于人类及人类理解的存在，科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归纳其真实存在。之所以说科学的论断是“真实”和“客观”的，那是因为它反映了这些真实存在。人类去了解、去解释这个客观世界，去感知、判断和评价它，进而对它产生感情。相对于客观存在的世界，人是主观的，主观的感情、判断和评价当然依赖于人这个主体。因此，有主观性特点的感情、判断和评价就是不能被当做客观的“真理”。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人们对于科学事实表现出尊重，而对于如“神圣的雪山”之类的信仰则不然，至少是不那么尊重。

如贾丁斯（2002）所说：“这种区别对主流认识论和伦理学有深远的影响，深生态学家则认为，它对我们如何理解和评价自然都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接着简要地论述了主流认识论下，客观性描述和主观性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别。

从认识论角度看，可以通过测量、校验和检测等手段对自然进行客观的描述，而相应的主观性的价值判断往往是片面的、武断的、不可预测的和无法检验的。客观性描述是理性的、真实的，主观性判断则不是。在伦理上，价值的主观判断（“应当”）不能由事实的客观性描述（“是”）中导出。

以科学的方法来描述某个真实存在的事物，就是要用最基本的物理量对该事物进行主要特性的描述。比如该事物的几何尺寸、外形形状、质量、密度等，至于如该物体的颜色、味道等则是次要属性，这些特性需要在和观察对象的联系中得到体现。也就是说，我们说某个苹果是红的，闻起来是香的，这些都不是科学的描述，科学的描述应当是这个苹果反射的光波波长在630—750nm之间，会散发乙酸乙脂。再比如，说某物体60kg重就是不科学的，应当说它的质量是60kg，只有在给出了重力加速度g的数值后，我们才可以说它的重量是多少。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很魁梧，应当说他的身高为1.90m；不应当说听起来很悦耳，应当说振动的频率是多少多少赫兹，最好给出它的频谱。

这些说法对于大众来讲犹如日常生活物理化一样，了无生趣，也没有必要。

以物理上最常用的两个量时间和长度来说，其定义都是人为约定下来的。我们把太阳初升到下次的太阳初升定为一日，英制中把国王的脚长定为一英尺，中国古代则把成人的尺骨长度定为一尺。在这样的约定俗成下，用已知去探求测量未知。科学上的测量就是比较，或者说与已知量相联系相比较。尽管在进行科学研究中只把物理量当做一个变量，但大量的以人名定义的物理量单位说明了一种联系。

比较有趣的是在佛学经典《心经》（唐玄奘译，演培法师释，1989）中也有对事物描述的方法总结。人与外界事物的联系通过“色受想行识”方式，而这五蕴最终归为“空”。眼睛看到的颜色是光波在空间的波长不同而导致，光波消失颜色消失，或者你不看，眼睛与光波没有联系，那也没有颜色。你不去想，或者你根本没有这个东西的概念在脑中，那么你所想就是空。联系没有建立就是空。从时间上说，现在有联系，现在即有色，将来无联系，将来就是空。从时间轴上看，这些联系都是暂时的，如露亦如电。可是把个人换成整体的人类，那么这种联系维持的时间就长多了。

承认人类是环境的一部分，承认人与环境之间的联系，那么这些联系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除非你没有这些个念头。“真实”世界与我们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环境就在那儿，你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联系，包括环境与你自己的联系和环境与他物的联系“证实”它的存在；你是存在的，你可以用你与周围环境的联系证实，别人也可以用他和你的联系证实；你的感觉是存在的，除了自己能够描述外，别人也可以间接地通过联系证实你的感觉的存在；你的评价是存在的，同样因为有种种的联系在其中。尽管好多的联系是有时间性的，是会随着时间变化的，但其存在性是不必质疑的。解决了感觉、判断、评价的真实存在性之后，如科学上的物理量的测量一样，他人可以感觉、判断、评价你的感觉、判断、评价，如果大多数人能够达成共识，那么你的感觉、判断、评价就被接受，成为合理的。

这样一来，所谓主观性的感觉、判断和评价的过程与客观性的测量、度量和校验过程之间就没有那么大的区别。说一个身高1.90米的人长得魁梧，那是因为大家心目中有个做参考的人身高的平均值（尽管不会十分精确）。说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善，那是因为大家心目中比较之后发现越复杂的物种联系意味着生态系统越容易保持平衡，当然人类的选择也就越多。

在科学上，测量值的唯一性是通过参考尺度的唯一性得到的，但是在价值判断中，联系的多样性带来参考尺度的多样性，因此导致价值判断过程的多样性。从功利主义角度看，基因的多样性意味着经济上的价值，这是从人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经济利益的联系出发判断；从生态中心主义角度看，生物物种本身具有内在固有价值，我们要尊重它们，这是从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之间的道德联系出发进行判断。如果科学要求唯一性，那么这种多元的判断确实是不科学的，但不能否认它的合理性。

环境主义者经常被认为过于“感情用事”，无论在术语使用还是推理论证方面都能看到这一点。比如，藏族同胞呼吁禁止攀登梅里雪山，原因是那是“八大神山之首，通领其他七大神山”，是应当敬畏的地方。有崇尚科学主义的人士就以“反科学”为由谴责他们的愚昧。由于全球变暖和游客过多，梅里雪山的冰川融化速度加剧，正在以每年50米左右的速度后退。这种状况令当地居民及专家们担忧。大地盖亚模型中，把大地比喻为母亲就遭到科学主义者的嘲讽，自尊的科学家最好不要用盖亚假说（Gillon，2000）。有机模型中，把生态系统比喻为活者的有机体，同样被认为不科学。当我们能够有意义地理解这些“不科学”的表达方式所要表达的内容并表示同情或同意时，价值判断就是合乎理性的。

奈斯说：

开发者和保护者的冲突表明了体验何谓真实的困难性。对开发者而言，他们看不到保护主义者所看到的和体会到的实在。保持主义者把森林看做并体验为一个整体、一个完整的形式。当谈到森林的心脏时，他并不是在说几何上的中心。开发者则看到树木数量很多，认为通过森林的公路只会占用很少的土地，没必要对此大惊小怪嘛！而保护主义者则会坚持让这条路不要经过森林的中心，他们或许会认为，否则森林的心脏就保不住了。区别在于其中一个更本体论，而另一个更伦理化。对保护主义者而言，开发者似乎有一种根本上的盲目性。但一个人在环境问题上的伦理观念大部分是基于他如何看待实在。（Naess，1972）

从奈斯的论述中，我们再次注意到开发者与森林的联系不同于保护者与森林的联系。在伦理判断上如果能避免科学研究中的唯一性要求，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像科学判断那样对伦理上的价值、文学艺术上的价值以及美学上的价值进行合理的判断。事实上，人类社会也是这样做的。很难找到一个纯粹生活在科学世界而没有美学、艺术修养，没有信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