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职业能力测验工具研究现状

中国职业能力测验工具的研制起步较晚。20世纪初期，职业教育思想开始引入我国。职业能力培养与测验逐渐受到关注，如借用哈佛大学有关注意力、思考力、领导力、协作力、研究性和服务性等维度的能力自测量表来测度学生的职业能力（王志莘，1921）。然而由于战争、动乱和封闭等原因，我国对职业能力测验工具的研究和开发长期处于停止状态。虽然很多学者对数理等学科所要求的能力结构作了很多研究，但是有关职业能力测验研究却很少涉及。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事业单位的人事录用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职业能力测验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在借鉴国外理论与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情的职业能力测验工具的引进和研制受到重视。1988年北京人才评价与考试中心（BEC）参考美国教育与工业测验服务中心的《职业能力安置量表》（CAPS），开发了中国内地第一个成套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工具——《BEC职业能力测验I型》。之后修订并形成了多种成套或特殊的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工具，对机械推理、空间关系、言语推理、数量关系、运算能力、言语运用、字词知识、资料分析、演绎归纳和知觉速度等不同维度进行测验。

1989年2月，由原人事部考录司组织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专家研制的“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简称“行测”）诞生，并于同年用于建设部和轻工部组织的补充公务员考试（王丽娜，郭忠良，车宏生，等，2012）。1995年洪炜和龚耀先受国家人事部人事考试中心委托，编制了《一般行政能力倾向测验》（General Administrative Aptitude Test，GAAT），用于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测验应试者从事国家行政机关工作的潜能，并预测其在行政职业领域内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洪炜，龚耀先，2000）。近年来，我国不少学者对GAAT的信效度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GAAT总体难度为0.538，α系数为0.932。同时内在结构关系上仍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整和修改（陈社育，余嘉元，2002）。随着我国公务员录用“凡进必考”机制的建立以及《公务员法》（2005）的实施，“行测”作为职业能力测验工具的地位不断提高，并步入了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阶段。1992年，国家劳动部作出决定，在湖南、广东、广西、辽宁和吉林等省（自治区）技工学校招生考试中，增加“职业能力测验”科目，并要求其他地区技工学校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安排（老愚，1998）。这对我国职业能力测验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多年来，我国一批学者对职业能力内涵与测验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和研究。姚海兴（1998）基于个人了解自我一般职业能力倾向性，从用人单位人才招聘角度，编制了“职业能力倾向性评定”量表，涉及文字数据处理、人际关系和动手操作三类能力共24个指标。其中文字数据处理能力包括综合、协调、分析、编辑、计算、抄录和比较能力；人际关系能力包括咨询、谈判、指导、管理、娱乐、说服、言语、服务、接收指令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包括调试、精确工作、控制、操纵、运用、照管、进出料和用手操作能力。郑日昌、蔡永红和周益群（1998）强调，能力倾向涉及广泛的学习经验，是在一定遗传素质基础上各种经验累积的结果。能力倾向测验只预测一个人将来在某方面的“可能”成就。老愚（1998）认为，职业能力测验从目的性看，回答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适应所要从事的职业需要；从时效性上看，反映一个人未来适应职业活动的情况；从内容上看，考察个体具有哪种更为稳定的心理特征。王进礼和龚耀先（2004）借鉴国内外能力倾向测验模式，以团体智力测验为基础，编制了《多项能力倾向成套测验》（Multidimensional Aptitude Test，MAT），旨在甄别就业或入伍人员的能力倾向。MAT包括抽象思维、空间能力、注意和速度、动作稳定四个分量表，15项分测验。研究表明，MAT内部一致性信度α=0.80，与韦氏成人智力测验分有0.537～0.667 的相关。张月娟（2002）编制的“中学生学习能力倾向测验（Academic Aptitude Test f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ATMS），包括了三个分量表，七项分测验：语文（填词、填句、阅读)、数学（算术、填数）、图形(平面、立体）。验证表明，AATMS的重测信度为0.68和0.92，α系数为0.64和0.89。毕重增（2003）把能力倾向测验分为学术、工商业和军事三种类型，内容主要集中在言语理解、一般推理、数学运算、知觉速度和准确性、机械推理、文字拼写、文书速度、空间定向和空间表象等方面。张大庆等人（2006）基于三维智力理论所包含的分析、创造性和实践能力，自编了“警察职业能力测验”。该测验由专注/效率、记忆、想象、创造、逻辑推理能力五个维度，12类项目组成。验证结果表明，该结构模型的适应性，五个维度间的独立性和拟合指数均为良好。鲁建敏（2009）认为，职业能力由通用职业能力和职业能力倾向组成，前者包括动作协调、知觉速度、推理、空间想象、数理和言语能力；后者包括计划、组织、决策、统筹、控制、开拓、主动、领导、管理、文字和口头表达能力。孙若兰（2009）探讨了中职学生职业能力中有关职业岗位、专业基础和通用职业能力的测验，提出建立量化的专业技能指标和通用职业能力测验指标体系，包括专业知识、岗位技能、职业素质三个方面的评估标准以及分值比例关系。其中通用职业能力包括：自理与自律、学习与发展、交流与合作、收集与处理信息、管理与完成任务、耐劳与耐挫、应急与应变、批判与创新能力八项基本能力。测验体系采取教师、学生和社会相结合的多元化评价方法，注重测验学生的职业岗位能力。黄朝川（2009）探讨了“高职学生职业能力测验体系”的建立与实施，包括由学校、企业和行业共建测验试题的职业能力达标体系；由行业专家、一线教师、企业人力主管共同组成职业能力测验团队；由笔试、面试、上机操作、机器控制、答辩和情景测验等构成的职业能力测验方式；以及分优秀、达标和未达标三个测验等级的职业能力测验结果。

近年来，我国职业能力与测验工具的研究持续受到学者们的积极探讨。史广政（2010）认为，职业能力本质上是一种表现力，包括工作能力、适应能力和求职能力，以及职业素养、相关实践经验、心理承受能力、交流沟通能力、应变能力、抗挫能力、敬业精神、合作能力、意志品质和健康心理等。李中玲（2010）认为，职业能力包括一般能力、专业能力和人文素质。其中一般能力测验可测量一个人思维、学习和适应环境的能力。专业能力具有特殊性，需要选择专业能力测验工具，如心理运动、机械、创造力、音乐、美术和文书能力测验。人文素质包括心理健康和品格教育测验。闫华飞（2012）认为，职业能力测验依据一定的测验理论，对人的能力和行为确定出一种数量化的值，是运用相应的测验工具对被试者是否具有某种职业能力及其拥有程度的评定活动。他探讨了基于项目反应理论（Item Response Theory，IRT）的职业能力测验，目的是为了达到“人—职业—组织”的最佳匹配，并最终实现个人职业发展和组织绩效水平的共同进步。齐丹（2013）自行设计了高职学生职业能力调查问卷，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他把职业能力分为：专业能力、关键能力和职业品质三个一级指标，下设专业知识、专业技能、通用能力和行业适应能力四个二级指标和27个三级指标。其中专业能力包括专业知识与技能；关键能力包括通用能力和行业适应能力；职业品质包括遵章守纪、爱岗敬业和诚实守信。王珊珊（2013）认为，职业能力测验系统应包括IQ、EQ、事业心、沟通交流、职业技能、配置性、创造力、处理问题、领导能力、创业潜力、职业选择、工作压力、工作态度、职业满意度和人际关系等测验。金惠民，曹伟和郑雪（2013）应用天津市医学考试中心研发的“医学职业能力倾向测验”（Medical Aptitude Test，MAT）进行了测验研究。MAT包括交流理解、判断推理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以及医学常识组成，旨在评估医学专业学生基本的医学职业能力或职业发展潜能。夏学文（2013）提出高职学生“三通一专”职业能力测验的构建，着重培养学生英语应用、计算机操作和应用文写作三项通用能力，以及专业能力的测量和评价。即通用能力重在反映普适性和可持续性，专业能力选取专业核心能力或基本职业能力作为测验内容。杨尧，王宇和汤昕（2013）认为可采取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心理测验法、情境模拟法和实训现场测验等方法，对学生职业能力进行测验，包括动手操作的肌肉协调、高空平衡、手指灵巧、眼与手精确协调等心理运动能力测验；感知与动作的联合能力，空间关系的知觉能力、机械知识的运用推理能力等机械能力测验；发现新情况，创造新事物的创造力测验。

总之，我国职业能力与测验工具的研发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而深入发展，特别是测验理论与方法的运用，职业能力测验工具的科学性、多样性和公正性不断增强。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实证研究少，研究范围狭窄，测验理论和技术单一等需要加以正视和解决的问题。